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三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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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在小镇上，一座土木结构的三层楼房曾经是全镇最高的和标志性建筑物，直至上世纪80年代，它被小孩玩火烧掉，退出历史舞台。但当地人只要谈起三层楼或老银行都会津津乐道。
三层楼座落于小镇后街下段，站在三层楼上东可眺望县城东文笔塔，四周可望整个县城。楼房建造于上世纪50年代前，具体年代不详，据说房子的主人是县旧商会的会长，人民夺取政权后将他全家扫地出门，而后，整套房子就分配给金融部门使用了，所以三层楼也叫老银行。金融部门曾在这设立过营业室，后来营业室搬迁至顺城街，这儿就成了银行职工宿舍。我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随父母亲到这儿居住直到70年代末，十多年时间目睹了三层楼的风云变幻。
我家入住三层楼的时候，它还保存完好。整座建筑分为四院，前院为临街铺面，二层结构。第二院为正院，有花台、水池、水井，三层楼坐北朝南立于此院，土木结构，雕龙画凤，大气端庄，十分考究，有会客厅、卧室、客房等等。三院、四院为厨房、厕所等。前院、二院、三院都住有县银行的职工和家属十余家，三院的厨房还做过职工伙食团。
我家住过前院和三院，在前院常住的有王叔、杨叔、段叔、孔叔和我家。王叔是小镇人，系转业军人，并从原驻地带回了一个漂亮的媳妇，这媳妇不仅漂亮还聪明，她新工作单位缝纫社里白族人多，较短时间内她就能听懂白族话。杨叔老家是昆明人，他曾在人民海军服役，系文化教员，他老婆也是原驻地纺织厂的女工，人长得白白净净且个子高大，生育有三子一女。段叔两口子都是白族，有两个女儿。孔叔是乡下人，他老婆是凤庆人，俩人都在银行工作，他的岳母随他们生活，每天在慢吞吞的做饭。我家，母亲在银行工作，父亲在商业部门工作，子女六人，全家八口。王叔家有个弟弟在县城西边山煤厂工作，还没结婚，常来他家玩，一来二去跟我们也混熟了。一次我们去煤厂挑煤，恰遇他放假回家，他把我们几个人的煤挑子重起挑在他一人肩上，一路说说笑笑把我们送回了家。不久，他带一年轻女性到王叔家吃饭，我们才知道他要结婚了。
杨叔家生活条件比较好，常包饺子吃，长长短短的肉皮子挂在他家门旁的方格门槛上任太阳晒干。杨叔有一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在当时的小镇来说，只有公家有自行车，私人有是很稀奇的。可能是骑了一、两次觉得人们的目光不大对劲，杨叔就把他的自行车上吊了，即将两轮悬空吊在了家中墙上。正院住有孙叔家，他家有二子一女，两个儿子绰号“尖耳朵”。因为那时孙家两弟兄住在三层楼第三层的一间房间里，每当清晨有街上小伙伴相约去煤厂挑煤的响声，俩弟兄就会跟着起来带上挑煤工具跟随而去，所以有了这雅号。后街的小伙伴也时常会来老银行玩，有一位名叫建军的，他家住在老银行对门，他跟我同级不同班，他有表演天才，嘴里哼着“噔噔”的就把开门进门关门的全部动作做完。这个时期的生活虽然不富裕，但比较平静，邻居之间相处和睦。
下
不久，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来到了小镇，急风暴雨式的生活开始了。三层楼房的柱子龙头被剧掉，雕花门窗上的花鸟鱼虫被铲平，花台的花被人偷偷挖走。
一天，住在后院的小伙伴华民帽子上多了一枚毛主席像章，这像章约一公分大小，纯铜色浮雕，别在帽子的正中。大家觉得很好奇，纷纷将华民的帽子借来戴一戴。不久，华民说像章不见了，怀疑是被我拿了。于是，我母亲带我去他家门口对质，我说我没拿，我母亲说，你到底拿了没有？我说我没拿！真的没拿。母亲一巴掌打到我脸上，到底拿没拿？话音刚落，我的鼻血像喷泉式的喷了出来，华民母亲急了，赶紧将我母亲劝住了。接着是建军的父亲因“历史问题”被所在单位隔离审查，不许回家。杨叔跳楼自杀了，一些平时嫉妒杨叔的人，抓住杨叔的只言片语进行上纲上线，对杨叔进行关押审查并罚做搬煤等重体力劳动。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的杨叔受不了这些污辱，于是，先用刮胡刀割继喉咙，然后从关押他的二楼房间窗口跳下，结束了他宝贵的生命。银行当局找了几个搬运工，将他的尸体草草埋在城郊象山了事，他媳妇得知他的死讯后哭得山摇地动。那位在煤厂工作的王叔的弟弟成了打人干将，我亲眼看见他在县文化馆空地上抠打一位中学男教师，教师的头发被他一缕缕的纠下，仍不反抗，忍受着，一旁看热闹的我吓得心“咚咚”直跳。刚满16岁小学文化程度的我大哥作为社会青年被送往农村插队落户，理由很简单：“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尖耳朵”哥哥，因为孙叔应变能力强，很快参加了工作。孔叔因家庭出身贫下中农，未受到冲击，全家相安无事。
不久，我母亲和另外几名老职工被下放基层乡镇营业所上班。还好当权者没让我们搬出老银行，母亲记挂着我们几个还在读书的未成年子女，常托人带菜带米给我们。王叔的媳妇也受到了冲击，所在单位写大字报、画漫画攻击她，照理说她不是“走资派”，但因她平时人聪明能说会道，别人嫉妒她，捕风捉影制造事端来污辱她。一天，她离家出走了，急得王叔团团转，最后是她自己回家了，说是到城郊走路散散心。后来，王叔媳妇就整天在家呆着，不去上班，直到有一天，她单位的五、六个人敲锣打鼓上门向她陪理道歉，她才破啼为笑，返回单位上班。几年后，杨叔的媳妇经人介绍，重新嫁人，并随之调走。
1979年，我父亲过去受冤枉的事得以改正，重新分配工作，我母亲也随之到新的工作单位上班，于是我们一家搬出了生活了十多年的老银行。
后来，听说三层楼因失火化为灰烬，原址盖成了钢筋水泥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