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发的风潮

　　人类的进化，一般身体上不用的东西，便会渐渐消退，例如尾巴，自猴子从树上下地以后，就如蝌蚪那样不久就消失了。但不知什么原因，头上的毛发却长得很茂盛，给人带来很多不便以至麻烦。
　　古人对头发还很重视。孔子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因此古人是不准剃发的，剃发就是不孝，“百善孝当先”，可见头发的重要性。孩童时期，头发束成两个小辫，分开朝天，称为“束发”，又称“总发”，岳飞在《五岳祠盟记》中说:“余发愤河朔，起自相台，总发从军，历二百馀战。”就是说他从青少年时起就从军打仗。男到20岁时，就要举行一个很隆重的仪式叫行“冠礼”，将头发盘成一个髻戴冠或者扎头巾，冠称“头衣”是贵族戴的帽子，平民戴头巾，称“帻”，汉代以后贵族、官员也可以戴帻，“羽扇纶巾”是诸葛亮的装束，“纶巾”就是青丝头巾。女子15岁则要行“笄礼”，将头发绾成一个髻，用黑布包住再插一根簪。剃去头发是古代的一种刑罚叫“髡刑”，曹操一次违犯了自己定的军令当斩，因他是统帅不能没有他，就割去头发以“代首”，头发居然有这样大的作用。
　　遥想古人当年，每日头发梳洗真是很麻烦的事，那时又没有洗发液、香肥皂，因此头发总会让人很不舒服，也不卫生。但两千余年，除此也没有过更大的麻烦。直到1644年满清入主中国，头发才成为攸关性命的东西，清人也要汉人像他们那样“剃发”，但又不全剃，留下后脑上的一半梳成一条辫子拖在脑后，就如一条猪尾巴。汉人当然不能接受，这时剃去头发已经不再是“孝”的问题，而是“忠”的问题了，“剃发垂辫”就是背弃大汉民族而去当清人的顺民。但清人也面临着一个汉人“忠不忠，看行动”的问题，于是下了死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传说旧时游街穿巷的剃头担子上的旗竿，就是满清“剃发”时挂人头的，谁敢抗拒“剃发”，就砍下头来挂在旗竿上。汉人为了保住头发真是付出了惨重代价：常熟被杀5000余人，掳掠数千人，福山塘全乡人都被杀。江阴人民“头可断、发绝不可剃”，抵抗81日，并留诗云：“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杀贼，留大明三百里江山。”城破后清兵屠城3日。嘉定人民喊出“为我保此发肤”的口号，三次抵抗，被三次屠城，死难几万人。金坛官府实行“一人不剃发全家斩，一家不剃全村斩”政策，人民起而抗令被镇压。吴江乡民因拒剃发而杀县令遭大屠杀。直到顺治十年，还有两名扮演旦角的戏子因未剃发而被杀头。头发是软的，终敌不过屠刀，汉人的脑后的辫子终于垂了下来，也有人披发入山当了逸民，有的当了和尚剃成光头，有的做了道士仍旧束发戴上黄冠。
　　然而，岁月的风雨渐渐洗去清人屠刀上的血痕，也洗去汉人心中那些血腥的记忆，汉人对于脑后的辫子开始习惯起来，甚至还觉得那乌光油亮的大辫子还挺好看，京城、都市的一些公子哥儿还在辫子上做起文章，例如在辫子里裹一根铁丝，让辫子弯弯翘起，名曰“蝎子勾”。“有松打，有紧打，辫线有三股，有散线，周围有看发（刘海），看发有长短，长发又可打成两条细辫子，环于顶搭之周围，顾影自怜，为美男子；以作用论，则打架时可拔，犯奸时可剪，做戏的可挂于铁竿，为父的可鞭其子女，变把戏的将头摇动，能飞舞如龙蛇，巡捕拿人，一手一个，以一捕二，倘在辛亥革命前，则一把辫子，至少抓十多个......”（鲁迅《病后杂谈之余》）再到后来，辫子竟成了包括汉人在内的中国人的命根子，谁要是动了辫子，就像被刨祖坟，简直成了天崩地裂的大事。国人不敢想像，如果中国人没有了辫子，会是怎样的一种日子。阿Q尤其“深恶而痛绝”“假洋鬼子”的就是他的一条假辫子，他认为“辫子而至于假就是没了做人的资格”。“‘假洋鬼子’到城里洋学堂念书，后来又到东洋去留学，回来之后辫子就不见了，他的母亲大哭了十几场，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但阿Q认为，他的老婆会跟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不跳第四回井，也就不是好女人”。（鲁迅《阿Q正传》）
　　当历史进入19世纪40年代之后，帝国主义的炮舰轰开了中国封闭的国门，国人也逐渐走出国门，在接触到西方先进文明以后，国人开始意识到脑后垂着的这条辫子实在很不雅观。西方用“猪尾巴”来称呼中国人的辫子，日本也称中国人为“豚尾奴”，辫子成为中国野蛮、落后的象征，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薙发与缠足、吸食鸦片并列为三大陋习。侨居海外的华人和中国留学生颇多受外国人侮辱。最先是新加坡的华人组织了“华人剪辫会”，登报倡议集体剪辫，认为辫子不雅，像禽兽的尾巴；不洗会发臭；容易绞到机器或车轮里；辫子像铁链等等。《中外日报》1900年6月19日报道：“新加坡一处，已有华人八十人割去发辫，改换西装，其余割辫者尚多。”在国内，康有为第一个向光绪皇帝提出剪辫建议，留学生也将剪辫风气带了回来，主要流行于新军和学生中，但这是“革命排满”的行为，清政府于是下达了禁止剪辫的严令，因此没有多少人敢冒这个险，一些留学生回国不得不装上假辫子。直到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于1912年3月5日颁布《大总统令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文》，汉人脑后的这条辫子才退出历史舞台。但仍有很多人，认为这是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不能废弃，于是进步青年学生就上街强行剪辫。阿Q住的地方未庄的人怕辫子被剪都不敢进城，阿Q的方法是将辫子盘到头顶上去，再插上一根竹筷，庄子上的人如赵秀才、赵司晨、小D、王胡也都如此办理。
　　不肯剪辫的人中有三个著名人物：辜鸿铭、王国维、张勋。辜鸿铭是著名学者，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张勋过生日，他送了一副古诗结句的对联:“荷尽已无擎雨盖，残菊犹有傲霜枝。”“擎雨盖”就是清朝的大帽子，“傲霜枝”指辫子。他在北大任教时，是北大一景，许多人到北大来看他的辫子。学生嘲笑他的辫子，他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里的辫子是无形的。”王国维也是一个很著名的学者，书呆子，效忠清室，无法接受民国而投水自溺。张勋则是清朝大将，辛亥革命时任清朝江南提督，清室退位后所部改称武卫前军，禁剪辫子，时称“辫子兵”，张勋亦称“辫帅”。1917年6月7日率“辫军”北上，拥戴溥仪复辟，北京街头挂起清朝龙旗，对于没辫子的人们真是气焰万丈，在全国都引起一阵恐慌。鲁迅先生的小说《风波》就以此时为时代背景，小说中的七斤是村里的著名人物，每天撑航船进城，辛亥革命后进城被革命党剪去了辫子。张勋复辟后，他的命运引起了村人的恐慌。与七斤有仇的镇上的茂源酒店老板赵七爷，将盘在头顶上的辫子又放下来，穿着只有在他的仇家有灾时他才穿的宝蓝色竹布长衫来威吓七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七斤你的辫子呢？这回保驾的可是张大帅。张大帅就是燕人张翼德的后代，他一支丈八蛇矛就有万夫不当之勇。你能抵挡得住吗？”七斤以此失去了村人对他的尊敬。然而仅过了12天，这个村庄就又恢复依旧。。
　　男人头发的风潮还未完全结束，女人头发风潮又起。女子剪发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到北伐革命时，夹杂着革命道义的剪发成为风潮，由于北伐军重视政治宣传，各地的农民协会积极开展扫除封建、砸庙倒菩萨、反对做道场、破除陈规陋习、宣传男女平等等活动，动员乃至强迫女子剪发，带着剪刀上街宣传、剪发。上海的妇女最为解放，自北伐军宣布戒严以后，百业凋零，惟理发店生意兴隆。不仅青年学生剪发，那些姨太太们也都追赶时髦。在革命高潮地的湖广江浙，女子剪发成为当时革命与反动的标致，革命妇女高呼“不剪发、不放胸、不放足的女子不配谈革命”，男子“强迫妻子和女儿蓄发、束胸、缠足”要受到妇女协会的谴责和惩罚。但妇女剪发也遇到很大阻力，甚而远甚于男子的剪发。在北伐军尚未到达的地区，政府纷纷颁行严禁女子剪发禁令。1927年北京《顺天时报》载《女附中拒绝剪发女生入校》新闻云：“西城辟才胡同女附中主任欧阳晓澜女士自长校后，该校学风由女士之严厉整顿，日臻良善。近闻该校此次招考新生，凡剪发之女学生前往报名者，概予拒绝与考。”剪发女子在街上行走，轻者会遭至人们的侧目而视，被“呸”地吐一口唾沫，重者会被从身后飞来一块砖头打中。在北伐军占领地区，农村妇女也大多不接受剪发，她们说“结发为夫妇，恩爱两不疑”的发妻，如果男子、女人都没了发，就要离婚。甚至出现被强行剪发后投水上吊的现象。就是上海也不是所有女子都以剪发为美，那些交际花们认为长发比短发更美，组织“保发会”，以保留几千年女子之美发。直到北伐革命胜利，北洋政权垮台，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不断深入，女子在家庭和社会中独立地位的确立，女子剪发才被社会所普遍接受。
　　新中国建立以后，人们的头发也带有政治色彩。在“文革”以前，剪小平头的是“工农兵”的形象，留小分头的是学生和知识分子，留“飞机头”的是阿飞，留“大背头”、镶大金牙的则是银幕上的反面角色，妇女烫发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文革”时期女子也兴起剪发运动，红卫兵小将一律是扎两条小辫的短发,那时如果能看到垂一条大辫子如“喜儿”、“铁梅”那样，那真是太靓眼了，吴琼花原先也有一条大辫子，参加“红色娘子军”以后就剪了，以示与旧社会一刀两断。。现在头发彻底告别了政治，只在犯罪以后才被强行剃成光头。
　　2018年6月14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