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爷

用乡下人的话说，三爷是个没福的人。 一开始，三爷和全家人一样，住在北塬的地窑里。那破败的窑洞像一张难看的脸，皴裂得流着老泪，令人不忍细看，但却饱含温馨。对于一个有着十三个兄弟姊妹的家庭来说，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多少个难捱的日日夜夜，串着线的的身影在面瓦瓮旁踅摸，继而又躲进黑窑里的被窝，生怕发出声响，让曾祖母发现。 在遭年馑的岁月里，肚子也相跟着抗议起来。曾祖母刀刻的脸上挂着热泪，将三爷送至南塬为人顶门，从此三爷便开始了离家迁居的生活。 三爷的老家在北塬，直到最后，他的心儿依旧深深贴着这片故土。 我们这一份子人是常年在北塬刨食和营生的。于三爷而言，北塬的一垄一川，是愁思和希望熔铸而成的。北塬的地间山头，时而传来哞哞的奔牛声，时而传来咩咩的牧羊声，时而传来嚓嚓的割麦声，这声音时缓时急，时断时续，时高时低，有时如高峰坠石，有时如沉壑回响，有时如丰收的那声呐喊，有时如场院上拉碌碡的隆隆声，低吟浅唱，令人陶醉，是一幅壮丽的生活图景。这里的一草一木，也同样蕴含着三爷的血脉。 无疑，三爷的童年，是苦涩的，是五味杂陈的。晴空下，烈日下，汗水如注。伴着似火的骄阳，镰刀在一点一点行进，开疆拓土。汗水像热滚滚的煎汗水混合着辣椒油一样滑落，蛰得麦客们眼睛生疼。泥土混杂着热汗，一时间，已分不清是汗是土。半晌的功夫，一片麦秆便倒伏了。割完麦，要是稍有不慎，就会被麦茬戳得鲜血直流。 在地主家里，常常可见不大不小的个头，常来来回回在田间地头穿梭。三爷就是其中一员。一趸趸的麦束往往是混裹着血丝的。三爷瘦小，掂在肩上走路自然要费力些。就这样，三爷第一次和土地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很难想象，这戏剧化的伏笔却奠定了他一生的轨迹。
不大时，三爷已成为家里的顶梁柱了。一生下来，就扛着为一大家十几口人谋食的重担。后来，曾祖母实在不忍，便将其送至南塬。到了南塬，没有同姓的人家，孤寂得很。三爷却以苦为乐，凭着踏实肯干，硬是在这里开创了属于自己的天地。稍长时，三爷种菜、种水果，以此为营生。待菜熟果香，便挑着扁担，在村里开始叫卖。扁担常常是处在由轻变重，再由重变轻的循环中，尽管很累，三爷却乐此不疲。
不记得是哪年的冬天，雪自顾自的住了。那日的雪地在太阳的映射下格外晃眼。三爷去县城办事，因为事忙走的过急，不小心摔倒了。这一倒便难起了。打这以后，三爷就离不开拐杖了。后来，休养了几日，便又下地干活了。三爷依旧在土地上打着翻身仗，一如老黄牛一般任劳任怨。听堂弟说，农忙时，三爷常常把拐杖扔在地的一边，用骨节分明的双手拄着镢头，一边挖一边往前挪。清苦，似乎是一剂汤药，煎着就煎了，三爷这个庄稼把式却以苦为甜，默默承担着这一切…… 我和三爷这辈子只见过两面。记着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时候我在大门口等三爷归来。看着远处一个小小的黑影，近了，慢慢地变大了，逐渐清晰起来。他那弯的似弓的腰，满头被汗水浸湿的白发，关节分明的手里拿着的锄头，喘着一声一声的粗气，彳亍着朝我移动过来，这一步一挪刺得我心生疼。 二次见面，直到现在，仍难以忘怀。那时的三爷已躺在炕上，瘦如枯柴的手上挂着吊瓶，一滴一滴的针液流入身体，翻个身也显得极其困难，当时的三爷已经不认识人了，他只是紧紧得握着我的手，那温暖直抵我的心房。不曾想，这次见面却是永别。 土地是三爷的命，三爷一辈子都在土地上扯扯绊绊。时至今日，我还相信，三爷没有走。三爷的老式棉帽和掉漆褪色的竹制座椅还在，我敬爱的三爷还在。南塬和北塬之间血脉还横亘着，绵延着。三爷收拢了山头的那片麦地，就圪蹴在碌碡上歇了歇脚，歇毕又去磨那饱经风霜的麦镰，等侯着，等候着收割下一茬的麦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