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与“大车上的电影制片厂”

　 汪洋与“大车上的电影制片厂”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77号，是一片颇具神秘色彩的电影生产厂区，这里曾经令无数电影爱好者同广大影迷们心驰神往，如果在这里问起“汪洋“的名字，这里的人应该都会饱含深情地说“知道哇，汪洋是我们的老厂长啊！”北影人心中忘不了他们的老厂长，尤其一代老北影人，更是对他们敬爱的老厂长念念不忘，“没有汪洋，哪会有北影？没有汪洋，哪会有我们？”作为红色电影事业家的著名导演汪洋，他在电影艺术创作上的丰功伟绩，不但深深地铭刻在北影人的记忆里，即使放在中国电影史上，也非常显著地代表着电影在特定历史时代所能达到的高标。

　　汪洋担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的35年间，北影厂从一个以拍摄纪录片为主的简陋小厂，逐步发展为新中国的电影生产基地之一。在这段时期，汪洋组织创作了《智取华山》、《早春二月》、《林家铺子》、《红旗谱》、《小兵张嘎》、《青春之歌》、《小花》、《暴风骤雨》、《知音》、《骆驼祥子》、《茶馆》等一大批令观众耳熟能详、久久难忘的优秀经典影片，也使北京电影制片厂成为新中国电影事业发展中一块闪亮的金字招牌。这些影响深远的经典影片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集体回忆与时代印迹，它们汇成了新中国电影蓬勃发展时期波澜壮阔的一片汪洋，而当我们回溯到中国电影诞生的源头，会发现原来还有一条蜿蜒曲折、充满艰辛的细流在历史的深藏中静静流淌……后人可能不会想到，革命年代里电影制片厂的前身，竟然诞生在一辆流动的大车上，用汪洋自己的话说，就是他当初创办的是“一辆大车上的电影制片厂”。历史的印迹无法磨灭，更是我们所不应忘却的，从汪洋留下的珍贵回忆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一代红色电影大家光辉的奋斗历程——

　　晋察冀军区电影队

　　汪洋是江苏省镇江市人，生于1916年，他18岁到上海，由李公朴推荐他到当时颇负盛名的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馆做实习生，从此开始接触到电影。19岁时汪洋进入了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学习动画并担任美工。淞沪会战爆发后，他从重庆辗转到延安，加入了艾思奇、柯仲平、刘白羽等人的中国文艺家协会。1937年参加上海救亡演剧队、重庆业余剧人协会。22岁到了延安，进抗日大学学习。***主席曾派刘白羽汪洋等、人陪同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驻华使馆参赞卡尔逊将军深入华北敌后战场巡视。3个月，他们走遍了八路军领导的主要战场，见到了贺龙、聂荣臻等人。当时汪洋用***特批的20多卷胶卷拍摄了大量敌后军民抗日斗争的照片，并遴选出200余幅照片在延安举办了摄影展，对此***亲笔题词“华北还是我们的”。不久，早已欣赏汪洋才干的聂荣臻把他调到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任副社长。

　　早在1938年8月，延安就已经成立了延安电影团。同年10月1日，晋察冀解放区开拍第一部新闻纪录影片《延安与八路军》，影片由袁牧之担任编导，吴印咸任摄影。1939年1月摄制组来到了晋察冀，拍摄了敌后军民战斗生活的一些场面。抗日战争胜利后，晋察冀军区部队进驻在张家口，汪洋同志时任抗敌剧社副社长。抗敌剧社副社是1937年12月11日在河北阜平成立的晋察冀边区文艺团体，它继承了中国工农红军宣传队的优良传统，通过演剧和音乐、舞蹈、美术活动，对部队和人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汪洋将张家口的一座剧场接收了过来，更名为人民剧院并担任经理。当时的人民剧院除演出解放区的话剧、歌剧外，还放映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影片。从这些放映的影片当中，当地军民开始了解电影这种艺术形式，并从中受到许多教育。后来，根据广大军民的需要和战争形势的发展，晋察冀军区决定筹建专门的电影摄制和放映队伍。因汪洋曾在上海做过电影工作，聂荣臻同志责成汪洋前往东北解放区，从东北局从接收的“满映”电影制片设备中调用一部分支援过来组织筹建晋察冀电影厂。

　　1946年初，汪洋同30名干部及警卫人员从张家口出发，专门奔赴东北解放区。汪洋先到达四平，后又转去哈尔滨，经东北局批准到达佳木斯地区的兴山后，与东北电影公司的舒群、袁牧之等协商，得到了一个故事片组和一个新闻摄影队的装备，其中包括大中型摄影机、便携式摄影机、录音机、印片机、洗片机以及灯具、配电箱、电缆等，另有电影拷贝《莱蒙托夫》、《问罪无辜》、《未完成的交响乐》等珍贵的电影资料。经东北电影公司的批准，调音师光本丰（后改名为高敏）、录音师清岛竹彦（后改名为秦彦）等四名日本同志和特技摄影周铸山（后改名为方文）、技术人员柳洪洋等八名中国同志，随汪洋回到晋察冀。

　　1946年6月至8月，汪洋、光本丰、周铸山等同志出生入死，经历了战斗失散等种种难以想象的艰险困难，历经两个月时间终于回到了张家口。不久局势发生变化，我军准备撤离张家口，考虑到在张家口建立电影制片厂已不可能，军区领导与汪洋商议后，正式成立了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电影团。因当时已有延安电影团在先，汪洋建议成立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电影队，此建议得到了政治部副主任蔡树藩同志的批准。蔡树藩主任命汪洋率领所有人员搬运电影摄制、放映设备，并于9月撤离张家口。后汪洋等同志又辗转带着电影设备从宣化经涿鹿，到达了涞源的张各庄。1946年10月15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电影队在河北省涞源县张各庄宣告成立。汪洋担任电影队队长，胡旭任副队长。电影队下设制作股、放映股、总务股，三个股的股长分别为方文、季明、刘均，成员共计27人。这样，一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电影队就初步建立了起来，30岁的汪洋正式成为晋察冀军区电影队队长。

　　成立首个女子电影放映组

　　电影队成立后，按照军区政治部的指示工作，电影队先开展电影影片的放映，并同时在电影队进行电影技术人员培训。战争时期情况复杂多变，驻地经常流动，电影队又由原驻地转移到河北省阜平县草房地，一边整训一边放映电影。艰苦的环境给放映工作造成很大困难。当放映机缺少了零部件，电影队的同志们就采用东拼西凑的办法，想方设法地将一套放映机修补好；至于发电机，绝大多数同志都没有使用过，加之机器陈旧，发动起来几分钟便会自动熄火，但这也没有难倒电影队的同志们，张少林、秦彦、高敏等人在严酷的气候条件下，经过几个昼夜的室外苦战，终于成功修好了一台发电机。有了放映机和发电机，由季明率领的一个放映组终于能够在部队顺利地进行电影放映工作；摄影队则由胡旭、苏河清同志带领，深入部队进行采访，进行战地前线拍摄。电影队的工作就这样平稳地开始运转起来。

　　1947年3月，当电影队搬迁至河北省安国县中阳村，晋察冀军区发出通知，要求所属部队将缴获来的全部电影放映设备集中于电影队，由电影队统一领导管理。有了军区的支持，电影队的放映力量进一步壮大，放映组也由一个发展成三个。电影队的放映组在当时放映过的中外影片有《丹娘》、《克隆斯达海军》、《斯维多洛夫》、《夏伯阳》、《十三勇士》、《虹》、《莱蒙托夫》、《我们来自喀隆斯大特》、《问罪无辜》、《御碑亭》、《潇湘夜雨》等。更有历史纪念意义的是，在1947年11月解放石家庄后，电影队在石家庄组织成立了一个女子放映组，这在人民革命电影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首创。电影队的放映工作，受到了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热烈的欢迎与称赞。为了充分发挥电影的政治宣传优势，电影队决定在拍摄新闻纪录电影素材的同时，建立一个能更好为解放战争服务的流动电影制片厂。

　　大车上的电影制片厂

　　时任电影队队长的汪洋亲自率领秦彦、左山、方文、韩生义、顾荷等人赶赴阜平县，进行录音机等设备的改装工作。他们把电影厂的全部设备安装在了一辆畜力牵引的大车上。困难自然是显而易见的，说是改造工作，实际很多情况下都得需要灵光乍现的“发明创造”。当时的晋察冀画报社给电影队提供了一台法国木制老式“百代”摄影机，电影队的技术人员决定将这台老式摄影机改装成手摇拷贝机，把35毫米的无声片门改制成有声片门。这些工作通常必须依靠精密仪器的测试才能完成，但经过电影队的技术人员集思广益后，大家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竟然改制成功了。多次尝试后，改装后的拷贝机画面感光均匀、层次清晰，音质也较好，完全不影响使用；录音机的改装则更为复杂，其中一个难点在于，录音机头上使用的“毛基线”非常细，它甚至比头发还要细，为防止其损坏，电影队的技术人员就利用留声机的震动片进行改装备用。调整需在清洁环境里进行，并在强光下用显微镜操作。这样特殊的工作要求受环境所限，电影队的同志们也只能在阴暗、落满了灰尘的屋子里用肉眼进行细微调整。但即便如此，留声机的震动片也同样改装成功了！在录音机、拷贝机这两个主要设备改装成功以后，电影队对洗片等设备也较好地加以改制备齐。这样，拷贝机、录音机、包括电瓶、冲电器、三个药槽、备用药、胶片一齐装在了一辆大车上，重量合计仅600公斤，放在一辆车上完全没问题！电影队的全体同志经过一个多月艰苦卓绝的努力工作，终于建起了一个装在大车上的有声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大车上的电影制片厂“也成为解放区电影事业上一个让人惊叹的奇迹，在中国电影史上一直被传为佳话。

　　1948年5月，晋察冀军区与晋冀鲁豫军区合并，成立了华北军区，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电影队改名为华北电影队。这时的电影队已由深泽县东北马进驻到了石家庄南兵营。1949年4月，华北电影队接到军区党委指示，要求在20日全部转至北平。电影队到达北平后不久，按党中央指示分成两部分：原电影制片厂的放映队、修理人员及后勤人员归华北军区，归入新成立的华北军区政治部电影教育工作队；而汪洋则率领摄影、制片等人员和机器设备等专门的电影技术力量转入新成立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并由此开始了新中国社会主义电影事业的征途。

　　红色电影事业家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和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到北平，在香山一个广场上检阅部队。汪洋当时是华北电影队负责人，跟踪拍摄了《毛主席朱总司令莅平阅兵》。华北电影队一边接收旧中国留下的电影厂，一边制作这部纪录片。1949年4月20日，北平电影制片厂正式成立，《毛主席朱总司令莅平阅兵》成了北影的第一部影片。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汪洋光荣地参加了开国大典，北平电影制片厂也正式确定了“北京电影制片厂”这一名称。

　　汪洋大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一开始担任副厂长，厂长由田方同志担任，后来汪洋担任厂长，田方担任副厂长。无论工作怎样调整，两个人都不计较谁是一把手。在北影人眼里，他们工作有分工，关系非常好，良好的合作一直到田方去世。北影人最熟悉汪洋的两句话，一句话是“好吧，就这样了吧！”只要此句一出，无论什么纷争都能化解；另一句话是出了问题时说的”这事我负责，不是我直接管，我也有责任！“这样掷地有声的话语使汪洋身上充满强烈的号召力，也使北影厂成为新中国电影的业界龙头。

　　北影厂在汪洋的领导下，拍摄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彩色故事片《祝福》，第一部合拍片《风筝》（同法国合拍），第一部彩色立体故事片《魔术师的奇遇》……汪洋拍的第一部新闻片《自卫战争新闻第一号》是有声纪录片，后来又拍了“解放石家庄”“土地改革”“七届二中全会”等影像资料。这些影片有动画、有雕塑、有音响、有字幕。其中七届二中全会的资料现在被引用得最多，当时为了拍出最理想的画面效果，汪洋专门找了两个摄影师，门前一个，门后一个，有这样的精心取镜，整个会场内外的情况方得以完美地被拍摄纪录了下来。

　　汪洋在任期间为北影厂培养了一大批电影人才，其中就有闻名遐迩的北影“四大帅”“四大摄影”“四大美工”“四大制片”“四大创作集体”。首当其冲的“四大帅”是指四大名导演，他们是《白毛女》的导演水华，《野猪林》《的导演崔嵬，《红旗谱》的导演凌子风，《南征北战》的导演成荫。汪洋对电影从业人员非常重视，无论名导演、名摄影师等主要创作人员，还是对从事普通工作的漆工、雕工等工种人员，汪洋一概一视同仁，做到人尽其用。在宽松良好的电影创作环境下，北影厂在汪洋主持工作的年代里各个工作间都有几个拔尖人撑得住，云集北影厂的高手们都能有用武之地来尽展所长。一匹年轻人才如刘晓庆、张金玲、李秀明、黄健中等涌现出来。在知人善任的领导艺术上，汪洋出色的才能众目共睹。

　　1959年国庆10周年献礼上，电影片搞了一次成功的献礼片展映月。紧接着在11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专门举办了庆功会。在谈到培养多方面人才时说，周总理拍着汪洋的肩膀说：“中国需要你这样的电影事业家。”周总理特别指出，既要培养艺术家、工程技术人员，也要培养更多的像汪洋同志这样的电影事业家。周总理的话让汪洋记在心里，汪洋本来有机会当官，可他说：“我这个人不想做官，总想干点事业，为艺术家、为党多留下不朽的著作。”还自谓“不是帅才，而是将才”，——汪洋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全心热爱的新中国的电影事业，他是著名的电影导演，更是大家心目中令人敬重的电影事业家。

　　新时期的北影厂名片

　　北影厂的厂标很有特色，这个厂标也是汪洋亲自审定的，其中还有几段小插曲。原来北影厂的第一个厂标叫“中央电影局北京电影制片厂”。建国后汪洋带领代表团去苏联学习时，看到了当时苏联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厂标，那是一个男工人和一个女农庄庄员雕塑，汪洋觉得其造型很特别且非常有感染力，便把厂标雕塑改成了仿苏式的，然后一直用到了“**”前。“**”期间，北影拍摄样板戏用的全是第三个厂标“放光芒”，“**”结束后，这个带“左”味的厂标显然已不适宜再用，于是汪洋在恢复工作后，决定重做一个新厂标。北影厂召集厂内美术人员开座谈会，发动大家设计出了四五十个图案，有天坛，也有天安门、华表等等，最后都放在在了汪洋的办公室等待审定。

　　汪洋认为，“每部影片的第一个镜头都不一样。为了和影片衔接得贴切，片头应该有几个版本。比如灰的、墨绿的、紫红的、海蓝的，都得有。主图案是金色，所以底纹浅颜色就不要了。然后再搞一个纯红的，就是红底。”最后的定稿是由汪洋口述，再由祖绍先具体落实完成的。汪洋定了四点：第一，用天安门，只有北京电影制片厂有资格用天安门。他要求天安门要正面，搞成一个金色浮雕。第二，底纹用大理石背景，比较庄重。第三，‘北京电影制片厂’这几个字肯定得要。第四，按国家有规定，要有汉语拼音。”这四大元素确定后，工作人员拿石膏雕了天安门，涂上金粉后，结果发现金粉不过关，于是请示汪洋说要给天安门贴金，贴金须用金箔。在汪洋的支持下，专门请北京雕塑厂在原来那块楠木上雕了天安门浮雕，又经中国人民银行核准买到黄金金箔，交给雕塑厂贴上。这样一来，几个组件就全部齐备了。汪洋定的这个片头，用了很多年，成了定格在许多观众印象中的北影厂的特色名片。

　　2016年3月27日，由中影集团主办的汪洋诞辰百年纪念活动在北京举行。大家回顾了汪洋同志的生平事迹，深切追忆了汪洋导演伟岸的精神品格，以及他对中国电影事业的杰出贡献。这次纪念活动策划、编辑、出版了汪洋的纪念文集、画册、专题片，设立了专题网页，对汪洋这位在中国电影史上有重要历史地位的电影事业家做了全方面宣传，以此纪念汪洋对新中国电影事业的重要贡献，来缅怀先人、凝聚今人、教育后人。参加会议的电影人纷纷表示，要继承汪洋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坚守精神，弘扬汪洋同志在长期革命工作中所具有的国家意识、文化意识、精品意识、责任意识、革命者情操和艺术家风范，把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一代接一代地传承下去。当追思起自己的父亲，汪洋的女儿汪林立说，“我爸做鱼汤一定是放7颗花椒，多一颗不行，少一颗也不行。他做饭也是有板有眼的。”汪洋的儿子汪冲回忆，晚年探亲的汪洋曾经在跟自己一起相处的3个月时间里，每天雷打不动地看两张电影光盘，汪冲感慨父亲“他骨子里没电影不行，到了这种境界，他融在了电影里面。”

　　一代卓越电影人汪洋的伟岸人生让后人敬仰，他将自己完全投入到了中国电影蓬勃发展的激流当中，不畏险阻地缔造了新中国电影的伟大事业！时至今日，当我们再次怀念汪洋，作为中国电影史上具有光辉印迹的奠基者，汪洋领导北影厂生产的近200部优秀影片，无论在主题思想、艺术审美、教化功能、人才培养等层面都绽放出了独特的电影艺术魅力，在人民群众中间产生了强大的共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电影事业家汪洋身上勇于开拓的时代精神，与北影厂闪闪发光的经典银幕形象一道，会砥砺着中国电影艺术的后晋者们全力以赴，与时俱进，奋勉前行，来创造出更多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电影新篇！（655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