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文学艺术与蛋蛋

　　文学艺术与蛋蛋 　　近时间有些朋友谈到当下艺术，不论是文学小说绘画，包括电影等等，到底有没有出路。私底下问我，我说没有多大出路。之所以这样说，主要原因还是基于对中国文化乃至政治极其精深的思辨和观察。它几乎成了一种悠久凝固的道统，一种反复的力量，一种统治社会的工具和方法，而不是真正的人性和艺术的创造。 　　首先艺术创造这个事物，它需要一个很基本的前提，就是自由，或者说有一片自由的空气和氛围。五四时期鲁迅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做过一篇演讲叫《未有天才之前》，这篇内容主要反驳了当时文艺界批判社会没有天才的问题。然而天才需要土壤，所以鲁迅先生就特意强调土壤。至少先有好的土壤，好花才可能从泥土里生发出来，作为愉悦鉴赏的看头。问题是鲁迅先生只强调土壤，或者说只呼吁更宽阔更厚实的土壤产生存在，才有天才的希望。但是他没有更加细致地分析这个土壤到底有多宽，有多厚，有多久，能不能永远存在，他没有这样做。当然民国那一代人虽然身处乱世，生死麻烦蹇窘，学术思想却不可谓不自由，艺术不可谓不发展，或者说很有一些蓬勃的气象出来。恰是鲁迅先生抱怨土壤不够，反而显示那个时代又有一些真正的土壤，或者有一些土壤的空气。正因为有了土壤的空气，鲁迅先生又特意跳出来谈到培植土壤的问题，才显得那个时代的文学艺术似乎有那么一点光。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特点。 　　那么五四过后，或者说民国那一代人相继沦没之后，中国这片土地上还有没有土壤。或者说民国一代土壤的空气，到底还存不存在，有没有延续。答案是基本上没有了。没有的原因，不单是本朝没有，就是古往今来很多朝很多代，都不太有。 　　中国这个民族但凡末世或者趋近于乱世，进入乱世，思想文化，包括艺术就非常活跃。活跃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当朝的制度腐朽没落，世道人心，包括思想学术，几乎昏暗接近于死的棺材板，眼看天下要完了，接下来各个方面要来重启重开，这时一些有志之士愤然觉醒，一起同心发力，自然活跃。另外一方面恰是制度腐朽没落，人心昏昧，乱象动荡不停，四方弊病多处发难，整个朝廷控制约束不了，人心思乱命运起伏跌荡，自然就活跃。但是这种活跃，不代表有绝对的创造，它只有初具的规模，重开的气象。恰是这种气象，就有一点自由的空气，文学艺术的土壤了。 　　然而好景不长，一旦朝廷初建，天下稳定下来，这种空气土壤又渐渐没有了。 　　为什么说没有了呢？因为中国千百年来它有一种很深的政治文化道统。这种道统确定它只能稳定，不能创造，只能守规矩守现成，不能过分地自由主张，思想活跃。 　　中国千百年来的社会，最依赖的是读书人，最需要钳制的也是读书人。古人叫“士”，当代知识平民化，几乎个个都是读书人。那么当代就不叫士，大约叫知识分子，或者叫知识文化精英。至于当下有没有真正的知识文化精英，一时也很难说。关于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划得模糊不清，也不容易分辨，按照我一个朋友笼统的说法，就叫“头脑开过光的人”。一个人一旦头脑开过光，就会比较独立地思考问题，看清一些深刻的形势了。用古人的话叫“有识之士”，这是打个比方。意思是说他们具有一定的眼光，高明的见解。比如我本人写这篇文章，如果大家读完觉得有一定的眼光和道理，那么我也勉强算一个有识之士。如果我的看法既浅薄又狭隘，大家看了白看，我自己就是一个糊涂蛋。 　　前面说到天下有识之士，或者说有了一些头脑开光的人，这么一些人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呢。难道真如宋朝张载所说，“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吗？对不起，肯定不是这样。但凡乱世，人心凋敝，尸骨头颅漫山遍野惨不忍睹，就很有一些人想天下太平，致力于学术思想，包括艺术革新创造，想着开太平。一旦天下太平了，所谓的有识之士又在哪里？以我之见，要么就漂泊江湖不合世俗，撒手无事不管，要么就在体制内鸟鸟苍苍，追名逐利，尸位素餐，甚至喝花酒逛窑子，无所事事，又无所不为。难道这么些人里面，就没有一些清白之人。即使清白，也难有作为，这是由一种政治文化体制决定的。按道理来说，天下太平了，物质丰富，人心闲了，精神空虚了，是真正能够创造时代艺术的时刻。但是这种创造不容易做出来。 　　记得前几天又有一个朋友打电话跟我聊天，他说中国的文化体制不行，催生不了真正的文学艺术和思想。尤其是类似于当下的作协美协等等各种机构，像这样的文化体制，腐败污流丛生，几乎遗害千年。我说不是本朝文化制度不行，而是历朝历代皆是如此。他问为什么？我说他欠缺一点真正的历史文化眼光，所以看不清看不透。 　　江苏画家吴冠中先生生前强烈地批判过中国当下的美协以及画院制度，而且多次呼吁解散它们。但是吴先生用毛泽东《纪念白求恩》的话说，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吴先生应该很是一个艺术家，也很有艺术追求牺牲的精神，但是他未必很懂政治文化。或者说吴先生本人其实是懂的，但是他也公开批判呼吁。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更见吴先生的人格和精神了。何止美协书协，包括作协，不知道有多少人跳出来呼吁反对，要求解散自由。比如有个写诗的伊沙，他曾经就很呼吁批判，解散作协，近些年或许也老了吧，听见声音也少了。虽然类似于作协美协书协这些地方，除了藏污纳垢，腐败暗箱丛生，有点沦为下流。但是要解散，不管怎么呼吁，几乎不可能。当然这样体骂有些文人，我自己觉得有点抱歉脸红。但是还是让我说下去吧。如果有人反对，也可以跳出来骂骂。这样说来，我本人脸红有假，脸皮厚倒是真的。嗯嗯，脸皮真厚！ 　　不管是谁呼吁，谁跳出来反对，中国当下的美协作协书协，包括其它许多相类似的文化研究机构，这种文化制度不可能解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养士”。 　　记得宋朝苏东坡写过一篇《论养士》，他的见解非常高。这篇文章提到春秋战国时期四公子养士养门客。到了秦朝，秦始皇最初想逐客，但是遇见李斯是读书人，反对制止了。到了“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堕名城，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向之食于四公子、吕不韦之徒者，皆安归哉！”从上面可以看出天下得了定了，李斯这厮有点反复无常，立了法，认为士无用，后来又不养士了，使得许多有识之士天下无归，结果就生动乱。 　　灭了秦，立了汉。 　　“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皆以客养之，不失职也。”从上面又可以看出，自汉以后，天下就有了比较成形的制度和规模来养士了。而且士一养，即使政治上比秦残暴，也不一定生动乱。 　　尤其是这些有识之士一养，天下不怕。可见天下最怕的人就是有识之士。但是有识之士不能尽杀，杀了举国无人，只能养。 　　到了隋唐建立科举制度以来，“取其多者以论之”，这样就更加养士了。一方面国家可以采用天下公开的制度和形式招揽人才，另外一方面可以名正言顺地养士。这也是好事情。但是中国的科举制度发挥最好的时候，主要是唐宋两代。到了明朝又不行了。 　　为了钳制天下思想，明朝的科举制度范式更严，一方面强调八股束缚人心，另外一方面就是文字狱。意思就是明朝的科举制度招揽你也养你，但是你不安份就要杀你。明朝中后期党锢党争严重，比如“东林党”事件，就是不安份的讲学读书人卷进政治里，结果杀死一大片。现在苏州姑苏城七里山塘老街那一带河岸边，还建有纪念他们的祠堂。从碑文上看，他们似乎是正直的，那就死了不少有识之士。 　　宋朝欧阳修论党锢党争之祸，还说“党争之祸自古有之”，但是宋朝没看见多大祸殃，明朝就处处有之，死了不少人。可见到了明朝，即使士养了，也不好对待。如果生于那朝那世，是个所谓的有识之士，就更加麻烦。如果我本人生在那个时代，没准写这样的文章就有可能下到牢里吃馊饭，鞭子木梭一顿打，搞得血肉模糊。但是本朝不会这样，这说明时代进步了，言论更加自由，社会更加开明正大。另外到了明朝中后期，有个很突出的思想家李贽，他是真正的有识之士，也不安份，结果死得很惨。至于怎么个惨法，就不具体说了，总之惨不忍睹。 　　接下来到了清朝，清朝初期它是异族入侵，汉人不服，民族矛盾很大，政府主要采用高压杀戮政策，根本没有所谓的养士之说。不但不养，杀的就是有识之士，就是读书人。比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首先杀读书人，接着杀却无数平民。据说当时所杀的人，大约是南京大屠杀三倍，残忍暴烈至极。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学史》里谈到清朝初期杀人，当时浙江大儒以及读书人多，抄家下狱杀却的人无数，几乎要殆尽汉民族的文化根基和土壤。 　　到了康熙一代，天下局势完全平定了，为了弥和民族矛盾，开始采用怀柔政策。康熙本人除了非常英明，帝王之术也非常高。他自身汉文化修养很高，不但立名儒，张科举，招揽汉人，还制导天下学术的方向规模，刻意养士。比如清朝考据之学兴起，包括后来乾隆修理《四库全书》，工程浩瀚巨大，陷进去许多有知识有文化有思想的人。一方面谈文化上有功绩，另一面牢笼人心，蓄意养士。但是清朝养士，一方面招揽笼络他们，另一方面又暗地里防备，逐渐控制牢笼。这就是清朝的文化制度特点。 　　到了本朝，知识平民化了，没有非常特殊的文化阶级，也就是说没有真正的“士”这个概念了。士农工商，早已是过去的历史和陈迹了。虽然没有“士”，但是每一朝每一代，都有头脑开光的人。有了这一群人，天下就会掺合不稳定的因素。然而这一群人，不论是文学艺术，还是思想政治，他们本来可以发挥创造。但是这么一群人，天下还是要豢养，一旦养了之后，就很难有作为了。用吴冠中先生曾经引用一个画院院长的话，意思是说，“中国画院养了一群人不下蛋。”当然全部不下蛋也是不可能。比如体制内的周国平以及余秋雨下的蛋还可以。说到周的文，思辨清晰义理好，也有时代发现精神，不足之处就是文采过于窈淡。但是他真的成分多，算是个真下蛋的人。至于余的文，虽然承绪民国一代人谈文化的精神，梳理文化意识，他是清晰地确立了文化散文的地位，扩充了它的内涵，这是他的功劳。但是余先生也是空心高远，下的蛋像空气中的气球，意识上一种形态，几乎不触地，流弊太大。加之又有人批判犬儒意识，大体意思应该是对的。这就是体制内相对主要的代表。总之还是有蛋。不比画院全然无蛋，显得混蛋一群。 　　另外根据目前天下的形势来看，本朝养士主要有三方面导向。一方面是政府自己体制内扩充庞大，将一些比较高端的读书人吸引进去钳制豢养，另一方面就是类似于作协美协书协这些半官方机构容纳不少人，大体豢养。还有一方面就是中国大量的学者以及所谓的文化研究结构，据说这方面的人，多达三十万之多。这是何其庞大的养士机构啊，几乎就是养黑蚂蚁了。据目前的形势看来，天下这个养士，养得又凌乱又庞杂，感慨甚多，感觉不太好。但是会一直养下去。 　　当然这篇内容本来要谈文学艺术有没有希望的问题，扯得有点远。之所以这样，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文化艺术离不开政治，而且政治一旦稳定之后，就是思想的牢笼和钳制。所以谈独立谈自由，谈所谓的创造，涣然就没有什么空气和土壤了。用木心先生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一句话说，“中国经济有一定的希望，文学艺术没希望！”语气斩钉截铁，要是我来说，我也斩钉截铁。如果我与木心先生生活在相近的环境，有所接触，没准两个人耍得来。总之文学艺术往往沦为一种具体宣传的工具，政治上歌功颂德的方法以及藏污纳垢之地，自然就没有出路和希望，离土壤有点远。 　　最后从历史的经验上谈一点文化空气，谈一个朝代处于它的世道最深最广大的弊病。比如宋朝重文轻武，亡于武备。明朝党争之祸极烈，清朝培养奴性最深。到了本朝就是伪风盛行，文学艺术上更是如此，几乎渲染成风成气，这一点需要深刻警醒。免得太快地凋敝世道人心，也完全堕落一个时代的艺术心灵。当然一个人为了所谓的思想自由，艺术创造，不能幻想生于乱世。如果这样的话，人生也就太离乱太痛苦了，也很不健康。但是生在和平年代，思想不自由是痛苦些，物质也还好。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闲下心来，在自己家里下自己的蛋，自己下了自己赏。至于如何诓世，如何媚世，又如何欺世，那就千万不要来。毕竟人还是要清高一点好一点。当然处于和平年代，并不是说千百年来一点真正的思想艺术成就都没有，那是不可能的。至于处于这样的世道，到底又有怎样的方法，它也有传统的道路和方法所遵循。关于这样的道路，又是另一个话题了。总之人要下真蛋，真下蛋，免得夜半三更屋外有风心中有鬼，自我叩问灵魂的时候，觉得蛋痛。那就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