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父亲
2020-12-14抒情散文郝健
父亲二十八年的时光,把父亲印在心底的形象越磨越淡,只是那个偶尔出现的笑容,时常清晰地浮现在梦的深处。从那一年开始,每年的清明我们都到深山里,去看望静静睡去的父亲。而后听村里的叔伯一陈不变地说他生前的事,尽管他们说这些事时的神态我都就能背了,
父亲
二十八年的时光,把父亲印在心底的形象越磨越淡,只是那个偶尔出现的笑容,时常清晰地浮现在梦的深处。
从那一年开始,每年的清明我们都到深山里,去看望静静睡去的父亲。而后听村里的叔伯一陈不变地说他生前的事,尽管他们说这些事时的神态我都就能背了,但还是安静地听着。父亲家族,在那个村庄中,算是一个大户,他很小的时候,祖父就把他送给邻村同姓朋友做儿子,于是他过着两边都宠爱的生活。随着年岁的增长,父亲性格中不安份的因子就彻底显露出来,虽说私塾里的书没少读,但还是热衷于推牌九、打麻将,而后又悄悄地跑到更深的山里,参加了游击队。但他参加的游击队其实是一支土匪伍装,专门干鱼肉四邻八乡的事,后来大概是觉得不好玩,他就又回到村里,重新过起狂喝滥赌的生活。
一九四五年春天,原先的土匪兄弟找到他,说国军有一批发往湖北的军火,近日通过本乡。于是,他老人家热血沸腾地跟土匪们参加抢夺行动。你想,几个土匪除去能干抢老百姓鸡鸭的事,还能干什么?结果,统统被活捉,等待处罚——杀头。好在两边的老爹都有些黄金,就四下里打点,给放跑了。于是,一个人沿着山路朝着安庆城的方向走了三天三夜。那会儿安庆城的国军正在抓壮丁,他听有钱人家急于出钱“找壮丁”顶替自家的人,他就主动揣了人家钱,去应了“丁”,跟着队伍到舰艇上当了一名轮机兵。当年冬天,他被选到上海的海军学校学习,一年后重又回到舰上。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时,他以国军上尉轮机长的身份随舰艇一同起义,随后留就在东海舰队,直到一九五六年转业。
文革刚开始时,他被战友拖着做了一段时间的保皇派。但是,架不住我母亲的干涉,就又安静地回到岗位上工作去了。平日里,父亲喜欢喝点酒,还能烧一手好菜,留在人们印象中的更多的是搞笑。但是,在我记忆里,他好象没对我笑过,而是特别喜欢我的小姐姐。而我大姐说,老爷子其实是最喜欢我这个独子,据说我出世时,他在单位发了三天的红蛋。但既使是这样,我还不认为他喜欢我,我总是记得他那张严厉的脸。不过,一九七五年早春那天,学校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在走到人民路专署医院旁边时,我看见父亲远远地朝我走来,在微雨中,他从裤兜里摸出五角钱递了过来,然后似笑非笑地背着手进了对面的医院。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日,父亲因脑溢血去世。那年,他四十九岁。
说实话,我对父亲的印象真的不深了,只是记得几个片段,如大姐下放农村的那天,我看见他一个人在厨房里流泪;又如有天邻居家的大男孩欺负我,他怒气冲天地同那家人大吵……又是一个让人记起往事的清明节,已被时光磨淡了印象的父亲,仿佛只是一个名词,一个已经陌生化的记忆,一个无法说清其更深意义的过去。
二十八年的时光,把父亲印在心底的形象越磨越淡,只是那个偶尔出现的笑容,时常清晰地浮现在梦的深处。
从那一年开始,每年的清明我们都到深山里,去看望静静睡去的父亲。而后听村里的叔伯一陈不变地说他生前的事,尽管他们说这些事时的神态我都就能背了,但还是安静地听着。父亲家族,在那个村庄中,算是一个大户,他很小的时候,祖父就把他送给邻村同姓朋友做儿子,于是他过着两边都宠爱的生活。随着年岁的增长,父亲性格中不安份的因子就彻底显露出来,虽说私塾里的书没少读,但还是热衷于推牌九、打麻将,而后又悄悄地跑到更深的山里,参加了游击队。但他参加的游击队其实是一支土匪伍装,专门干鱼肉四邻八乡的事,后来大概是觉得不好玩,他就又回到村里,重新过起狂喝滥赌的生活。
一九四五年春天,原先的土匪兄弟找到他,说国军有一批发往湖北的军火,近日通过本乡。于是,他老人家热血沸腾地跟土匪们参加抢夺行动。你想,几个土匪除去能干抢老百姓鸡鸭的事,还能干什么?结果,统统被活捉,等待处罚——杀头。好在两边的老爹都有些黄金,就四下里打点,给放跑了。于是,一个人沿着山路朝着安庆城的方向走了三天三夜。那会儿安庆城的国军正在抓壮丁,他听有钱人家急于出钱“找壮丁”顶替自家的人,他就主动揣了人家钱,去应了“丁”,跟着队伍到舰艇上当了一名轮机兵。当年冬天,他被选到上海的海军学校学习,一年后重又回到舰上。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时,他以国军上尉轮机长的身份随舰艇一同起义,随后留就在东海舰队,直到一九五六年转业。
文革刚开始时,他被战友拖着做了一段时间的保皇派。但是,架不住我母亲的干涉,就又安静地回到岗位上工作去了。平日里,父亲喜欢喝点酒,还能烧一手好菜,留在人们印象中的更多的是搞笑。但是,在我记忆里,他好象没对我笑过,而是特别喜欢我的小姐姐。而我大姐说,老爷子其实是最喜欢我这个独子,据说我出世时,他在单位发了三天的红蛋。但既使是这样,我还不认为他喜欢我,我总是记得他那张严厉的脸。不过,一九七五年早春那天,学校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在走到人民路专署医院旁边时,我看见父亲远远地朝我走来,在微雨中,他从裤兜里摸出五角钱递了过来,然后似笑非笑地背着手进了对面的医院。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日,父亲因脑溢血去世。那年,他四十九岁。
说实话,我对父亲的印象真的不深了,只是记得几个片段,如大姐下放农村的那天,我看见他一个人在厨房里流泪;又如有天邻居家的大男孩欺负我,他怒气冲天地同那家人大吵……又是一个让人记起往事的清明节,已被时光磨淡了印象的父亲,仿佛只是一个名词,一个已经陌生化的记忆,一个无法说清其更深意义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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