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伴侣

　　 程占功
　　作者按：我们深切缅怀为建立新中国做出贡献的无数革命前辈，原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郭宝珊就是其中一位。现将1983年11月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新观察》杂志发表我采写记述郭宝珊和夫人车先锋战斗生涯的《革命伴侣》放在这里，以表达对革命前辈的怀念之情。 　　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来到陕西省军区干部休养所，访问了郭宝珊少将的夫人车先锋同志。古稀之年的车老慈眉善目，亲切和蔼。她身着军装，精神矍铄，热情接待了我。 　　许多人知道，郭宝珊是由绿林好汉成长为红军指挥员和人民解放军少将。他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成长，离不开党的关怀和教育，更离不开革命队伍的温暖。车先锋同郭宝珊的结合，便是生动的体现。我请车老谈谈当年的情景。老人一边给我倒茶，一边用浓重的陕北口音讲述了年轻时的一段往事。 　　 郭宝珊是河北省大名县人，小时候家境贫寒。1909年，他六岁那年春天，全家逃荒到山西要饭，又辗转来到陕西省黄龙山的薛家峁安家务农。郭宝珊逐渐长大，成了一个好庄稼把式。然而，那个世道，贪官污吏遍地，土匪强盗横行，老百姓被糟害得无法生活。年轻憨直、血气方刚的郭宝珊熬不下去，便同几个要好的穷哥们抱成一团，劫富济贫，以黄龙山为根据地，逐步发展力量，成为绿林好汉。山东等地逃荒的穷汉子纷纷慕名而来，郭宝珊手下很快就发展成六、七百人的队伍。这支队伍立了几条不成文的规距：一不抢穷人的东西；二不拉女人；三不结交青红帮。他们向老百姓买东西要多付钱，比如价值30元钱的一只羊，他们要付60元。因此，老百姓都拥护他们。他们袭击蒋介石军队的运输队，不断获得精良武器。不仅拥有机枪、**、手榴弹，而且每人都配有**，大多数还有盒子枪。蒋介石军队对他们恨之入骨，必欲剿灭而后快。郭宝珊带领的穷苦弟兄，都是患难之交，齐心协力，机智勇敢地回击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围剿，因而威震黄龙山一带。郭宝珊也沾染了一些不良习气，如嗜好抽大烟。那时陕北有了红军，他们知道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不同红军为难。党和红军的领导刘志丹等同志对这支自发的农民武装十分关心，派黄罗斌等共产党员多次深入到郭的部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说服争取工作。经过一年多的接触，1934年冬季，郭宝珊终于率领部下从黄龙山来到陇东南梁，投奔了刘志丹的陕北红军。不久，他戒掉了大烟，又经过学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部队被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郭宝珊担任义勇军司令员，任郎华担任政治部主任，起政治委员作用。 　　 1935年初春的一天，刘志丹把郭宝珊叫到自己屋里，对他说：“你31岁了，应该成个家才是。”郭宝珊性情直爽，叹口气说，“我们差不多天天打仗，娶下老婆往哪放？若哪一天我被敌人打死了，还连累了人家姑娘。我不找。” 　　 刘志丹笑着说：“我给你找个有工作的对象，不会叫你操心。”郭宝珊低头无语，半晌说道，“刘总指挥，是不是你对我不放心，要派个女干部来监视我？”刘志丹说，“你是个好同志，为什么要监视你呢？只是你应该把革命队伍看成自己的家。你年龄大了，婚姻问题总该解决呀！”郭宝珊见总指挥态度诚恳，情真意切，很受感动，表示愿意成家。 　　 车先锋的家乡在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的李家岔，经常听到亲戚谢子长同志讲革命道理。她母亲是米脂人，也很拥护革命。母亲会做一手好饭。当时红军的不少负责人，如谢子长（中共中央北方局西北军委特派员）、崔田夫（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白茜（陕甘边特委妇联主任）等，常来她家吃派饭。她们母女除了积极做军鞋，送军粮，搞支前外，还热心为红军看护伤病员，给赤卫队和地方政府传递情报和信件。后来车先锋被选为妇女代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1月，陕甘边特委在安定县北一区的冯家梢墕举办全县妇女骨干训练班，车先锋参加了这个训练班。当时，中共陕甘边特委就驻在冯家梢墕附近的梁家寺。有一天，刘志丹来了，要陕甘边特委秘书长郭洪涛和白茜同志在妇女骨干训练班里物色一个政治条件好、思想觉悟高、有工作能力的未婚女同志，给义勇军司令员郭宝珊介绍对象。 　　 这天中午，白茜来找车先锋，把她叫进了一个窑洞，开口就问她：“你今年多大啦？” 　　小车觉得奇怪，白茜经常到她家去，怎么不知道她的岁数呢？她回答说：“这你知道呀，24岁啦。” 　　“是哇，年龄不小了。”白茜笑着说，“也该成亲啦。” 　　“我不想成亲。”小车说，“我现在要好好学习，做好工作，等学些本领，有点贡献后再考虑。” 　　“成亲后，不会妨碍你的学习和工作。”白茜拉起小车的手说，“我代表组织给你介绍个对象。” 　　“谁？”小车脱口问道。 　　“他是刘志丹的部下，西北抗日义勇军司令员郭宝珊。”白茜说罢又简略地介绍了郭宝珊的身世。 　　“现在不是提倡自由恋爱吗？婚姻自主，为什么组织还要包办呢？” 　　一句话，逗得白茜大笑起来。她收住笑说：“这不叫包办，是为了工作。” 　　“谁都知道，郭宝珊是个‘山大王’，又是外地人，我不跟他。”小车噘着嘴说。 　　白茜又劝说了一顿。可是怎么劝说也没有用。小车只是一口咬住“不同意”三个字，白茜见谈不拢，便告辞了。 　　过了两天，郭洪涛来找车先锋，问道：“白茜跟你谈过了吧？” 　　“谈什么？”她一听又是为了那个事，心里很不高兴。 　　“刘总指挥要我们给郭宝珊同志介绍对象，让郭宝珊在革命队伍里安家；郭宝珊起义过来，很不容易，我们应该关心他帮助他。”郭洪涛说，“这是组织交给你的任务，你应该高高兴兴地去做好工作。” 　　“我是党员，革命需要我去牺牲生命，我都情愿。但婚姻问题，我一定要自主，自己找志同道合的理想爱人，决不要组织包办。” 　　郭洪涛说：“这不叫包办，我们先介绍，你们双方满意才结婚。再说这是党交给你的任务，帮助郭宝珊同志安家……” 　　车先锋想不通，当时气得哭了起来，又没谈拢。 　　1935年5月，陕甘红军和义勇军在前敌总指挥刘志丹指挥下，用了3天时间，在清涧与瓦窑堡之间的杨家园子、吴家寨、马家坪全歼敌高桂滋84师的两个营和一个连，取得了重大胜利。本文作者采访高维嵩将军（原青海省军区政委、中共九大中央委员）时，他说：“在这次战斗中，郭宝珊率领义勇军，坚决执行刘志丹的命令，冲锋陷阵，身先士卒，架云梯，攻碉堡，表现得很出色。”战斗结束后，陕甘红军和义勇军都来到玉家湾整休部队。那时妇女训练班已结业，车先锋到陕甘红军医院报到。随即，郭洪涛便到医院找小车，问：“你考虑好了吧？”这时，她虽然不愿意，但以革命事业为重，说道，“我服从组织的决定。”郭洪涛笑着说，“别忘了，你的任务是要帮助郭宝珊同志在革命队伍里安家呀！” 　　“忘不了。”小车忍着泪说。在车先锋的想象中，郭宝珊这个“山大王”，样子一定剽悍可怕。她甚至担心：“郭宝珊会不会拿**对我发脾气呢？” 　　谁知和她的预料完全相反，车先锋同志笑着回忆说：“在组织的安排下，我和郭宝珊在红军医院的一孔窑洞里见面了。映入我眼帘的郭宝珊却是一副忠厚善良的相貌。他语言很少，举止腼腆得就像姑娘一样。等到屋里只剩下我们两人时，他含羞地问我，‘我是个外来的，年龄比你大得多，还抢过人。你，你不嫌我吗？’他说着，低下了头。我没想到，他能说这些贴心话，心里一热，感到他是诚实的，并不可怕。我安慰他，‘你出身贫苦，为了生计才出入绿林。你没娶亲，革命让我们走到一起来了，咱们应该互相体贴，互相关心哇！’ 　　“他抬起头说：‘我东闯西荡，今天遇上了你，你既不嫌弃我，成亲后就跟我一起走吧，免得有人看不起我这个没文化的农民。’ 　　“我的任务是要他在革命队伍安家，他却要我‘搬家’。我说：‘你东闯西荡，好不容易才跟共产党、红军走上正路，怎么就不想干了？你没看见，受苦人除了跟共产党、红军闹革命，哪里还有活路？咱们红军大都是农民出身，谁还能嫌谁呢？连总指挥刘志丹同志、党和红军的干部都看得起你，信任你，让你担任西北抗日义勇军司令员的重任。共产党对你这么器重，你要走，能对得起谁？有些同志跟你开几句玩笑，你是个男子汉，也不该生分啊！’ 　　“郭宝珊低头沉思，他说，‘我知道组织上关心我，爱护我。你的话合情入理，我爱听，只是你情愿做我的妻子吗？恐怕你要受委屈了。’ 　　“他这几句疼人的话，说得我心里暖烘烘的。我说，‘我们都是受苦人，往后多体谅，多照料就是了。’几天以后，我同郭宝珊结了婚。领导同志和许多红军战士来参加了我们朴素而热烈的婚礼。 　　“新婚3天后，郭宝珊带领部队上了前线。不久，中共陕甘边特委调我到延长县担任妇联主任。我俩相隔很远，各自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 　　“1935年9月，红25军到达陕北，与红26、27军会师后，不久，在劳山打了一个大胜仗。劳山战役后，党内出现了左倾冒险主义，在红26、27军实行所谓肃反。他们把刘志丹、习仲勋、刘景范以及郭宝珊等大批红军干部逮捕入狱，在瓦窑堡对他们实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10月19日，***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很快听到当地游击队长张明科的报告，知道刘志丹等同志被捕的消息。毛主席立即下令：‘停止捕人’，‘刀下留人’，并派王首道、贾拓夫、刘向三代表党中央去瓦窑堡接管了保卫局，释放了刘志丹等同志。毛主席，周副主席一到瓦窑堡就接见了他们，郭宝珊也在其中。被捕的同志对毛主席、周副主席说，‘党中央再晚来一个月，我们就见不上了。’毛主席、周副主席亲切地安慰大家，‘你们受委屈了。’并对制造冤案的有关人员作了严肃处理。 　　“1936年1月，白茜给我来信，说已经决定调我回瓦窑堡工作。到瓦窑堡后，白茜热情地接待我，指着我对迎接我们的红军女战士说，‘这就是郭团长（郭宝珊被捕前已调任红一团团长）的爱人车先锋同志。’旋即对我讲了郭宝珊等同志被捕和获释的经过。开始，我大吃一惊，后来听到危险已解除，心情才轻松了。 　　“不多时，郭宝珊的警卫员带我去见他。进了窑洞，只见郭宝珊正光着脚坐在炕上补袜子。一见我，郭宝珊立即跳下炕，招呼我坐下，然后问道，‘我坐监，你知道吗？’我说，‘听白茜说了。’他说，‘我们都没做坏事，被他们平白无故地乱扣些罪名抓了起来。要不是毛主席和中央红军来的早，我们已同刘总指挥一起被他们活埋了。’我说，‘你受苦了。’又摸着他身上破烂的衣服问，“衣服怎么烂成了这样？”他说，‘现在红军生活都很苦，我是受苦人出身，吃这点苦算不了什么。只是我想不通，我参加红军，却差点被自己队伍的同志要了命。我打算解甲归田，洗手不干了。’我安慰他，‘刘总指挥和你们无辜受冤，我们听了都很难受。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虽然自己队伍里有些人胡抓瞎整好人，但他们的错误已经受到中央的严肃处理。在革命队伍里，好人终究是不会受委屈的。革命队伍本身是好的，参加革命也是对的。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你没听说中央红军也是历尽千辛万苦，经过25000里长征才到咱们这儿的吗？党中央到了咱们这里，咱们有奔头了，你可千万别对不起挽救自己的中央红军哇！你安心休息，等工作分配了，好好往前干吧！’ 　　“听完我的话，郭宝珊流下了眼泪。他说，‘你虽然比我年轻，懂得革命道理却比我多。我懂得你的心意，今后我一定往前奔，好好干。你也不要太为我操心了，还要好好保重自己。我是你的丈夫，可是我很少为你操心……。’ 　　“我给他补了衣服，又用仅有的一块银元买了一双新鞋和一双新袜子给他穿上。我们在一起住了几天，随后，上级分配我到安塞县担任妇联主任。临行前，我对郭宝珊说，‘你工作分配了，就给我来信吧！’ 　　“不久，他给我来信说，组织上决定他继续担任红军团长的职务。随后，他带领部队转战在神木一带。一晃又是两年，我们没有见面。1937年初春，上级把我调回延安。回到延安的第一天，我见到了在边区妇联工作的白茜，她告诉我：‘郭团长已从神木回到了盘龙，中央要他和一些同志上抗大。’第二天，我到了盘龙，我们见面后，郭宝珊十分高兴。他风趣地说：‘我这个握枪杆子的手，现在要学着握笔杆子了！’ 　　“我也很高兴，说，‘抗大是学习的好地方，这下你可有福气啦！’我们在盘龙住了3天。随后，我回到延安工作。不久，郭宝珊到延安上了抗大，我们经常见面。有时还一道去看望刘志丹夫人同桂荣同志。刘大嫂总是包饺子、剁乔面，招待我们。1938年春天，郭宝珊在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甘泉县任保安大队长，我也被调到甘泉县任妇联主任。从此，我们再也没有离开过。同年10月，我生了一个女孩，郭宝珊十分疼她，经常抱起小孩亲，还情不自禁地说，‘革命让我郭宝珊成了家，还有了这么好的小宝贝，我咋不高兴哇！’ 　　“我同郭宝珊在党的关怀下，从结为革命伴侣，到1970年他因病逝世，在一起生活了35年，一直和睦相处，互相尊重。需要俩人商量的事情，我们都是心平气和地交谈解决，从没有强词夺理，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心地善良，正直忠厚，关心战士，爱护群众，扶贫怜弱，永不忘本。我亲眼见到，他拿自己的钱和东西帮助有困难的同志，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解放战争时期，郭宝珊任西北野战军4军12师师长，参加了解放扶眉、兰州等战役。兰州解放后，他担任兰州卫戍区司令员。当年黄龙山等地的穷苦农民纷纷前来找他。他总是想方设法帮助他们。当时还实行供给制，为了帮助农民弟兄解决困难，他把孩子的生活费拿出来接济他们，我们只得节衣缩食地过日子。 　　“全国解放后，郭宝珊先后担任铁道兵20师师长、西北5省公安司令部副司令员，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为少将军衔，行政8级。尽管他的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生活上却依然保持艰苦朴素的传统。他把时间和精力都用于革命事业，从不追求金钱、地位和物质享受，可是由于他尽力帮助战士和群众解决困难，每月工资总是等不到下月就用光，有时没有了，就预领下月工资。 　　“许多黄龙山的穷苦弟兄当年都称郭宝珊为大哥，解放后见了他仍然这样叫。郭宝珊很高兴。他对子女要求很严，不准搞特殊，常对子女讲革命传统，讲自己参加革命的体会，嘱咐他们不要辜负前辈的期望。” 　　最后，车先锋深情地说：“郭宝珊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多年了，我也老了，回忆自己同郭宝珊在一起生活几十年的漫长岁月，我的心情是难以平静的。回想当初我不愿意和她结婚，结婚以后却不愿离开他，如今我是多么深切地怀念他呵！如果他还没有被人忘却的话，我以为他对革命、对人民忠心耿耿，永不忘本，这些方面是值得学习的。”
　　 原载《新观察》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