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乐山上怀英烈

还是一个乡村小学的“调皮蛋”时，因为篇名《我的弟弟“小萝卜头”》的课文，我对“小萝卜头”这个特殊形象有了深刻难忘的记忆，更对老师交代时代背景中提及的“渣滓洞”、“白公馆”等囚禁共产党员的国民党集中营监狱有了刻骨入髓的憎恨。

不曾料，时光的江河滚滚向前又推进了30多个年轮。而我，从一个懵懂的“小屁孩”，也被岁月的衰败和沧桑绑架得越来越紧迫，如今，已有不少白发嵌入日渐稀少的青丝，更有生活的犁铧在额头耕耘种月留下的清晰印迹。人生的那条线段，业已距离末端愈来愈近。原以为，留存在脑海里的有关童年的残枝末叶，会被一万多个日子的风雨冲刷至湮灭，然而，得知旅途与重庆相遇的那一刻，“小萝卜头”、“渣滓洞”、“白公馆”等词，像深藏于库存底层的金子，瞬间闪亮了属于自身的那束光，促使我脱任何羁绊，前去兑现相隔三分之一个世纪的夙愿。

没想到，3月22日的“重庆一日游”和3月27日的中国作协专题培训“现场教学”，让我先后两次实地瞻仰了“白公馆”和“渣滓洞”，也让我两次接受了革命精神的教育和洗礼。当然，心灵所接纳的痛楚会比只去过一次和连一次也没去过的人更加深刻。因而，我把此当作命运的一次特意安排。作为在新中国的怀抱里长大的公民，怎能忘记那些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而遭受非人的苦难，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的革命先烈的崇高人格和伟大精神呢？虽然这有着鲜明的政治倾向，可是，在二十一世纪，在中华大地上生活的人，难道就不应该有一颗纯粹而崇高的爱国心吗？

尽管心怀着一份向往，心绪还是蛮复杂，也很不平静的。大巴车载着我们，来到沙坪坝区的歌乐山下，位于国民党集中营监狱旧址的渣滓洞，就隐藏在三面环山的一个山沟里。据说，此处原是资本家程尔昌1920年开办的一个小煤窑，因出产的煤少渣滓多而得名，由于地理位置比较隐蔽，1939年国民党军统特务逼死矿主，霸占煤窑并改做监狱。外院为特务的办公室和刑讯室，内院的一楼16间房和另2间平房，作为牢房，关押过“六一”逮捕案、“小民革”案、《挺进报》案、上下川东三次武装起义失败后被捕的革命者。

进入内院，左侧的那一排平房，最刺痛人的心的当属刑讯室。室内正面墙中间，悬挂着蒋介石的黑白照，并配有横额为“天下为公”和“信我和平，忠孝仁爱”的对联，真是讽刺啊。地板上，各种刑具占据着大部分空间。粗略看来，有老虎凳、烙铁、竹签、电椅等刑具。讲解员的讲解，也含着抑制不住的悲痛。烙铁锥，女性专用刑具；老虎凳，椅子上有刺，把受审人的手绑在椅背，腿脚用铁链绑住，让革命者坐在上面，然后在腿下加砖块，一片一片地叠加；竹签，就是把削尖的细竹签插进受刑人的指甲缝里；披麻戴孝，用布满钉的滚子碾压受审者的身体，再贴上浸盐水的粗布，等到伤口结痂，再狠劲地揭下来；电椅，给凳子接上电源，加大电流，电击革命者；灌水踩肚，将革命者的头发挽住后用脚踩住灌水，然后踩踏其肚，让水从口鼻流出。甚至多达48套刑具。听着，看着，我的心也像在遭受着酷刑，愤怒，悲痛，瞬间笼罩了我，泪水抑制不住地在眼眶打转，像冲决堤岸的洪水夺眶而出……

右侧的两层木楼，是关押革命者的牢房。从左到右，一间间地看过去，在泪水迷蒙中看不清室内的陈设，却刻意地记住了一些被关押的烈士的姓名。楼下一室关押过：刁侠平、邓致久、古承铄、张文端、张现华、汪进仪、陈诗伯、易仲康、胡其恩、张培毅、程仿尧、蔡梦慰、黎功顺，楼下二室关押过王树林、张国雄、李尤龙、郑继先、胡小咸、胡砚丰、聂滨、郭俊铎、黄位贤、傅立志、廖瑞卿，从楼下三室到八室，一个个光辉的名字背后，都有一段艰辛的革命历程，只不过，他们为了解救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所作的功绩，因为是地下党开展秘密工作而不被更多的外人知晓，更多的革命先烈的事迹，因为国民党反动派惨无人道的屠杀从此湮灭，时间之河的日夜奔流也带走了一些更重要的细节，即使被新中国的公民记住的，恐怕仅为其中的细枝末节。据知，渣滓洞关押最多的时候达到三百多人。环境的恶劣，生活的苦寒，特务的处心积虑，刑罚的心狠手辣，都让这些被限制了人身自由的先烈，备受毒刑拷打和折磨的考验，可是，他们的生命不息，奋斗不止，通过非常隐秘的方式，想方设法和外界的党组织取得联系，还在监狱内毅然展开着革命斗争，时刻为再次回到党组织的怀抱和投入如火如荼的革命战争中而未雨绸缪，时刻准备着。《挺进报》编刊人陈然、蒋一苇、刘熔铸等被捕后，他们经受着严密的监视，却巧妙地躲过敌人的搜查，把外界传进来的消息进行摘编，以书面的形式秘密传递，让这份报纸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发挥着鼓舞士气人心的作用。何雪松、蔡梦慰、古承铄、何敬平等20多人组成的“铁窗诗社”，为了团结难友，鼓舞斗志，揭露监狱的黑暗，他们以诗歌作为斗争武器，互相秘密传诵，形成了一个战斗集体。1949年春节，他们利用“春节大放风”的机会，聚集楼上一室宣告诗社诞生。诗社成员创作新旧诗有50多首，令人痛心的是，大部分诗稿在“11.27”大屠杀中被烈火烧毁，流传至今的不足一半。易仲康写有《入狱偶成》，“权把牢房当成家，长袍卸去穿秋褂；铁窗共话兴亡事，捷报频传放心花”。他的诗一出，呼应者众多，杨虞堂、刘振美、白深富、艾文宣、张学云纷纷唱和。何敬平烈士的“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牢底坐穿”的庄严承诺和号召，让我更加心怀崇敬。蓝蒂裕烈士的遗作《示儿》，有对后辈谆谆教诲：“今后——愿你用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把祖国的荒沙，耕种成为美丽的园林！”一颗赤红的爱国心，更是让人敬佩不已。碾米槽极其普通，它为革命者开展秘密活动创造了更多的机会。虽然放风坝狭小逼仄，甚至有众多的眼睛暗中监视，革命者仍然能巧妙地和监狱长等人进行斗争。虽然牢房对面的墙上醒目地写着“迷津无边，回头是岸；宁静忍耐，毋怨毋忧”和“青春一去不复还细细想想，认明此时此地切别执迷”的告诫，革命者的反抗斗争、投身之火依然熊熊燃烧，激励着狱友们继续为重获人身自由和光明而奋斗……

离开渣滓洞时，我的脚步也如戴着沉重脚镣，每一步似乎都踩在刀尖上，疼痛顿然传遍全身。不过，我记住了革命者的崇高理想和奋斗精神，他们的形象会更久的留在我的心中……然而，接下来的另一处国民党集中营监狱“白公馆”，给我原本的疼痛又增加了几成痛楚。此去2.5公里，沿着松林坡的台阶走不多远，就瞧见那幢“香山别墅”。此地，原是四川军阀白驹的别墅。1939年军统将此改建为看守所，用来关押政治犯。1943年，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成立，白公馆关押人员被移往此处。要是单从外表看，高大气派的“别墅”，在“巴中云树望中收，洛社风光闲处适”的对联映衬下，谁会联想到它的真实用途、本质和可怖呢？原本一楼一层的十余间住房和地下的储藏室，却是禁锢共产党和革命者的一具“活棺材”。在“白公馆”，我先记住了陈列在玻璃柜台里的一张钢笔绘制的“地图”，细致地标注着“白公馆集中营”和“渣滓洞集中营”的地理位置，确切地标绘着周围的各种建筑物，指明各条路线和国民党派驻的守兵力量，不用说，这就是重庆地下党组织通过万般努力绘制的一幅“营救图”，他们一直为新中国成立后如何解救被关押的革命者做着准备。事实上，国民党军统没有给共产党留下这个机会。接下来，我也记住了一张特殊的“五星红旗”，这一面旗是革命者们听到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消息后，大家发挥集体智慧、群策群力绣制的一面他们心中的国旗，采取这种方式表达满心的喜悦和无限的自豪感，以此传达对全国解放事业取得伟大胜利和新中国从此屹立于世界的欣喜和祝福。在这面国旗前，我虔诚地行注目礼，在内心深深地鞠躬，表达最虔诚的崇敬和爱戴。

可恨的是，国民党特务头子和他的爪牙，怎么会友善？怎么会轻易举手投降？怎么会突然收敛毒辣的心性呢？当面对大势已去、山穷水尽和束手无策的绝境时，他们采取了穷凶极恶、残忍至极和不可饶恕的残酷手段，实施了一系列杀害革命者的丑恶行径。他们杀害了许建业、陈然、宋绮云、徐林侠、刘国鋕等人。1949年9月6日，把和张学良将军联合发动“西安事变”的抗日爱国将领杨虎城及其幼子杨拯中秘密杀害于离“白公馆”不远处的戴笠会客室，甚至将其遗体掩埋在附近的花台内。更令人心痛的是，他们把杨虎城将军的秘书宋绮云的儿子宋振中、九岁的“小萝卜头”也杀害在距此不远的松林坡上。两个多月后的11月27日，接到上级命令的特务对“渣滓洞”和“白公馆”的在押人犯进行大屠杀，虽然“渣滓洞”的难友们秘密预设了一处推墙突围的“缺口”，由于岗楼上特务机枪的密集扫射，脱险者也仅有十余人。“白公馆”有30人遇难。谭谟在刑场身中数枪侥幸逃生。罗广斌等19人争取到看守帮助越狱脱险。正因为罗广斌是亲历者，为了让更多的人铭记这段苦难的岁月和光辉的历史，他精心完成了纪实性长篇小说《红岩》。为了永久的怀念，我特意购买了一本小说《红岩》，从中感受到被囚禁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的“许云峰、叶挺、陈然、江姐、齐晓轩……”等地下党员的临危不惧、视死如归、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我也给侄子的孩子买了一套《小萝卜头的故事》《江姐的故事》《白公馆的故事》《渣滓洞的故事》《双枪老太婆的故事》等漫画书，想让出生在新世纪的孩子们千万不要忘记那些献出宝贵生命的革命先烈。我希望，这一份小礼物带来的效应，能在更多人的心灵上扎根、萌芽，并播撒下爱国的雨露和阳光……

在离开歌乐山的路上，我的心中挥洒着泪滴，那么多的革命者牺牲在国民党特务的迫害和屠杀下，我迟到了70多年的泪水又算得了什么呢？说句心里话：我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但在他们面前深感渺小、浅陋和卑微。有了这一次实地领受教诲的经历，我清醒地认识到：要真正履行当初在党旗下的郑重宣誓和庄严承诺。此刻，入党誓词又在耳畔慷慨有力地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