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名有姓

有 名 有 姓
一九五二年的“腊八节”，晚饭是玉米面馓饭。饭后不一会儿，母亲生下了我。屋里急得热火朝天，屋外却是北风吹，雪花飘，滴水成冰的数九寒天。
此前，母亲已生过六个孩子，三男三女。三女，就是我的三个姐姐，都活着。三个男的却都夭折了。这时生下了我这个“宝贝”时，在一家人的心中，简直是天上掉下来了个星星。祖母摸了一把土炕，嫌不热。就赶紧跪在炕眼门上用力烧。这一烧就“过火”了，母亲产后“压心”的汤还没端上碗呢，太祖母听着炕上的“宝贝”哭声不对劲儿，一把抱起来时，我的左腿，从大腿外侧一路直下的皮肉，就被鲜血淋漓地剥在火热的土炕上了。
我的灾难开始的时候，母亲的灾难接着开始了。别的女人生孩子坐月子都是30天，叫“坐月”。我的母亲生下我，整整坐了三个月。我就在母亲泪水暖热的怀抱里理所当然地躺着，我大声，母亲小声的哭了三个月。三个月后，我腿上的伤口，才慢慢地“搭上了皮”。
聪明伶俐的大姨母，来看望母亲。看了看病泱泱瘦得皮包骨头的我，像一把“干麻糖”。问：“给娃的名字安下了没？”母亲说还没有哩。大姨母脱口而出：“我给娃安，叫‘定龙’吧”。随即找来一根铁钉子要来三尺红头绳，将钉子钉进炕旮旯里。红头绳的一头绑在我的左脚腕上，一头绑在铁钉上。同时口中念念有词：“龙年，生下的娃是属龙的，定在你家炕上，娃就没灾没难没毛病了。定龙，定龙，娃，就定是你家的娃”……从此，我的名字就叫：“定龙”。
1962年10月，在新疆某劳改农场被刑满释放的父亲回来了。第二年春季开学，父亲手托着我走进了学校的大门。我虚龄已经十二，学年是从秋季开学算起的，春季不招生。在父亲同学的情面上，学校破格收下了我。半年后，我与其他同学一样，升到了二级年。
二年级开始写大楷，父亲卖来一张白纸裁成十六开，用母亲的针线给我装订了一个大楷本子。上面写上“大楷本”，下面用小字写上我的名字：“王定龍”。
我不喜欢“定龍”，便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龍”咋这么难写呢？笔画多得数不清，弄得我常常写错。写着写着就来了气，写着写着就开始讨厌“龍”。以后渐渐地明白“龍”是“龙”后，心里微微有了点轻松。写名字时，浑身似乎也简化了许多，但心里老是不喜欢“龙”字。
1970年报考高中时，我就改名了，却没有改过来。原因是初中学校上报的名单上还是原名。所以从小学到高中，同学都知道我的名叫“王定龙”。高中毕业回乡参加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贫下中农们喊我时都不带姓：“定龙子，定龙子”的叫。这时还在“**”中，父亲每天是生产队的“另类”——“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劳改犯”。最后上升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等等。我，当然是“另类”的儿子。劳动中，时时处处都是另一类人。抬不起头说不起话。加上生命成长中的病，饥饿，终于成长成一个孤僻，内向，自卑，不合群的性格。热闹的场合不需要我，久而久之，我也怕去热闹的场合。这样，别人看我不顺眼，我看那些人更不顺眼。但是，别人看我不顺眼有的是办法，我看别人不顺眼却只是不顺眼。在“改革开放”前的生产队干部们眼里，我是仅次于“地富反坏”的一种人。在繁重的体力劳动的压榨下，在贫下中农无情的“再教育”中，我时时怀抱着郁闷地心情。半夜三更的失眠中，我恨过这个老天爷，生我于世是它把眼瞎了。也同时恨我这个名字：“定龙”，同辈人中，那些名叫“猪娃子”，“狗娃子”，“粪蛋蛋”的人，都一个个跳出了农门。当干部，当工人，当教师的等等都人模人样了。唯我这个“龙”，还被“定”在人世上，被人牲口一样地使唤着。
当年的母亲和大姨母给我取名“定龙”，是祈求平安健康地活成一个人，她们绝对不会想到世上还有“望子成龙”那么大的事情的。坎坎坷坷活下来的我，却活得如此窝囊不中用，没出息透了。真的，对我这个“龙”，我恨。甚至越来越觉得，有点憎恶的感觉。
1975年，我被生产队长发配到远离亲人的“苗河水库”当民工拉土。去连队报到时，我写上了：“王振玉”。半年后有个小学的同学，一天与我闲聊时说：我给你改一下名字吧，“玉”改成“宇”你看咋样？旁边有人附和着说：好。我想了想，觉得也可以。就随口答应说“好，好”。响亮些，看能不能叫出点“出息”来。
从此，我就叫“王振宇”了。
我们都是凡人，俗人。生下孩子都是搜肠刮肚地想寻找个词儿，给娃取个好听的名儿。求得顺口顺时顺境，求得平安，吉庆，祥和，聪慧，健健康康长大成人。旧社会医疗条件落后，生存环境差，生几个娃，多半不成活。于是就有说法是娃的名字“越丑越好”，“越难听，阴间收人的鬼才越不爱，娃就无灾无难了。”所以村庄里啥难看，啥难听，就给娃安啥名儿，这都是人们的一个美好的愿望。
取名，其实是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文人就不说了，那些“武人”的名字都十分地讲究。有名，还有“字”。比如《三国演义》中，张飞，就是姓张名飞，字翼德。赵云,就是姓赵，名云，字子龙，等等。这是题外话，这里，咱不讨论这些。
文学作品中的人名，都是创作文学的作者给“安”上去的。读文学作品多了，许多作者的名字，就好像深入到我的血液里了。比如：星火，燎原，流沙河，白杨，矛盾，冰心，绿原，老乡，贾平凹……这些人的名字，渐渐都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里。让我常常仰望着，神往着。近几十年来在一些文事活动中，有老师在我们一起座谈时也都认为一个好作家，用一个好的笔名也很重要。比如2001年9月的“北京诗会”上，刚参加完“第二届鲁迅文学奖”颁奖会回来的一位老师，讲话中对本次获奖的一个名叫“鬼子”的作家很不以为然。他说:“日本鬼子差点亡了我中华民族，我们中国有那么多的文字，你偏要取名‘鬼子’？假如将来，你真的像鲁迅先生一样成名成家了，我们要‘纪念鬼子先生……什么什么的’这话怎么讲呢？作品再好，还得讲点人的综合素质。”这话，好像很有道理。
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后期，农村农民的生活还来不及富裕起来。这时候我已人到中年，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窘迫的生活逼得我一阵阵走投无路。在一个无眠的夜半，我忽然想到了“卖字”。春种秋收冬藏后，便是农人的“幸福天”。牛粪柴草煨热的土炕上，除过睡觉便是围炉，或者在向阳的墙跟晒太阳“挖坑”，“掀牛九”，谝闲传。
小镇商店里有一种“倒林纸”，一张二角，厚厚的，4张做一副配联中堂。集市上一副一般能卖3元，好时卖5元，不好时2元也卖。这样，就能赚几块钱了。因为春节过后几天就开学了。开学，三个学生的学费书钱还没有着落呢，麦苗已等着追施化肥。接着是春耕下种的化肥农药种子塑料薄膜，这还不算七八口人生活的油盐酱醋医药费用等等……冬三个月，我能像别人一样地闲坐着吗？
写中堂时，落款必须署名。我就模仿古人写上“南山野人”，“南山老人”，“南山耕夫”，“南山人”等等。我承认自己的字很糟糕，都是照猫画虎由心乱造。好处是我所去的都是乡间集市，懂字的人毕竟很少。我知道，真正懂的人，我的摊子前不会来，也不会来看看的。“人到万难须放胆”，我不这样干，再没有活路啊。
这种写字卖字的日子，我混过近十年光景。
1977年，我开始发表诗作，用的名字是王振宇。比如《兰州晚报》上的《小路》，《山乡野调》以及《飞天》上的《镰刀》等等。艰难的日子，就像我半生的命运。看着报刊杂志上变成了铅字的作品，仅仅只是心热了那么一会儿。一会儿后，心就凉了。严酷的现实生活比铁还硬，写诗好，却不顶饭吃。艰难中推着一家人的苦日子，日子上深深地印着我时时地痛苦身影，印着我生活的斑斑血和泪。在一个人默默地走着人生满是伤疤的长路时，就不住地想着满心地辛酸与伤疤的疼。有时候似乎越想，夜，越深了。越想，路，越长了。
“振宇啊振宇”，你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一天十几个小时，泥里土里汗水里泡着。难肠的日子，推得实在有点难心，常常是愁肠百结，焦头烂额的……还“振宇”呢？现在，连你自己都“振”得不像人样儿了……
不久后，我投给《飞天》的稿子上，署名“南山牛”。没想到这个名字首先得到了我的老师，李老乡的肯定与称赞。 2001年4月16日，第一次“甘肃诗会”上，兰州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常文昌先生讲话中提到，他“关注南山牛已经好多年了，诗写得朴实无华”。会后，李老乡也很是夸了我一番。他还给人说：“南山牛名字起得不错，很有诗意”。
私下里还说了他“老乡”之名的原委：他原名李学艺，河南人，入伍当兵时，由于个头小，貌不出众。有个领导笑说：“长得像个老乡一样”。这，或许伤了他的心。从此，诗人便将“老乡”采用为自己的笔名了。也从此几十年，中国文坛上多了个优秀的诗人“老乡”，却鲜有人知道李学艺。
城里的高人们，称相貌不恭衣衫不整的农民是 “老乡”，这是人所共知的。赵本山当年在舞台上表演的好多形象都是农民“老乡”，也即我们。那都来自于真实的生活，来自于真实的农民形象。近年来，本山似乎有点“黑”了。于是，便有人急急忙忙跟着“黑”他。我倒是觉得，这世态真是炎凉得很了。就事论事吧国人们！央视春晚是十几亿人年年除夕仰望的焦点。赵某人如果真的在“歪曲”“丑化”中国农民，岂能连续十几年于央视春晚上旗帜样红红地飘扬？
“南山牛”，叫了30年了。好多人也曾经问过我，怎么取的这个名字时，我只是回答他：人里面没有我啊。
是的，人里边没有我。
那时候我常常觉得:自己实实在在不如牲口。牲口，天明下地劳动前，我得先给它们拌草加料，然后我才给自己点火煮茶。下午，我先给牲口卸下绳套。它们就再啥事都不管了，只操心哪儿的草长，草嫩好吃。而我还得看看那里耕的不到位，地角角上还得挖几下。那儿还磨得不平，需要刨一刨。下雨天，它们站累了就睡，睡醒了就吃。我得戴上草帽给它们割草去，或者背土给它们垫圈去。被生活碰得头破血流鼻青眼肿时，我会喊疼，它们不会喊疼。一把青草，就可哄得它们欢天喜地了。我，会喊“疼”，能顶啥用？
活着，活着。现在终于活成一个标准的农家老汉了。
十几年前读贾平凹，他说人老了，“别人说我好话，我感谢人家，必要自问我是不是有他说的那样好？遇人轻我，肯定是我无可重处。若有诽谤和诋毁，全然是自己未成正果。”“平凹”由“平娃”而来，1952年生。俗言：“鸡叫一声生三人，各有八字命不同。”千真万确，我们同岁，他二月我腊月。“八字命”却是天上地下。说的是文学成就除外，平凹的人早已修成正果了，咱还在慢慢地“修”着呢。
如今与一个两岁的小孙子说说笑笑“打打骂骂”，一天的日子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带着孙子出门走走，有熟人说“天伦之乐啊”，我也陪着哈哈：“乐啊”！欣逢盛世，这么个千载难逢的好时代里，天天是油汤油水的好日子，让我怎能不乐呢？即使背后有些“诽谤和诋毁”，都正常得很。“谁人背后无人说，那个人前不说人。”能扭转乾坤改天换地的伟人们，都有人背后指手画脚，甚至诽谤呢，咱算老几 ？早年听人自称“老朽”觉得奇怪，有点不可理解。现在，自己终于老朽了。
“农民诗人南山牛”，农民，成就了“诗人”，“诗人”，从来不敢耽误农民的职业，如今可谓 “名利双收”。至于别的什么“生活问题”，想来想去，温饱就好。“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兼得了，对一个命薄之辈，不一定是件好事情。
还有两天，就是立冬节气。我说：我生命的春天，才刚刚到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