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时光遗弃的老街

　　　照例是国庆节，一年一度对老屋的拜访已成习惯。这个被政府命名为菜市街的地方，顾名思义就是当初做为商业街的一部分，供应着居民所需的菜蔬之类的街道，但住在这里的人都叫它“老菜市”，大约是上几代人沿袭下来的叫法。我们家的旧址作为曾经其中的门店之一，应该也在当时发挥过较大的作用。内室的半隔断还留着店铺的门板和插栓的印记，和居家装饰有着明显的区别，作为改造过的住室，不知是谁手里的成果，我们从咸阳迁来就是这个样子了。

　　叫街道有些夸张，其实也不过是一条宽三四米，长五百米左右的土路，中间有一个九十度的拐角。也许是有门店存在的凭据，所以称其为街。街的两边集中住满了居民，居民的后面住着当地的村民，分成几个土墙的院落，都是紧挨着的。偶尔院落里也会安插一两家城镇户口的人。从来没有看到过村民们种植的土地在哪里，却能看到他们房前屋后堆着的农具和晾晒的粮食。也不知道他们来自哪里，何时住在这个街道上，但大家相处格外融洽，并没有工农之分。

　　当时这条路在我的眼里很宽，可以过架子车和马车，我们玩耍的空间也很大。每天各自家里都能听到傍晚的街道响起马蹄的“得得”声或架子车辗过路面的声音，便知晓天将黑了，那些忙碌一天的人和牲畜归巢了。如今我走在这里，却感觉脚下的逼仄，两边的人集体商量似的，把房屋向路中间拓充，向高处扩展，阳光被封住了眼睛，照不到路面，路面便显得潮湿，崎岖。

　　天阴着，没有雨，街道十分潇条，没有生机，除了后来几家翻新的二层小楼，那些老房子萎靡不振，它们坐落在时光的废墟上，俘虏一样等待城市建设的号令发落。我们离开的三十多年间，一直被居民的房屋遮挡的村民们彻底解放了，他们在原址上不仅盖了新舍且以绝对的高度占据了优先借助太阳光的先机，而且现状也表明，他们又享有更大的优惠，越过居民的房屋搬离到更好的地方了。他们盖的三层或双层楼房被挖去了门窗，像一个个怪物，站在一米多高的草丛里瞪大了眼睛朝向街道。留在这里的，应该是后来的租赁户，零零散散地住在路的两边，从外面可以窥见内室的荒芜零乱。一条街加起来，有人员流动的不过十来户人家，过着潦草不堪的生活。而那些被时光腌制褪色的门上都挂着一把锁，早已锈迹斑斑。它们立在灰蒙蒙的天色下，品尝被时光遗弃的滋味。

　　这里应该是这个城市里的下只角了，那些锁着不肯拆除的房子，或者在主人眼里是未来的财富，他们心里算着，和时间顽强地对峙着不肯放手。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想法简单而固执，我倒十分理解。我也希望是这样，给贫民一些经济上的补偿让他们过得稍微轻快一点，是这个社会的责任。

　　五百米左右的老菜市街上住着不足一百户人家，我家的门牌号却是149号。我突然想起，在街道的尽头，有一条引渭渠泄洪的露天通道，而通道的西侧有一个低于平面的沆地，数十家纯粹的居民深陷其中。还有在我家后面有个突出的平台，也住着三十多户人家，有我父母的同事，也有我的同学，集中在五六个院子里，菜市街也应该包括这些人在内了。我对这条街上所有人家的人员构成，住宅朝向，了然于心。六七年间，我的生活圈子里他们都是主角。

　　我家往东二百多米是学校，由于班级分配的地域性，这条街上与我年龄相仿的孩子都和我在同一个班里，有二十多人。经常放学后的一段时间，我会被邀进她们家写作业或是玩耍，甚至也有共进晚餐的机会，对她们屋内的陈设和摆放我了如指掌。从熟悉的程度也可见关系的和谐紧密。在这里虽然只生活了几年光景，可它后来绵延在我梦里的时间却最多，我想大约这是我印象里最早和父母姊妹终于团聚后同处一个屋檐下的原因。

　　我家是最早搬离那条街上的人家，父亲把房子以180元的价格卖给一个外乡人，邻人们都说便宜了，父亲却觉得不少。180元是当时父母加起来两个月的工资，阁楼加厨房近四十平米，现在想起来真不多。两年后新主人以3000元易主，我父亲说，不眼红。我父亲算得上是个好人，不贪也没有私心，深得邻人敬重。大家在一起相处惯了，突然走了一家，似乎是身体的一个物件丢了，他们三三两两地结伴来到我们的新家做客，表达对新房和新生院落的喜爱与羡慕。比我父母年长的邻人们甚至还保留着在他们自家生活的习惯，双腿盘在床边，和我父母说着他们的所见所闻，声音的分贝足以惊扰窗户上好奇的鸟儿。

　　我们的老屋是二层的砖木结构，阁楼上是我们姐妹的地盘，一张床，一只棕箱，一只木箱，装满了一家人平素的衣服。北墙的窗台堆着父亲的药书和他年轻时的日记本。我经常在闲暇时坐在纸糊的方格窗前看那些药书里花花绿绿植物的图案，表现出对药理知识小小的兴趣。我也会随手翻阅父亲留在上面的日记本。他的字很认真，都是一笔一划，隐约可见是解放后工人当家作主时文化补成班的成果。对父亲那代人而言，这样的成果唯其珍贵。亦正如此，父亲一直是单位的劳模级人物，每年一件奖励的汗衫上都印着一个红色的“奖”字，但父亲穿在身上，胸前却有了一块原色的补丁，遮住了那个字。

　　我们姊妹四个都怕父亲，但内心是真的敬仰他，二十岁就成了我们家第一个共产党员，我二十四岁才步了他的后尘。父亲对我政治上的进步不以为然，他觉得年轻人理应如此。

　　我很喜欢阁楼。有时一个人趴在阁楼的窗台写完作业就向外眺望，可以看得很远，有工厂高大的烟囱和远方的山脉。当然我的理想不是永远和姐妹们住在小阁楼里，趴在窄窄的窗台上写字，也不是只能看见远方的山，我想要摸得着的理想。我想住在水泥铺就的房子里，有张方桌，方桌上有只台灯，然后我给朋友写信，可以很骄傲地落款某年某月某日写于台灯下。那是我能想到最美的憧憬，不曾想，数年后这个理想就实现了，我踩着宿舍水泥的地面，拧亮了台灯，写着信，写着日记，也写着杜撰的小说。

　　那时的菜市街是充满生机的，各家门前的小树是绿色的，孩子们的欢歌笑语是清脆的，就连大们们走路也是虎虎生威的。街上没有大富大贵之人，也没有贫困落魄之家，大人有工作，孩子有学上，吃腌制的咸菜，也吃香喷喷的猪肉，过着小居民们简单的小生活，没追求，易满足。我们想到最好吃的小食品就是冰糖葫芦，九十度拐角处李氏人家有卖，他每天推着插满亮晶晶的冰糖葫芦总是很容易唤醒胃蕾的觉悟。这是街道唯一一家私人经销的商品，应该是他祖上留下的工艺了。

　　街上中央地带是自来水管，有专人看管，定时供水，有偿使用。一桶水一分钱，用水票结算。大部分人都用自来水，我的记忆里有两三户人家有好劳力会去远一点的地方挑水，一家是被人称作“傻宝林”的，身强力壮，脑子不及格，他一天两次挑水，父亲就一脸严肃地紧跟着他，步履之快，用步步紧逼也不为过。宝林倒是很快乐，脸上堆满了笑，仿佛这世上，没有比挑水更幸福的事。另一家倒是最先自费盖房的，却也有上中学的男生每天挑水，不厌其烦。他们去的地方也就两里地的样子，不用付费，一年也能节省几顿饭的钱。除了拆洗被单床单，洗衣服倒是家家都会去远一点的泉水池，一般会落在我们这些女孩子身上，几个人围在彻夜流动的泉水边，一边洗，一边聊天或者嬉戏，脏衣服洗净，穿在身上的干衣又被嬉戏的水弄湿了，洗衣服是一件充满乐趣的家务活。

　　不是垃圾丰富的年代，家家门前都会置放个垃圾盆或桶，早上九点多，就会有工人拉着四面围起的架子车，摇着手铃呼唤倾倒垃圾。冬天的时候，他戴着风雪帽，站在雪地里，风雪帽的带子在脖子处来回舞蹈，他一边摇铃，一边喊“倒垃圾喽！”每天一次，风雨无阻。从西到东，一百多户人家的垃圾，两三车就完成任务。拉垃圾的工人是固定的，住在我家后面，人憨厚老实却也风趣十足，我叫他王伯，和我父亲关系甚好，他儿子是我初中的同桌。

　　我参加工作后回过老菜市看过去的邻居郭妈一家，那是我们在这个街道上相处最好的一家，打通隔墙就是一家的感觉。郭妈一家照例坐在门口的小桌上用餐，依然是家和万事兴，一派其乐融融的样子。不过几年时间，因为房地产纠纷，他们一家就搬离了那里，租住在破旧的民房里，又不久，郭妈离世。那是我们离开五六年的时间，街道上人还是原样，人口有增无减。我再去，时光已过二十年，物不是人亦非。

　　再后来，我每次回家看母亲，也总要抽时间去看看老菜市的街道和我曾经的老屋，那里有我亲人的回忆，有我成长的印记。它的变化是渐进的，又是突发的，每次也都令我心里凌乱，说不出是酸楚还是忧伤。

　　如今这个仍然叫菜市街的地方，已经看不到门牌了，大多已在原址上重建或修建。我家门口那棵茂盛的槐树早已不复存在，那时每年的四五月间，它的花香可以绵延整个街道。现在取代它位置的是低矮的破屋，上面有一层长满苔藓的青瓦，战战兢兢立在原地，像时刻等待摧毁的命令，然后缴械投降。

　　我家后面突出的平台，也不见了人行道和开阔的地面，曾经作为我们玩耍的乐园，荡然无存。现在挤满了简易房，堆着装了物件的编织袋，铁丝和塑料废品。旁边的露天公厕残垣断壁，污流遍地，便纸横飞。

　　有点悲摧，有点伤感，也有点愤愤不平。

　　三十多年的时间，硬是把一个敞亮宽阔的街道变成了一个太阳都捂着眼睛绕行的小巷子，进进出出的几代人靠着身体的味道让它活着，却早已苟延残喘，奄奄一息。倘若没有那几间敞开的门，老菜市便像死了一样。那些我所认识的人呢，他们在这三十多年间又转向了哪里，搬离或是殁去，便是活着的，见了，我是否还能叫得出名字，记得是谁家的亲人？

　　老菜市已经死了，老屋也死了，它们这样没有尊严地活着已经不易！我明明知道它是有唤发青春的一天的。可是如果它重新活过来了，还能叫老菜市，还能是原来的样子吗？我确定不会也不是。

　　这是我一个人的老菜市，一个人的街道，一个人的老屋。在时光的衰老中，它可以承载我随时随地的怀念，我愿意把它旧时的样子刻在心里，当我想起它时，打开心门就能看到，这样才不怕被后来有一天的崭新所蛊惑。 　　　　　　　　　　　　　　　　　　2018/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