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造屋记

居者有其屋，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老百姓的梦想。父亲也不例外，他一辈子痴迷于造房子，以至于年轻时候就累弯了腰。 父亲生于1949年，恰好和新中国同龄。造第一座房子的时候，他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那是一座四合院性质的茅草房，我出生在那里，长到六岁，磕掉三次门牙。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尚未吹到苏北的田野，我就一直随爹娘和妹妹一家四口拥挤在东厢房，西厢房住着叔叔一家，正房三间自然是爷爷奶奶的起居室。 后来，我不止一次听父亲说起当初造房子的艰辛。叔叔年幼，还在读书；他虽也不大，却已早早辍学在家，当成半个劳力差遣了。夯墙的那些土，都是他和爷爷一筐一筐从西河沿抬来的；砌墙基的那些石块，也是他到大吴山一锹一锹砸出来的。簇新的茅草房垛起来了，父亲的肩膀不知褪了几层皮，腰也向前倾了五六度，再也回不到挺拔行列了。 农家俗语：冬不暖，夏不凉，有钱不住东厢房。穷人能有个窝趴着就不错了，何况屋山头还挺立着两株枣树呢！父亲在东厢房娶了我母亲，陆续有了我和妹妹，一家人吃不饱倒也饿不死，贫困中坚持寻觅着底层人容易满足的欢欣。十几平方米的草房子分为里外两间，里间供起居、放置衣物，外间摆了饭桌和条几，后墙居中贴着伟人像、两边环列着几位老帅的英姿。 茅草房千好万好，最大的缺点是不经风，好漏雨。公元761年8月，在成都浣花溪畔，秋风咆哮，秋雨倾盆。伟大诗人杜甫求亲告友盖起来的几间茅屋，被风吹雨打所破，一时间“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1200多年后，茅草房依然改不掉这个毛病。每年麦收之后，梅雨之前，父亲总要用麦秸把草房子修葺一新。有一年整修不及时，暴雨之夜父亲就把脸盆放在漏处，一夜叮叮咚咚，紧一阵慢一阵跌入幼童的耳朵，竟也别有意味。 妹妹出生不久，父亲就筹划着造一座新房子。那时候，刚刚能吃饱肚子，依然家无余粮，大家都觉得父亲自不量力，爷爷奶奶也不支持；父亲能够支配的只有自己的力量，和一双似乎无所不能的手。新房选址距离池塘不远，父亲就在冬季枯水期从塘底取泥垫台子。父亲一锨一锨地把塘泥甩上岸来，让风和太阳把多余的水分带走，母亲把土装入平板车，身体孱弱的我也来帮着推车。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一个冬天，只是一个冬天，一个半米多高近百平方的高台就赫然成形。父亲拍拍我的头，露出难得的笑容，算是赞许。 春天来了，父亲买来了水泥和沙子，借到拓瓦模具，开始自己生产水泥瓦。模具只有二十多个，这也意味着每天只能制作少量的瓦。父亲忙完一天农事，趁着月色和了水泥，倾入模具，然后小心翼翼地一溜摆好。第二天晚上，把已经凝固的瓦片倒出码好，再开始新一轮的生产。日复一日，周而复始，从第一朵桃花开放一直忙乎到荷花满塘，三间屋的瓦片也垛成了小山丘似的。 经过炎夏雨水的浇灌，台子早已埑得结实。父亲招呼一些乡邻，绑上夯石，再进行一通砸压，然后就开始砌基筑墙。筑墙是一件旷日持久的工事，要一层一层地垒土，待下层干实了，再垒一层。父亲把黏土摊成周边高中间低的盆地形状，浇上水、拌以麦糠碎草，用铁叉子来回倒弄，然后一点点地垒上去。墙渐渐地长高了，父亲自己一个人忙不过来，老舅一早一晚地来帮衬，他一叉子把泥翻上去，站在墙上的父亲非常利索地用叉子接着，整齐地摞在干墙上。 干干停停，墙踩了小半年，终于到了上檩的时候。上檩、架梁、覆笆、挂瓦，这些工序都不是一个人的活。父亲喊了村上十几人来打庆（过去农村邻里相帮的方式，不收工钱，只需管饭管酒），小工、木工、瓦工一起上阵，铁锨、瓦刀、斧头上下翻飞，协同配合，有条不紊。最后一块瓦挂好，在一千响的鞭炮声里，领头的大师傅站在屋脊上，大手一挥抛出糖果、花生和散烟。左邻右舍的老人、媳妇和孩子，不论男女老少，看谁眼疾手快，纷纷争抢起来。 弟弟出生的那年冬天，我们一家五口终于搬进新居。但是，实在没有余钱打门，爷爷觉得父亲翅膀硬了要单飞，也不愿支持，父亲就把玉蜀黍秸秆捆扎起来当门。那天晚上，母亲多炒了几个菜，父亲彻底喝大了，不知哪句话戳到辛酸处，五尺汉子竟然泪流满面。 除了识字不多，父亲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会织席，能编筐，镪刀磨剪子样样在行。分田到户后，一切都放开了，父亲甩开膀子大干快上，大家还在纯种粮的时候，他留二亩地种甘蔗点西瓜，还养猪炕鸡鸭，没几年就在村上冒尖了。八十年代末期，父亲造了村里第一座二层小楼。那几年夏天，吃罢晚饭，附近的孩子们卷着席子到我家二楼顶纳凉成为村里一景，我也感觉面子特有光。 又过十年，我已在城里工作，确定不再回到田间，父亲把二层小楼留给弟弟，又把土墙瓦屋推倒重建。三间正屋，两间东屋，一间门楼，加上院墙，全部红砖红瓦一次起来。房子越造越容易了，父亲的年龄也越来越大了，腰也越来越弯了。记得竣工那天，他倚着桐油大门说，眼看半百了，黄土埋到胸口，这辈子再也不造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