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进城了

　　台风扭头走了，直奔东海。余威是淅淅沥沥的小雨和时强时弱的风，还有路边倒伏的小蓝车和散落着的鸟窝。


　　我背着装了大饭桶的双肩包，举着伞慢悠悠往单位走，空着的那只手几次想摸口袋里的手机，却又强忍着不动。昨晚上刚批评了孩子，要少看电子产品的，我得以身作则，哪怕他不知道，但是，天知道。更何况，媳妇儿也批评过我走路看手机的毛病，说不安全。我对她是否爱我并不是很确定，但我确定她希望我平平安安，不只是因为，这个家主要靠我赚钱。她脾气不好，但是，心善。


　　我看到那个穿蓝色短袖衬衣的大哥时，刚走出小区西门没几米，还没走到幼儿园门口。他在我后面，大步流星地走着，但路就那么宽，显然我是他很难绕过去的一道坎。不确定是听到脚步声还是喘息声才回头的，我只记得，当时我举了举手中的伞，笑着对他说：“哥们，一起？”他愣了一下，说不用。我再邀请，他进来了。伞不大，不足以遮蔽俩胖子，我往他头顶倾斜了一下。二三十米后，在路口，他往北，我向南。


　　到这座城市后，我不止一次邀人共用一把伞，就像不止一次让座。有时候，是在雨中的公交车站等车的时候，还有一次，是去探望初恋女友。从赤峰路地铁站出来，遇到一个拖着大行李箱在雨中赶路的女生。我不记得她的模样了，但我们就共用一把伞走到了校门口。她在路上问我是否是去看女朋友，我说我希望是。后来，希望落空了，当时那几乎是我来这城市的唯一理由。


　　我人不坏，但也谈不上多善良，习惯性礼让，主要也不是基于公益，而是，报恩。父母从老家来看病的时候，我带他们坐地铁，经常有人主动让座。那时候我告诉自己，别人让一次，你就十倍还回去。只是，有些可以还回去，有些再也还不了，比如去世的父母。结婚的时候，我带着媳妇回去上坟，她对着坟头说，会照顾好我。孩子今天读二年级了，还没回去过，因为疫情，也不全是。


　　我每年都还回趟老家，一般是趁着出差的时候，回去看看亲戚们，人家对我都不错。亲戚们见一次老一次，都六七十了，一年的变化几乎肉眼可见。我自己都四十了，每次看着镜子里那个有着大肚腩的矮胖子，都很难相信，怎么就长成这样。人生中事与愿违的很多，我也曾梦想过出人头地。网购了四盒月饼快递回去，结果在申通快递点四五天后，卖家说没办法了，给你补发？我问补发中秋节前是否能到，她说不保证，我说退款吧。又换了一家买了四盒，这次是圆通，今天显示签收了。


　　这几天，我每天早上都吃一个婶子从老家快递来的月饼，就着用昨天晚上剩下的米饭煮的粥。月饼是她自己做的，花生馅儿的味道跟小时候母亲做的一样。这种月饼，我不知道还可以吃多久。五一回去的时候，大姑给了我三双鞋垫儿，她自己纳的，给我们家大人孩子每人一双。“这是最后一双了。”她笑着说：“老了，以后干不了了。”我笑着安慰她，没跟她说，她过去送我的那些鞋垫，家里人都没用，城里人好像很少垫鞋垫。


　　我读大学是在城里，但是城里是什么样子，我是毕业才知道，因为大学里的厕所，也是蹲坑，没有抽水马桶。我是毕业后到重庆找工作，住在宿舍老六家，才第一次用马桶。我第一次用沐浴露也是在他家，用完了很滑，怎么都洗不干净，最后没办法，我又用香皂洗了一遍。在那个城市，我拿到了人生第一笔工资，能买很多猪头肉。那边的猪头肉不好吃，但比那边的饺子好吃，每天晚饭后，我就去上清寺边上的天桥，听一个流浪汉拉胡琴。多数是白听，难得给他一块钱。


　　在上海，在国外，我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和英语跟别人交流。有时候有人笑我，但通常也没有。这几年登上的讲台越来越大，听众越来越多，但是笑的人反而越发少了，我知道，我的口音并没有多大改善。很多事儿，总是会变的，至少，会变两次吧，就像“看山是山不是山又是山”的那句话里说的一样。


　　小时候，我很爱我的父母，至少，我以为是这样。慢慢长大了，爱的，更爱的人和事儿出现了，他们也就没那么重要。就像我后来经常调侃别人的一样，只要父母没事儿，就当没父母这回事儿。再过些年，就又开始爱父母了，嗯，一般来说等明白过来他们也快死了，或者已经死了。孩子有时候问我，什么是最重要的。我对他说，看情况，你想大便的时候，大便就是最重要的。


　　有时候孩子大便完，我会帮他擦屁股。媳妇儿如果看到了，会批评，觉得该培养他的独立性。她还会批评我拖地拖不干净，个人卫生习惯不好，烧菜不好吃，不爱开车。她好像从来没批评过我赚得少，当然，她说的很多事儿，如果有更多的钱的确也都能解决掉。她对我说，你走出去，穿得体面是对别人的尊重。我觉得，这句话对我不够尊重，我从小受到的教育是，干净整洁就好，但我没说。相对于陌生人的感受，她更不在乎我的感受，如果这么想，会很难过。相对于她自己的感受，她更不在意我的感受，这么想，嗯，会好一些。


　　iPhone13发布了，我想给她买个Pro，1万多。我自己一直用一千多，我不觉得用这个便宜手机是对谁的不尊重。我也不认为，买那么贵的手机有必要。但是，让她开心，我觉得花点钱值得，她这辈子也不容易。虽然她不这么认为，她坚信我每年花16块钱换掉厨房间那块纱窗是浪费钱。“你就不能拆下来洗洗？”她问我。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很多事不是不能，是不想，就像她不想买个很便宜的手机。她自己拆下来洗了，这个家里的很多事，其实也都是她在做。


　　“你不能总是把痰吐在洗手池里，就不能吐在纸上，扔垃圾桶？”她问我。我知道，她说得对，但是，我并不能每次都做到。洗漱的时候，我总是习惯顺口就吐在水池里了，然后冲掉。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在心疼一张餐巾纸，还是什么。就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吃过那么多好吃的，至少是别人认为好吃的，我最爱吃的，竟然就还是自己包的饺子，还有老家汽车总站边上那个摊头的猪头肉。


　　有些事儿没改，但也有很多事儿是改了。如今我每天洗澡、洗衣服，也开始隔三岔五拿抹布擦拭里里外外。跟孩子说起来，我小时候一个星期洗一次澡，他大为惊叹，而他妈妈在边上提醒他：“这事儿别跟同学说，家丑不可外扬！”我哈哈大笑，想说没事儿，但，终归没说。有时候，我不得不承认，城里的这个媳妇，比我，要更了解这边的世界。


　　几年前，我去光大会展中心参展，从地铁站到展馆的路上，看到前面一个姑娘。让我记住好几年的，不是她的背影、身材，而是她的脚。一身套装的她，穿着一双黑色高跟鞋，鞋后跟那里，塞着一团白色卫生纸。看着她努力走得优雅的样子，我想，她或许也跟我一样，是从村里来的。那时候，生活还没磨灭掉我的文青酸气，我竟然还记得大学时读过一本书，名字叫《规训与惩罚》。


　　父母一直是希望我能够进城的，他们没读过那本书，坚信城里有更好的生活。我曾经也相信，并且还相信我能把他们也接到城里来一起幸福，就像我六七岁的时候，还曾拍着胸脯向大姨许诺：“等我结婚时，会开着小汽车来接您。”我结婚时，大姨是搭乘表哥的车来的，她拉着我的手哭着说：“要是你娘还在，该多好？”边上亲戚们劝她，怪她不该说这么，破坏气氛，她讪讪地停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她，我现在甚至不知道她是否还健在。我每年才回去一次，待两天，叔叔家、姑姑家刚好转一圈，舅舅家都很少去，姨家就更排不上了。


　　每天早上，我在啁啾鸟鸣中醒来。小区里的树越长越大，鸟儿也越来越多。我是进了城，才体会到这种幸福的。老家虽然是农村，但村里的树并不多，多是在村外的西岭和东岭。父亲在西岭打过石头，母亲在东岭种过花生。上次回家，叔叔对我说：“西岭的石头，快采完了。”婶子说：“也没什么人去干那活儿了。”也是，现在的年轻人谁还愿出这种苦力，更何况村里还有多少年轻人呢。聊起来，大家彼此骄傲的，都是自家孩子去了哪个大城市，大家相信，或者至少愿意相信，他们在那边过得很好，就像他们说得那样好。


　　“爸爸，妈妈说我考上清华北大，奖励我300万。”读二年级的孩子开心地对我说。“这么多啊，那你可要好好加油。”我笑着摸摸他的头。“爸爸，我去北京，你们也一起去好不好？”他希翼地望着我。我说好，爸爸一直陪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