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帽子

　　农历正月初二，早晨。朦胧中，我从收音机上听到播音员夏青富有磁性的声音，他正在播送中央5号文件，即《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我先是一愣，接着是高兴，然后疯了一般跑到崖头上，站在料峭的寒风里，唱起了不久前才学会的一首歌：“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交城的山水实呀实在美。交城的大森林住满了游击队，游击队里有个华政委……”
这是1979年1月29日，我记得很清楚。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要欢呼，我要热烈的欢呼！欢呼中央决定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我要歌唱，我要放开喉咙放声歌唱！歌唱华主席的英明伟大，歌唱邓副主席的英明果断！我发自内心地拥护新的统帅部，是华主席、邓副主席砸碎我精神上的枷锁；是新的统帅部解开我喉头上的锁链！我要欢呼，我要热烈地欢呼！我要歌唱，我要放声地歌唱！欢呼！歌唱！歌唱！欢呼！”
　　万千沉默的心流，已为这迟到的聆听做好了准备。而我，却在喜悦来临之时，找不到更多的词来形容。
　　那一年我17岁。从记事起，我就因为地主成分而遭受心灵的严重伤害。现在那灌输了三十年的、笼罩在空气中、深植在人们意识中的阶级岐视，那象坚冰一样牢固的“种族”差别，一瞬间说没有就没有了？我似信非信，但广播里说的还能有假？一年前恢复高考时，就说不论成分，谁都可以报考。但事实上在我们这个小地方，还是论成分的。现在中央明确说不要成分了，地富子女都成了社员成分了，我的欣喜实难形容。

一 　　那时人们喜欢戴帽子，夏天戴草帽，冬天戴棉帽，春秋季就戴那种“钱广帽”。而我爹头上那顶地主分子帽子，看不见摸不着，却如影随形地折磨我们全家20多年。父亲是地主分子，儿女就是地主子弟，再生下儿女就是地主子孙。而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想想是多么可怕。
上学后，每一个学期开始报名时，我都很纳闷。因为学校里要填表，要问成分。事先我已在心里嘀嘀咕咕想了无数遍，到学校后心里又开始打小鼓，思谋着怎样回答老师的问话。开始报名了，班主任一个一个问，年令，姓名，性别，都好回答，就是一问到：“什么成分？”我就嗫嚅半天张不开嘴，有时也故意装傻，说：“我不知道，回去问了父母再说。”等到下课了，又跑到老师房中，悄悄说一声：“老师，我家是地主”，以免同学们都知道了。有时老师不解风情连连追问，实在推托不过，我就小声咕哝一句：“地主”，嘴里象含着一枚核桃。如果班主任是本地人，或者心底善良，就不问我，不言声给填上。若是新来的或者心怀叵测者，就会问：“大声点，什么成分？”这时我的心就一揪一揪，非常难受，好象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后来我判断好老师坏老师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问成分不问。好老师知道我成分不好，从来不问；坏老师偏要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问我。
　　五年级时，班主任换成王彩云，一个五大三粗的女人。她是造反派、积极分子，校长都怕她。上课时，王老师的裤子老往下掉，而她两手沾满粉笔末，不能用手提，就过一会儿用两个胳膊肘子把裤子往上提一下，过一会儿提一下，时间一长就成了习惯性动作。王彩云对我很不客气。我学习成绩好，她就旁敲侧击说：“有的人成绩虽然好，但有骄傲情绪。”期末填评语表，她给别人填的都是“热爱劳动”，给我填的却是“劳动较积极”。热爱劳动是发自内心，阶级本质；劳动较积极是指行为上的被迫行动。两三字之差，区别很大啊。在以劳动为衡量标准的年代，让我很是耿耿于怀。有一次学期开学，要交学费。记得学费是一块五。但母亲搜遍抽屉，也只找了一块钱。她说，“你给老师说一下，先把这一块交了，剩下借下再给。”我就对王老师说：“学费不够，欠五毛，我妈说借下就交。”但王老师不同意，她在课堂上大声说：“贫下中农都交够了，你个地主子弟还拖延？”我涨红了脸，低着头走出教室。那时家里穷，说没有五毛就真是没有。
　　在学校里，我什么活动都不能参加。歌咏比赛，诗朗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戴红领巾，入团，都没有我的份。说起来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事实上什么都讲成分。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学习好”。从小学到初中，每次考试，我都是语文98，数学100，或者数学98，语文95。没有下过90分的。这让我多少捡回一些自信。但学习好有什么用？不能考大学，不能招工，不能当兵，所有的前途都被堵死了。学习好，似乎只是为了争口气。
　　初中一年级，班主任换成姚老师。姚老师长得像《大头娃娃》里的小头爸爸，他对我很偏爱。但隐隐约约听说他有历史问题，入过三青团。期末评“三好”学生，姚老师坚持让我当，同学们也投我票。但学校不同意，准确说是那个王彩云不同意。姚老师坚持己见。但到了召开大会发奖品那天，王彩云又当场提出异议。最后临时协商，让我领了奖品，名单却不上墙。这是我第一次当先进，却当得这么憋气这么窝囊。为此王彩云和姚老师还结下了梁子。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王彩云鼓动一帮人把姚老师揪出来，脖子挂上小黑板游村批斗，说他是“三青团”，是历史反革命。一些坏学生还跟在后面学姚老师说话：“我不戴牌，我不是反革命!我不是反革命，我不戴牌!”小黑板的铁丝勒进姚老师的脖子，他想用衣领垫住，但他们不让。那天我没有去现场，听人回来说，我心里十分难受。
　　多年后，有一天我在街上吃早餐，碰见早已退休的王彩云。她对我说：“你们一班同学里，出来工作的没几个啊，哎，你到底是学习好啊！”我对她说：“全凭王老师栽培。”看她枯皱瘦小的样子，我立刻没有了恨意。
　　在学校是这样，在村里，一群小孩在一起玩耍也经常被“揭短”。小孩子家三天好了，两天恼了，没个正性，经常吵架骂架，甚至打架。这些我都不怕，打就打骂就骂，凭嘴巴凭力气，谁怕谁？女孩子吵架，有时就是胡搅蛮缠，一个说“你咋？你咋？”另一个说“咋，咋，铡蚂蚱，蚂蚱铡铡包疙瘩。”女伴中有一个叫红梅的，仗着表兄表弟堂兄堂妹多，经常欺侮人。每次吵架，她吵几句就开始说：“你咋？你咋？你地主娃子老厉害？”一句“地主娃子”，我就象一只充足气的气球，被针扎了一下，顿时蔫了。我妈曾教我一个办法，她说：“以后谁再骂你地主娃子，你就说‘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我知道个啥？’”但吵架就是不讲理，讲理根本没人听，所以这办法一次也没有用上。　　　受多了白眼和岐视，我对外界的反应格外敏感，内心越发自尊和强硬。
　　 　　　　二
　　哥哥小时候很聪明，但他四年级没读完就辍学了。上学路上，坏学生围住他骂“小地主，小地主”。他当值日生在前边扫地，一群坏学生就在后面把垃圾踢撒一地，还报告老师，说地主娃子连地都扫不干净。老师不明真相，就罚哥哥再扫。一开始，哥哥不知厉害，谁骂就和谁打，一个人和一群人打。这样回家来常常是鼻青脸肿。母亲问他怎么了，他也不说，只是说不想上学了。母亲说：“不上学怎么办？你太小，回来能干啥？”再不就哄他说，把五年级上完再说吧。但父母不应允，哥哥就逃学，一个人跑到河滩玩。等父母终于同意他不上学那天，他连扔在学校的书包都不要了。
　　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不上学能干什么？有一天父亲把他拉到麦场里，指着地上的青草说，“这草割了喂兔子，兔毛剪了能卖钱，都是生活来源。”从此哥哥就提着篮子割草喂兔子。
　　15岁他就被当作生产队的一个劳力使唤。在地里干活时，他总是沉默寡言。休息时，别人坐一起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他却总是拿一本书，找个僻静角落独自坐下。
生产队脏活苦活累活，凡是“好人”不愿干的活，都让地富成分的人干。一年秋天，右派老任的儿子民钦死了。民钦17岁，很聪明，在学校成绩很好。但由于父亲是右派，他初中毕业就不能上高中了。民钦感到前途无望，在一次和父母争吵之后寻了短见------自挂东南枝。民钦年轻，又是凶死，不能抬回家，村人就把他抬到十亩地一个看瓜用的小窑里。第二天就埋到村子最高的柿子树行了。民钦死后，村里闹起了鬼。有人夜里听见鬼叫，还有人在古咚壕看见了他，说他舌头伸老长；对面村也有人听见鬼叫。恐怖的气氛笼罩着整个村子。天一黑村里人都关门闭户。
　　给民钦打墓，要连夜加班。队长派了一圈，都没有人愿意去。队长最后就派哥哥和王长林去。王长林是队里最老实最没有话说的一个老头，而哥哥比民钦还小一岁。一个16岁的孩子给一个17岁的吊死鬼打墓。哥哥说，那一夜他很害怕，但他不敢违抗队长的命令。
　　每次出门，哥哥都要给队长请假。哥哥来到队长家，嗫嚅半天好不容易张开嘴，但队长每次都说不行，这两天正忙，不能请假。
　　妈总怕哥哥将来说不下媳妇。村里有几个地主、富农子弟，都是条条直直的小伙子，家境、人品都不错，就是因为成分，三十多岁了还打着光棍。因此从18岁起，哥哥就开始相亲。
　　二姑的公公黄老四会说媒。隔一段时间，黄老四拄个棍子来了，妈就给他烙油馍、烧鸡蛋茶。黄老四吃饱喝好后，说：“九龙凹有个女子，给咱娃子说说吧？”妈就买了点心让哥跟上黄老四去相亲。晚上回来问怎么样，哥说，人家女子都没照面。再过一段时间，黄老四又来了，吃完油烙馍喝完鸡蛋茶后，说：“后河有个女子，19岁了，比咱娃子大一岁，说不说？”妈连声说，“说，说，只要人家女子愿意。”哥又掂上礼物跟上他去相亲，还是没结果。
　　从18岁相到21岁，礼钱花出去不少，媳妇都没有说成。妈心里着急了。村里有个女孩叫绑群，患小儿麻痹，架着双拐走路。妈就托媒给哥哥说。绑群父母和本人都十分情愿，准备订婚时，她大姐不同意。她说，“咱绑群是个瘸子，都够可怜了。现在再嫁到地主家，不是更可怜了吗？我不能看着把妹子往火坑里填。”这场事就被打撒了。妈就很绝望，整天唉声叹气。
　　1977年春节过后，有亲戚给哥介绍现在的嫂子丹菊，两人一见钟情。但丹菊的二伯、姑、姨等亲戚一听说我家是地主，齐声反对。他们说：“咱女子精精灵灵，为啥要嫁个地主？这不是自投火坑吗？”但丹菊的爹一言九鼎，他说：“人家小伙聪明能干，长得白白净净，又有木匠手艺。啥地主成分，马上都一风吹了。”
　　两年后果然成分取消，一天我爹问亲家：“你咋知道成分要取消？”丹菊爹回答：“没听老年人常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吗？世上事哪有一成不变的？”1949到1979，整整30年。
三
　　课本上和电影里的地主分子要么萎萎缩缩要么尖嘴猴腮，一看就是坏人，我爹却不是。他那时30来岁，身强力壮，胳膊腿上的键子肉蹦多高。在生产队干活时，别人担粪挑半筐，他挑满满一筐；锄地别人锄两行，他锄三行。队长走在头，他走在二。脏活苦活干到前头，让人根本抓不住他把柄。他还是一个心灵手巧的木匠，方圆附近许多人家都请他做过家俱。
　　对于20多岁就戴上的这顶地主分子帽子，他起初是很不服气的。他曾拿上1954年的选民证去找大队干部、找公安局说理。但大队干部对他说，那时需要你当人民，现在需要你当阶级敌人，这是上边定的，谁也没有办法。末了又劝他说，算了吧，戴上就戴上，也不妨碍你吃饭不妨碍你干活。谁知以后20多年，开会学习，批判斗争，干义务工，只能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回回运动当“运动员”，受尽了欺侮和屈辱。粉碎“四人帮”后，我爹又去找大队干部，要求摘帽。他说，“我哪点没有改造好？”大队支书拍拍他肩膀说，“费这事做球哩，马上成分都要一风吹了，还说帽子？”
　　父亲有点文化，爱看书。他说，阶级仇恨都是煽动起来的，是人为制造的。他早年看过一本名叫《源泉》的书，说是一个人参加革命队伍后，心不专，还惦记着家里的盆盆罐罐，总想往回跑。后来把他家房子烧了，把他家人杀死了，抄了他的后路，然后安排他回家。他回去一看，什么都没有了，大哭一场返回部队。从此后抱着强烈的阶级仇，奋勇杀敌，一心一意跟党走。
　母亲却是一个谨慎小心、胆小怕事的人，“树叶掉下来都怕砸住头”。她总是偷声换气说：“好娃呀，咱成分不好，可不敢和人家争高低”、“唉，你爹头上戴着帽子，一辈子抬不起头啊”，她时刻提醒我，注意自己的身份，不敢惹事。
　　因此我从小就受着两种思想的影响，一种是父亲的叛逆思想，一种是母亲的逆来顺受。表面上我看起来很懦弱，温顺，骨子里却很倔强。我质疑一切，怀疑一切。当时学校对成分不好的学生总是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你只要和地主父母划清界线，就可以站到贫下中农一边。”我就在心里想：“你说那不对，我爹我妈待我多好，供我吃供我穿，养活我成人，我怎么能和他们划清界线呢？”
　　那时不讲计划生育，家家都是许多孩子，多则七、八个，少的也有五、六个。而我只有兄妹三人，且间隔都在五岁以上。一次我问父亲：“我们姊妹咋这么少呢？你们那时就懂计划生育？”父亲苦笑一下，说：“什么计划生育，那时确实不想要孩子，一想到孩子生在咱这样的家庭里，一辈子低人一等，没有出路，心里就难过。当时真是看不到希望啊，谁知道这成分要讲到啥时候呢？”
　　小时候，我从来没有享受过主流社会的感情，从来没有享受过主人翁精神，没有享受过成功的喜悦。比如说，“我们班”、“我们学校”、“我们单位”，我觉得一切都是别人的，我只是一个边缘人，一个旁观者。在大家众口一词地赞扬某件事时，我立刻就看到它的反面，它的内囊和丑陋之处。现在提倡对孩子进行挫折教育，而一个地主孩子从小到大受到的挫折太多了，多到自信和骄傲统统丧失殆尽。　　　　......
　　天空忽然飘起纷纷扬扬的雪花，树枝上、屋顶上、田野里，处处银装素裹，大地一片洁白。但毕竟是春雪啊，来的快，去的也快，不到傍晚就随风潜入夜，消融得无影无踪了。微风拂面，已不像三九天那样剌骨寒冷。时令已提前踏进春天的门槛了。杨柳在春风里孕育着嫩芽，麦苗在畦床中苏醒，伸着懒腰，长着骨节。泥土散发着腥气，万物充满勃勃生机。春天正踏过千沟万壑，以不可阻挡之势，降临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