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定与安放

　　我试图以父亲言之的人生笑话问题为切入，通过植入规定和安放等概念，像接触到的关于某个经典文本的哲学导读那样，来解读与生命有关的困惑。 　　对于这种困惑，父亲的说法是，想想人这一辈子就是一个笑话。他这样说的时候正在县医院病房中，光线透过窗子照进来，窗子半开着，空气内外流动，经由羸弱的肺，支撑起父亲一段生命的倒计时。在那段时间里，屋子里的一切都以父亲为中心，以他的病为中心，那些医用器具、生活用品连同家人的言谈举止，无一不服从于生命救治为显性目的来自医疗系统的某种规定性，希望借助这些，给予生命的末端以妥帖安放。 　　在某种隐形规定性的权威统治之下，结局显而易见，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真正起死回生，有的只是暂时维持。对于一种无法达成目标的行动，其背后的逻辑被表述为知天命尽人事走步骤。这种逻辑是缺乏理性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似乎不这样，不经历这个过程，对所有的人都无法交待，似乎经历了这个过程，人才能够得以相对心安，以治得了病治不了命的命定说来彼此宽慰。 　　对于这种命定，父亲大体是信的，也曾援引祖父去济南查病和请人算命的经历来叙述人对于冥冥命定的认同接受。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命定更像是一种人力无法改变的规定性。或许基于此，或许还有其他，父亲将人这一辈子认定为是一个笑话。 　　俗语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相信这个时候，父亲说的话是真实可信的，在即将到来的死亡面前，他已经没有什么可顾虑的了。我相信，睡梦中，他已经一次次经历了死亡的到来，那种恐惧写在脸上，表现为脸色发白。我无法透过他的脸色和眼神来判定死亡在他的心里留下多么深的印痕。对此，他自己无法言说，或者说，这种言说没有任何意义。死亡已是他当下面临的无法避免的必然，言说与否已经不重要了，更何况，这一生，多数时候关于自己他极少言说，似乎在回避什么，或是借此来维护作为父亲和男人的神秘性。 　　在我看来，这种维护缘于父亲心中关于父亲和男人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像一种无形的规则，给予他的行为以约束和指引，比如面对儿子时的沉默寡言，比如劳作时候的勇猛果敢，比如为了达成某种目的的委曲求全、不惜匍匐。这种规定性是经验的，务实的，是可以传承的。 　　所谓经验的，是说在父亲成为男人和父亲之前，这种规定性已经存在了，并且通过亲人或是其他人经由生命生活活生生地呈现出来，给予验证。 　　关于这种规定性，很大程度上来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如说，作为父亲，他从自己的父亲身上习得了这种规定性，可是他无法准确言说规定性的具体内容，而只能以片断回忆的方式模糊重现附着在这些规定性上的以祖父为主角的生活场景，中间以脑子好使、脾气大作为断语。这些断语构成了祖父作为父亲和男人的尊严和权威的一部分，让父亲既引以为豪，又心向往之。在我看来，父亲终其一生，遵循并表现了缘于祖父的规定性。 　　既然如此，那么关于笑话的论断又从何说起呢？是否是因为想当然前提之下的欲而不得？比如想多活两年。听母亲说，父亲得病之后表现得很坚强，当然了，母亲说不出坚强这个词来，也不知道意志为何物，她观察到的是父亲每天坚持活动，记着哪个时间段吃什么药，等等。这些行为的后面是父亲强烈的求生欲望，他希望以自己强烈的意志力和微薄财力支撑下的药力来对抗死神的迅速到来，用他自己的话说，哪怕活两年也行。结果，这种愿望落空了。 　　作为达成愿望的步骤之一，父亲盼着春节过后疫情形势好转去济南做化疗，结果家人再没人主动提起这件事，他向母亲表达了这种失望。母亲则以疫情为由给予劝解。这其中的逻辑是，疫情严重，去济南的路被封了，去不了，即使去了济南，如果有发烧症状，也得被隔离起来，连家里人也见不着面。在家人的轮番轰炸下，父亲无奈接受了这个事实，并把这个事实背后的规定性指向国家，意即国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自己一个普通老百姓能怎么办？偶尔，他也会絮叨自己已经不烧了，并且以每次量体温的记录为证。 　　现在想来，发生疫情这件事从国家规定性的高度给家人解了围，让家里人有充分的理由来劝阻父亲坚持去做化疗。对于这种国家规定性，父亲隐约知道，路径依然是终其一生的经验。这种经验的角色定位是农民。 　　1948年，父亲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生母去世后，襁褓中的父亲被送给另外一个农民家庭。终其一生，父亲是农民，接受了来自国家的关于农民的规定性。在读书时候，原本有可以脱离农民的可能性，一方面受头疼影响，另一方面出于养家考虑，辍学回家。祖父没多说，问他想好了？他说想好了。下地吧。简单地对话之后，一个农民产生了，在与农民有关的所有规定性的规定下，他做了一个农民能够做的事，包括于来自祖父的作为父亲和男人的规定性传承。 　　作为国家规定性的受者，父亲尽了农民的义务，他的操作空间和操作事项由最初的田间劳作、缴纳公粮、上河工等等，发展到去砖窑厂打工、去外地挣钱，成了农民和农民工的集合体。中间一段时间，他还承包了别人的蜂窝煤机器，当了一阵儿所谓的买卖人，只可惜，没有雇一个工人，无非一家人忙活。那段时间，他和顾客打交道，和供煤的贩子打交道，也和催税的公家人打交道，领受了多重角度多个层面的规定性。在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一方面体现了农民骨子里的淳朴和狭隘，也在某种层面上体现了变通圆滑的狡黠。 　　作为农民，父亲是以国家社会规定性的受者身份出现的，在这个过程中间，他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只能领受，并借此达成一种基于农民的安放。这种规定性是如此强大，像浩瀚的海洋，在它面前，父亲是如此渺小，渺小到可以忽略不计，让人无法联想到大写的人。 　　作为父亲和男人，在家庭亲情层面，父亲终于实现了以规定者的身份出现，并以此为豪。如果没有这场病，这种自豪会得以圆满终结。现在，病痛以及于死亡的恐惧成为新的规定者，将父亲重新规定。在这种规定面前，原来诸般规定下的领受者所形成的生命综合体轰然倒塌，父亲变得陌生，狂躁，他像是一位还没有做好准备的角斗士，被猛然踢进笼子，面对对手的撕咬和击打。这种时候，他原本坚强的意志和强壮的身体似乎很快败下阵来，他意识到，对手就埋伏在自己内里，看不见，摸不着，却无时不以实际的疼痛和连续的恐惧袭击他，这种时候，他怀念之前的一切，最大程度的劳累和屈辱都算不了什么，都不会把他打败，可是现在，面对这种新的规定性，他无计可施，无处可逃。 　　最终，父亲在强大的规定性面前败下阵来，归于土地。作为农民，土地是他曾经的财产，作为人，土地成为他的最终归宿。按照佛学的观点，父亲曾经来过，还会来，但愿他再来的时候，能够少些迷惘，多点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