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高考

　　今天是2019牟6月7日，农家历的端午节。今天的不平凡是因为它是2019年高考的第一天。早上出门，发现二中考点旁边的街道都拉线禁止车辆通行了。高考牵动着千家万户，百万学子的神经，也不由得让我想起了我那年的高考。 　　我敢说，凡参加过高考、进过考场的人，那种五味杂陈的情感都是刻骨铭心的。不管是旗开得胜，金榜题名，或是苍惶败北，名落孙山，这段经历，都是终生难忘的！ 　　进考场前，及乎都是战战兢兢，忧虑焦灼，彷徨无奈，忽尔自信、忽尔气馁。及至进了考场，坐了位子，等着开考铃声时，一个个呼吸急促，心跳如鼓，有种等待宣判，生死一线的茫然。铃声一响，全都不约而同，颤抖的手，及乎是同时，刷地一声，翻开试卷。然后，迫不及待，一目十行，将试卷浏览一遍。这时刻，精神高度紧张，好像世界上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当发现不会的多，答题困难时，刹时冷汗直冒，两眼发花，心颤手摇，几不能自持。若是发现基本都会，能得理想的分数时，不免沾沾自喜，扬眉吐气，志得满盈。 　　我是1963年参加高考的。 　　我们那年高考，承受着1962年高考严峻形势的巨大压力，一种悲观的情绪黑云压城一般笼罩着我校师生。 　　1962年，全国报考的高中生44万人。那年，各类大学共招收了10.7万人。比率为百分之二十四。这是建国十多年以来比率最低的一年。许多高中真的被剃了光头，我县仅有的一所高中，二百多名考生，竟然全部名落孙山，连个二类大学都没考上。这一事件，对全校师生的信心打击很大，在心上留下了很重的阴影。 　　到了1963年这一届，虽然学校老师们想努力打个翻身仗，但是，很多同学一提起高考都直摇头。 　　在高考之前，一些同学就离校了。一些同学，虽未离校，却已放放弃了学习。有的为了那个毕业证，迫于老师和家长的压力，表面上遵守学校规定，还在教室里坐着，但认真看书的没有几个。尤其是自习课，交头接耳者有之，看小说者有之，还有的女同学，把小镜子放在课桌斗里，趴着脑袋照镜子。我们那一届的同学，多是1944年前后出生的人。那年，都十九岁、二十岁了。女同学们，都长成了婀娜多姿的妙龄女郎了。高考无望的人，自然萌生了当新娘的愿望。 　　不仅许多女同学毫无斗志了，许多男同学，也在心理上接受了回乡务农的现实。 　　1963年，处于三年自然灾害后，农业生产逐步得到了恢复，农民有了自己的自留地，饥饿的瘟疫得到了扼止，农民的日子有了改善，多余的农产品还可以在黑市上卖个高价。相比之下，城市仍是定量供给，仍然吃不饱，特别是低工资的一般干部，每月工资只有三十多元。那时有所谓“一只鸡”工资，“两瓶酒”干部的戏称。社会上则流传着：“二级工，三级工，不如老汉一沟葱”。农村生活比城市好的客观现实，使许多家在农村同学也乐于回乡务农。那时，有人就编了个顺口溜：“咱不白费劲儿，不劳那个神儿，毕业把家归，白面烙馍蘸蒜汁，装个矿石收音机儿，安安生生过咱的小日子儿！” 　　我们班上，就有一个女同学，叫慕阿倩。她结业之前，还没拿到毕业证就结婚。一次偶然的机会，她掏手巾带出来一个避孕套，脸红了，才说她已经结婚了。我们班上还有个男同学叫马大枣，他也在毕业前结婚了。他不怕羞，他的新娘子，还大大方方到学校来找过他。 　　那年代，同学们都住的是大通铺。晚上熄灯睡觉后，有的同学就闹哄哄地要让马大枣交待新婚之夜如何跟新娘子干事。 　　迫于压力，马大枣吞吞吐吐地说：“头一夜……都害羞……” 　　大家又哄着问“第二夜，第二夜呢？老实交待！” 　　马大枣狡猾地说：“第二夜嘛……嘿嘿，你们想吧！” 　　后来，在同学们不依不扰下，马大枣也只得吐露一点尖端材料。如此，惹得许多同学睡不安稳。第二天，不少男同学抽空偷偷去洗裤衩。 　　毕业前结婚者毕竟是少数，而暗中谈恋爱的就很多了。 　　我们班上男同学和女同学，毕业后结婚的，就有李明启和左玉兰。由于毕业后就失去联系了，还有其他成双成对的就不知道了。我们那一届，六个班，二百多同学，其他班也还有修成正果的。我妹妹女儿的公公柴玉节和婆婆高云，就是我们这一届三六班的同班同学。 　　尽管大多数同学都知难而退，放弃了努力。但是，还是有愿燃烧全部青春热血，拼命一搏者。 　　我就是其中之一。 　　不成功，便成仁！我以我血荐轩辕！ 　　努力备考者中，为留有余地，他们多数是暗中用劲，低调行事。而我却是唱足了高调。 　　我在班上公开宣称：我李炳君今年一定考上，我决不复读考第二次。 　　我如此高调，近于狂放。我的誓言在那一片失败情绪笼罩中，自然是标新立异了。我的大言不惭，在班上乃至在全校自然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不少老师，也有不少同学夸我有志气，崇拜我。班主任赵玉堂把打“剃光头”翻身仗的希望寄托在了我身上。 　　但是，我也听到了不少冷嘲热讽的调侃。 　　当时，学校的口号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所谓一颗红心，往大里说是建社社会主义的红心，往现实里说就是努力复习功课。所谓两种准备，那意思是很清楚的。我的宣言，显然不合要求。我的同班好友包玉修怕我走火入魔，劝我不必过于挚。我笑着告诉他，我所以这样，也是取项羽破釜沉舟和韩信背水借一的意思。我给他说，我的内心深处是很软弱的，我也不时想打退堂鼓。我这样做是把自已逼到绝路上，在饥饿和疲倦的困难面前，再不要犹豫徬徨。 　　我的想法感动了包玉修，他不仅表示理解我的口出狂言，而且，还表示要和我并肩战斗，争取要一战折桂。 　　从此，我的确是义无反顾、争分夺秒地投入备考之中。临近高考之前，学校组织了一次模拟考试。考试后学校把高三的同学集中在操场上，宣布各科成绩。历史一科，二百多人，只有六人及格，而且都没超过70分。宣布了六名及格的同学之后，老师宣布：李炳君100分。 　　我一下子在全校出了名。 　　那时，我家在县城，我走读回家吃饭。中午放学时，有一群同学，可能还有高一高二的同学，为好奇心和敬佩心驱使，聚积在校门口，要看看我是啥样子。 　　七月中旬，（具体在哪一天记不起来了，可能是7月15号）全国统一高考来临。由于我们县没有考点，全体同学乘敞篷斗子汽车到漯河考点参考。 　　考场庄严肃穆，周围有解放军持枪警戒。 　　记得第一场是作文。题目有两个，任选其一。一个是：“唱国际歌时想起的”。一个是“记五一劳动节”。记得同桌考生是我班的女生何秀珍。 　　那年高考，考了两天半。最后一场结束后，自由活动。 　　我走出考场时，见到我们的班主任赵玉堂老师。赵老师亲切地对我说，要请我去吃饭。在路上，赵老师说，到大学以后要如何如何……我说，赵老师，你现在怎么知道我能考上大学？赵老师说，考试这几天,我一直在观察你每次出考场时的神态，你每次出来都是平静的，没有很高兴，也没有悲哀丧气，我断定你每科发的都应该是正常的。你如果发挥正常、就应该没有问题。 　　高考结束后，我的身体几乎崩溃了。 　　“起来吧，吃点东西吧，饭都凉了！”声音是那样轻柔遥远，好像是从渺茫的天际传来。母亲站在床前看着我长期营养不良的白皙瘦削的脸孔，轻声催促。 　　我哼了一声，从枕上爬起，不料却又倒下睡着了。 　　“是太累了！要睡就睡吧！”母亲默默地离开了。 　　高考后大概有一个星期时间，我每天都沉睡到十来点。不是浅睡，而是深深地沉睡。几个月没明没夜地苦读，似乎已将全身心每一个细胞能量都挤出来了，我已极度虚弱。 　　一个星期后，我才缓过劲来。 　　可是，进入八月后，我又开始失眠了。 　　一种等待通知书的焦急、忧虑、怀疑、恐慌铺天盖地向我袭来。我开始怀疑自己对分数的估计了。又因为不知道录取分数线，我开始焦虑。我的心被自己撕得血肉模糊。夜深人静，我独自一人在空落落的大街上徘徊。小县城里，街道上的路灯稀稀拉拉的好远才有一盏，像孤伶伶的哨兵。在这样寂静的大街上，我像一个幽灵一样踽踽独行。那昏黄的路灯把我细长细长的影子投射在空旷的地面上，那影子一会长一会短，像变化的妖怪。“万一考不上怎么办？原来把话说的那么绝，毕其功于一役，决不考第二次，那不成了笑柄吗？唉，还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对呀。人家农村的同学考不上回家务农就是了，我今后怎么办呢？县上没有什么工矿企业，只有十字街饭馆招人，要城市户口。那就只好托托关系去炸油条了！”想到此，我仰头看着夜空中的半轮明月，不觉泪水挂满了脸颊。 　　八月十五号，是我一生都无法忘记的日子。 　　晚饭后，落霞满天，给山川大地涂上了一层瑰丽的金色。白杨树的叶子油光泛亮，知了的叫声断断续续，火红的石榴花和紫红的鸡冠花开得明艳绚丽。我正要出门，就见高中的曹校长、班主任赵玉堂和校团总支书记抗德新来找我。 　　曹校长笑得像个弥勒佛：“恭喜，恭喜！要去上海上大学了！”我意识到是校长亲自登门来报喜的，就把三位老师让进了屋里。 　　真是寒酸得很，连点茶叶都没有，更谈不上瓜子、糖了，只能让老师们干坐着。 　　但是，三个老师都十分高兴，班主任赵老师笑得合不上嘴，说我为班上争了光！曹校长说我为学校争了光！曹校长进一步介绍说，咱校今年打了个翻身仗，考上了五个同学。校团总支书记抗老师说，今年全国报考53万人，各类大学共招收了13万5千人，像你考上的一类重点高校，全国录取也只有几万人了，不容易呀！咱校从建校到现在，考到上海去的你是第一个！ 　　我用颤抖的双手接过录取通知书，高兴得心都要跳出来了，觉得自己像一只丑陋的大青虫，经过痛苦的嬗变，终于长出了一对美丽的翅膀。 　　八月秋初，夏日的葱郁依旧满山遍野，早晚的清风却吹得天空更加清彻高远。我觉得，天，蓝得那么空静，花，红得那么娇艳，溪水，是那么样的碧绿，禾菽，是那么样的馨香，世界太美好，人生太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