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礼

手机响了，显示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想了一想我还是接了电话，电话中响起一个有些陌生的声音，“我是xx”，我顿了一下，脑海中浮现出一个身影，这是我一个同学。“我儿子后天结婚，请你参加”。 　　放下电话，我想了一想，我们上学时关系一般，偶然在一起下过棋、打过扑克，毕业后没有直接联系，只是罕有的一两次同学小规模聚会遇到过，他和一位和我走得近的同学关系很好，电话号肯定是从我那要好同学处要的。 　　去还是不去，去了拿多钱，在我的内心中衡量一下。不去不合适，去吧！我决定拿的钱数，是本地随礼的底线。不过，因为挣得少，就算是这点钱，也让我这样普通工薪层有些肉疼。国庆节女儿回来，一家三口乐呵呵的吃了一次烤肉没有花这么多。 　　婚礼当天，遇到了几个同学，都是二三十年未见，有些亲热之感，曾经年青靓丽的几位女同学，已变成了臃肿的大妈，难觅当年的影子。身临此境时，不知为什么觉得准备的钱少，拿不出手，好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样，有些亏心，递红包的时候，感到有些忐忑。 　　五十岁以后，同学能来往得极少了，有联系的，都是上学时特别要好的同学；单位被买断后，原单位的同事更是断了联系，各奔东西。偶然接到的电话，不是父母过世，就是儿女婚事。我不太喜欢此类场合，确实是好朋友也罢了，会不请自到，多会带着妻子一同前往。对那些关系平平，且没有什么联系的人，从心里不愿去充那个场面。 　　仔细想一想，也可以理解，不期而遇的婚礼邀请，大多是来自于有儿子的家庭，娶媳妇，在东北是大事，人少了显得没有面子，当父母的都希望多些人，捧个人场。 　　当然，也不乏有些年青人比较现实，就为多收些钱，记得原单位老板女秘书刚来公司不久就结婚了，她基本上把单位职能部门的人都告了一遍。几位老同事碍不过情面，人没去，但都拿了钱，谁知秘书上班后，别说糖没包一包，且见面连句话感谢话也没说，弄了几个老同事连生气带伤心。 　　本地红白喜事办事随礼的习惯一直存在，为主流，少数也有乔迁办酒席、办满月酒的。没有人规定每种场合得随多钱，但是却有一种不言而喻的潜规则，钱是一定要给的，不论什么场合，主人都会在桌上放着一堆空的红包，等来宾装钱。 　　白事仪式已变得非常简单，来到殡仪馆，整个流程下来，不超过10分钟，接着就会到酒店，摆上几桌席，人们大多默默无语，更不好开怀畅饮，只是简单的吃几口，就道别离去了。 　　婚礼仪式感却很强，专为举办婚礼的酒店应运而生。婚礼礼堂装饰得富丽堂皇、婚礼场面恢弘，婚庆公司会绞尽脑汁，想出各种创意，博人眼球。婚礼仪式占去了婚礼的大多数时间，习俗上，12点前客人要离席，所以，仪式结束后，酒席纯粹变成了形式，开席不久就会有人离席，一个小时左右，人就走空了。 　　这一点和南方不同，经常到广州出差，广州同事告诉我，他们婚礼简单，订好了饭店，下班后，同事们相约而去。这一点从广州的“利是”上也能看得出来，我的原单位属于广东企业，总经理是广东人，每次春节都会给员工发“利是”，所谓的红包，只是红包里只有10元钱，广东人看重的是喜气，图的是个吉利，钱只是个象征。东北就不同了，过节时老人给孩子红包，几百元是拿不出手的。 　　一个同事的妻子是江苏人泰州人，她家乡办喜事，也收礼，但是只收亲属的礼，同事和朋友的红包只是象征性收一下，走的时候会还回去，同时还要在包里面加一点钱。 　　从年青时起，我就抵触随礼，我们几位大学同学曾约定，结婚时互相不随份子钱。第一位同学宣布要结婚了，余下的我们几个商量来、商量去，还是去随礼了，不过这位同学很坚决，说，即然事先说好不互相随随礼，就要遵守约定，头开好了，随后同学的婚礼顺理成章的将随礼这道程序免了。 　　再次拒绝份子钱，是孩子上大学。一位男同学的女儿考上同济大学，请大家吃饭，十几位同学到场后，窃窃私语，商议拿多少钱，我的意思还是别拿了，好在，有人拿出钱后，男同学拒收了，从此，开了个好头。女儿考上中山大学，算是说得过去，我请了十来个同学吃饭，大家依然做出拿钱的姿态，我坚决的拒绝了。女儿考上大学，是高兴的事，让大家来是为我高兴，如果收钱，真就失去了意义。之后，又有一个男同学的女儿考上了复旦大学，吃饭时，再没有同事提随钱的事了。 　　我曾在一个几百人的小单位曾当过一把手，工资不高，单位带点小职务的也有近三十人，只要干部家里有红白事、有病人，我都不得不花点钱，虽花得不多，每次二三百元，但是架不住人多。即便如此，当家人过世时，我没有通知单位的任何人，更没有收任何人的礼。 　　只是，我的抗争和抵触只能到此而止，女儿一直没成家，而大部分同学、同事的孩子都成家了；我的父母都健在，大多数同学及同事都有父母过世，我也只能入乡随俗，心有不甘的一份份随着份子钱。 　　即便如此，还是希望，随礼不要以钱数来衡量，因为每个人的经济状况不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简单一些，不要攀比，讲排场、要面子。如果大家都持一个平常心，朋友之间，同事之间才会变得更加轻松，社会风气才能变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