［原创］一位家乡的过客

　　　　　　　　　一位家乡的过客 　　　　　　　　　1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提起章伯钧，也许并非都知道，但对于经历了1957年反右运动的人们，则人人知晓。半个世纪快过去了，章伯钧家乡的人们还记得章伯钧吗？今年立冬日，我带着这样的问题，踏上了前往章伯钧故乡枞阳县的路途。 　　枞阳县原属于桐城县，是人文汇萃，名人辈出的地方，1949年2月独立成县。章伯钧的老家就在枞阳县后方乡育才村大屋组，离黄镇的老家横埠镇仅十里之遥。我是在后方乡熟人的陪同下，在寒流南下的前一天走进章家老屋的。育才村散落在白荡湖边的一块坡地上，大屋村民组就在这坡地的西侧。我们从乡里向南沿着坡埂上的沙石路走了约二、三里路，就有乡亲上前招呼：“是去看章伯钧的家？就在前头。”我们顺着他的指引，下坡向右拐，穿过一片茅草蔟生的小路，就能看见黄柘、红枫林中杂陈的村舍，村里盖了不少的楼房，章伯钧出生和小时候住过的老屋就挤在村子的中央。这是一幢三进的穿坊瓦屋，除正面墙是小青砖，四周都是土胚墙，最后一进原先是章家祠堂，章伯钧小时候就住在后进的左拐角那间昏暗的老屋里。眼前的老屋按最时兴的名词叫危房，屋沿的小瓦支离破碎，瓦椽和土墙都裸露出来，小院的围墙已坍塌了一角，屋内的梁柱也打了撑子。我想往事如烟，过去这么多年了，乡亲们恐怕对这位故人已没有什么印象了。在我找向导时，就有一位章姓的族人劝我，不要去了，他家也没有人了，房子也拆了。可是到了村子里，乡亲们的热情劲让我感动。章伯钧的族弟兄章光明、章陆立来了，章家的婶子大娘来了。将近中午，我们突然造访，村子里不少人揣着饭碗就围拢上来。他们告诉我，这几年省、市有不少人来过，县里人都跑了好多趟，说这老屋要修，听说预算都做了。一位老大娘则在一旁嘟嘟咙咙：“看，看什么？当大官的，顾不了老，顾不了小，像个过客，大家没沾光，还倒了霉……”“你，神精病啦，走，走！”“过客，家乡的过客？”我还没回过神来，她就被众人撵到一边。这时有人说，那年村里有个人参军到北京，找到章伯钧，他还帮了人家大忙的。那个年代，章姓政治上都受压抑，现在就宽松多了。当我问到他的家人时，有人告诉我，文革后章伯钧的女儿曾回来过。他老屋中进原是章伯钧叔叔的，现属堂兄弟章叔如所有，章叔如曾任乡财政，现已退休住在乡里。他们还告诉我，2000年村里和乡里干部到北京找到章伯钧的儿子章师明，希望他能帮助家乡建所希望小学，章师明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可见乡亲们对自己家乡出的名人，是寄于厚望的。言谈中，乡亲们更羡慕同为家乡名人的黄镇，“村前坡顶那座变电所就是黄镇回来修的，黄镇还帮助修建了黄山初中、浮山中学、马安山水库……”。 　　村里稍微上了点年继的人都知道章伯钧从小就命苦，6岁那年，父亲不幸溺亡，他们弟兄三人由母亲扶养，上祠堂公学，就是村后那所很有年头的育才小学。虽然后来弟兄三人都很有出息，相继出国深造，成了乡里人仰慕的“一门三国”之家，可是他们命运多舛，都不得善终，再也没有回过家乡一趟。 2 　　光阴无情，人间有情，这位家乡的“过客”去世已三十五年，人们又想起了他，因右派而名闻遐迩的章伯钧。恍惚1895年冬日就在昨天，一个新生儿就诞生在这间昏暗的老屋里，婴儿的啼哭声刚歇，今天就到了他诞辰109年，老屋里似乎还留下逝者生命缕缕的炊烟。 　　曾几何时，人们谈虎色变的右派问题，就像人们不敢提章伯钧的名字一样，既使谈到他也讳莫如深。事过境迁，那个年代想也不敢想、讲也不敢讲、做也不敢做的事情，现在如雨后春笋一般，通过网络、书本、杂志等等凡是能让历史生根的媒介破土而出了，如今人们通过对“那个悲剧时代的悲剧人物进行了真实的记述，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实”的解读，又一次走进那段历史。 　　凡是经历了57年反右斗争的人们，都仿佛作过一场恶梦。1957年春，“团结——批评——团结”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确立，如和旭的春光，照得大地暖洋洋。当时各级组织召开各类座谈会，动员大家给党提意见，帮党整风，要大家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谁也想不到“六月天下冰雹——反季”，帮党整风竞然是为了“引蛇出洞”，一批长期跟随、支持党干革命的民主人士转眼间变成了大右派。我上小学时就曾听说过“章罗同盟”这个新名词，虽搞不懂什么意思，总是把它与牛鬼蛇神搅在一起。 　　当我们跟随这类笔触，走进章伯钧，就像我们重读彭德怀在庐山上上的“万言书”，走进彭德怀一样，今天来看这些言论又能算得了什么呢？坦言、真诚，为党，为民。时光流逝毕竟改变了很多东西，就像社会对章伯钧的看法一样，虽然作为右派的代表人物，还保留着右派的“头衔”，但是不实之辞终究要推翻，正如1980年中央统战部对章伯钧夫人说的一样：“当年给章先生划右的材料都不确实，从政治设计院到反对文字改革，都不能成立。而‘轮流坐庄’则是程潜批判右派时说的，也被安到章伯钧先生头上。”这就是历史的悲剧，也是作为职业政治家章伯钧的悲哀，一位共和国的交通部长怎么就不知道“领导就是政治”这个简单的道理？当然自己早已被钦定为右派的魁首他是不可能知道的。他只知道党对民主人士的真诚。他永远不会忘记建国前夕党诚邀各民主党派、爱国志士，齐集北平，共商国是。他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建国后又出任交通部长、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3 　　章伯钧曾长期追随邓演达创建第三党，邓被蒋介石杀害后，他矢志奋斗到底，秉承着邓的精神和建党纲领，成为后来易名农工党的主席。1941年在周恩来的支持和帮助下，章伯钧又联合三党三派，于同年三月秘密成立民盟，同共产党合作，抗拒蒋介石的打击。可是民盟从成立起在当时国统区就没有合法地位，1947年又遭国民党反动派解散，作为民盟的组织者和负责人之一的章伯钧被迫流亡香港，继续进行反蒋爱国民主活动，成为我国现代史上一位著名的民主战士。 　　随着解放军节节胜利，建国在即。1948年底，章伯钧接到中共中央的电召，到北平准备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当时章家从香港回来就住在北京饭店二层一个套间。面对如此高的礼遇，章伯钧心潮激荡。他永远不会忘记毛主席在接见民主党派负责人时说的话：“我们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的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是把党外民主人士当作自己的干部一样看待的。党员和党外民主人士共事，必须很好地合作。有了问题，互相诚恳坦白地商量、研究、解决。在工作中，一定要使党外民主人士有职有权。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党外民主人士的作用。” 　　随着1949年9 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胜利召开、《共同纲领》的通过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章伯钧豪情满怀，劲头十足，虽然身兼数职，但是总是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作为有办报传统的民盟，早在1949年6月16日创办《光明日报》开始，章伯钧就兼任社长，对如何办好民盟的机关报，真是殚思极虑。作为民主党派的负责人，章伯钧认为民主党派要搞政治监督，就要大力发展组织，提高地位，发挥作用。但是他没有处理好参政党与执政党的关系，没有吃透“互相监督”的精神，没有接受梁漱溟的教训，更没有把握住办报的方向，他推崇的民主政治与建国后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是有距离的。他也知道“匈牙利事件”后，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以后社会主义阵营面临的严峻形势，他还是保持着他那“民主战士”的本色，虽然是满腔热情、披肝沥胆，想与共产党携手共度难关，但是却忘记了自己“谏臣”的角色转换，他的命运早就由他的性格决定了。1957年6月8日，当毛主席发出反击右派进攻的号令时，章伯钧竟然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他想不通的是，自己的所做所为都是依据《共同纲领》的共识，自己的言论也都没有超出宪法的范围，为什么一夜之间就成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的代表人物？ 　　虽然后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为“右派分子”摘帽子，“章罗同盟”也成了过眼烟云，历史证实了同为右派的章乃器当时所言：“实践检查真理，时间解决问题”，最终为他们作出了公正的结论，可是，对于在天之灵的章伯钧来说，结论又有什么意义呢？时间不过使他成了一位孤悬世外的过客而已。 4 　　《枞阳县志》对章伯钧的记载还是比较客观的，2500多字的记述中，仅有一句话：“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大量的文字则记录下了这位家乡人立志救国，追求民主，参加革命的整个历程。我们简单罗列一下：新文化运动时期，聘请恽代英、肖楚女任教，共同传播革命真理；留德期间，经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时，出任国民革命军宣传科长、代理政治部副主任；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部队政治部副主任兼第九军党代表；后追随邓演达创建的第三党，提出“倒蒋抗日”的口号；还与黄琪翔、陈铭枢、李济深等以“抗日、倒蒋、联共”为宗旨，发动“福建事变”；1935年，响应中共《八一宣言》，以“抗日、联共、反蒋”作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总方针，开始与中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历程；作为“国民参政员”与中共参政员一道反对汪精卫叛国投敌，一道促进全面抗战与民族解放，并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响应中共“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并一致提出“实行民主，挽救危机”的行动纲领；1945年飞抵延安；解放战争时期，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中国农工民主党”成立后，积极配合中共进行“策反、组织武装斗争”等各种倒蒋反美活动；为迎接解放，1949年2月，又号召农工党以各种方式与国民党作斗争，开展“护厂、护仓、护校”、“保产、保资、保物”“三护三保”活动，为解放军“修桥铺路、筹集粮草、送鞋送伞”“三支”活动，劝工商业者不去香港、劝国民党军政要员不到台湾、劝中上层职员坚守岗位的“三劝”活动。 　　就是这样一位革命者、政治家，在家乡人的眼光里是当了新中国大官的人，为自己一生追求的理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而欣喜，正准备放开手脚大干一番事业的时候，噩运突然降临了，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压垮的民主战士，就这样变成了新中国的罪人，一位家乡人眼中的“过客”。直到1969年5月17日去世，十二年的茫茫岁月，他只能作为一名被开除出局的政治家，除了被批判，写检查，他还能做什么呢？他满腔的热血、激情、理想和抱负都变得一文不值。他不怕被批判，也不怕认错写检讨，他最痛心的就是被时代的离心力甩到了社会的边缘，再也不能为国家、人民和家乡的父老乡亲做点什么。这种痛楚只有章伯钧一个人知道，这种灾难也只有章伯钧一家人去承受。他，做为一个过客，至死也只能这样，孤独地一个人看着时代风云的变幻，看着庭前的花开花落。 5 　　八十八年前，章伯钧离开家乡，赤脚草鞋地走了，就是从村中这杂树林中穿过，走出了这茅草丛生的乡间小路，像一位过客，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我想，少年志高气盛的章伯钧，在展翅高飞时，是不会忘记自己家乡的，就像家乡的父老乡亲们现在还记着他一样。当他在人生旅途中风尘仆仆地走过了许多年，在他被打成右派后，有机会歇下脚来，像一个过客似的看待他自己曾经经历过的历史和事件，他有没有后悔过、懊恼过、反省过？往事对于曾经经历过这些历史和事件的人是不会如烟散去的。如果他身居高位时，安享清福，工作上不积极不主动，政治上不说话不表态，对朋友不推心不置腹，如果……，他也许就打不成右派，我想这就不是章伯钧。章伯钧无论身在何方，身陷何地，他是不会改变他的做人原则的。正如他在教儿女“如何做人”的一段话中所说，“要做一个真正的人，最起码的条件和最终的要求就是表里如一，始终如一。无论生忧患之中，还是处落魄之境，无论自幼至长，还是自长至老，在这个问题上应无一刻的松动。”在他心中，不管什么人，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做这样的人。正是他坚持了他的做人原则，在他进京“赶考”时，没有“考好”，跌下马来。就是在他被打成右派后，依然坚持他的做人原则“表里如一，始终如一”不变。 　　毛主席曾经说过：“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这样。”右派本来就没有什么稀奇，可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把人民跟右派的矛盾定为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这个问题就严重了。挨批，被斗，政治上遭受打击，生活上陷入困境，有的人为此而下放、劳改。记得一张摄于1957年7月8日交通部召开三千人批判章伯钧职工大会的旧照片上，拳头如林，吼声如雷，章伯钧被职工围在中间，他右手遮头，弯腰屈膝，一副有口难辩的狼狈像。章伯钧被打成右派后，虽然生活待遇上得到照顾，但是颜面扫地，人格全无，人生一下子陷入莫奈何的境地。“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章伯钧哪有脸再去见“江东父老”，哪有能力去为家乡出力？ 　　好在章伯钧的儿女们都很争气，秉承了父亲做人的原则，立志为社会做点事。他们兄妹为纪念母亲，捐款成立了李健生教育基金会，奖励章老夫人老家——河北省怀安县的先进教师和优秀学生。
我们离开章家老屋时，正是日上中天，太阳暖洋洋地照在曾生养过这位“过客”的土地上。我们穿过茅草蔟生的小路，来到山坡上，章伯钧儿子、全国人大常委、农工中央副主席章师明帮助援建的育才小学的三层教学大楼就屹立在眼前。我望着阳光下的这幢洁白的教学楼，不知道我探访的这位家乡“过客”，能否在饱受忧患，跨越过坎坷的人生路后，魂归故里，感受一下儿时读书的快乐，享受一下家乡冬日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