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乡村做隐士 （散文）

回到乡村做隐士
散文/张礼
每个时代都有各种隐士，他们淡薄功名利禄，笑看百态人生。在中国，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都会有一些人愿意隐居山林，做一个隐姓埋名的隐士。 无论是武侠游戏，还是古代小说，我们都会看到游离于世俗世界之外的隐居者。隐士总是背离于现实社会的姿态，匿迹于众目睽睽之外。他们结庐于僻静的一山一水，避开了车马之喧、人声之沸。隐士，看破人间世相，洞晓千古玄机。他们不屑与市侩俗客合流，顺性而行，过着闲云野鹤、独对清风明月的日子。隐士，一般都是满腹才华，志存高远之人。 何为“隐士”呢，并不泛指所有隐居之人。《南史·隐逸》上说，隐士“须合贞养素，文以艺业。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这样说来，一般的山野樵夫，闲杂人等，并非属于“隐士”之列。也就是说，“隐而不仕”之士，若非“高士”“名士”，也断不能划入“隐士”之列，而只能归位于一种小我的生存形态。 古时候还有一种人叫“处士”， 专指才德并茂、有机会做官却从未做官的一类高士，后来亦泛指未做过官的士人。 男子隐居不出仕，讨厌官场的污浊，这是德行很高的人方能做出的选择。这类人，比如严子陵、陶渊明、李叔同等，不过我觉得，此三人可称为“处士”，从后期的个人行为，也属于“隐士”之列。 “隐士”之谓，绝非一般泛称，实有特殊所指。历代中国文人都很推崇隐士精神，他们歌颂“隐士”，仰慕“隐士”，即便自己归隐不得，却乐于在自己的精神殿堂里，悄悄地把自己“隐士”起来。这说明了知识阶层对人格独立、气格超逸的人生境界的向往之情。古代那些屡试不第、最终放弃科考的士子，常把古来公认的著名“隐士”作为追随的偶像和精神的导师。于是，这些人“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易·蛊》。 “隐士”主要有以下几种，道教隐士、佛教隐士、知识分子隐士。前两种隐士，是传统意义上的，而知识分子隐士，则是现代的提法。有些知识分子，为了学习或写作，他们喜欢安静和孤独。据笔者了解，或许是出于社会原因，或者是宗教原因，有些则是出于做学问的原因，有许多有学问的人，长年隐居于一些名山大川，比如西安城南的终南山。 随着时代的变化，隐士的概念也会有所变化，比如一些文艺界、商界人成功人士，功成名就后，隐居时，也有隐士之意。 在笔者心目中，“隐士”中的高人有两位，一个是古代的陶渊明，一个是近现代的李叔同。 陶渊明是中古时代的大思想家及伟大的诗人，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最末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写下了《归去来兮辞》，解印辞官，正式开始了他的归隐生活，直至生命结束。陶渊明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在他身上，同时具有道家和儒家两种修养。陶渊明有诗云：“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陶渊明选择归隐，不为五斗米折腰成为历史上一段佳话。在田园生活中，他享受到了回归自然的乐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诗中，可见其人与自然已经合二为一，陶渊明过上真正隐者的生活。 因为不慕荣利，他就无需奔忙，可以“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 国外的隐士，多为苦行者，悍卫宗教与布道传教是其主要活动。中国的隐士则复杂一些，其主要体现在文化创作与思想传播上，即使僧道，亦少有真正以宗教教义为生活宗旨的人。中国的隐者，好象可分为两类，一类人真隐，连名字生平事迹都不为人见，就若《桃花源记》中的那些山民。但更多的隐士还是如陶渊明般，当政治理想与个人思想不为主流承认，才以某种手段隐活于世。 而有些人，他们名为隐士，但身在尘世中，行俗人之事，做奇人之行，他们言语怪诞，常常做出一些惊人之事。 李叔同是我敬重之人，法号弘一法师。吴贻弓导演的电影《城南旧事》主题歌《送别》，就是李叔同的名作。 “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我是因《送别》这首诗，喜欢上李叔同的。这首诗悲怆、苍凉，一下子就让人溶入诗人深邃的意境中。也是此诗，让我认知了大师李叔同先生。 《送别》的意象与语言，基本上是对中国古典送别诗的继承。长亭饮酒、古道相送、折柳赠别、夕阳中挥别、芳草离情，都是千百年来送别诗中常用的意象。但《送别》以短短的一首词，把这些意象都集中起来，一种“集大成”的冲击力，强烈地震撼着一代中国人，《送别》也就成为离别的一种文化心理符号。 　　 三十九岁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出家为僧，法号为弘一。我对书上看到的一件事记忆最深。弘一法师出家后，大画家徐悲鸿有一次去看弘一法师，突然发现山上一棵已经枯死多年的树，又发出新嫩的绿芽。便对法师说：“此树发芽，一定是你这位高僧来到此山中，感动了这棵树，它便起死回生”。 弘一法师笑笑，说：“不是的，是我每天为它浇水。它才慢慢活起来”。 棺木。李叔同的父亲临终前曾嘱咐家人聘请高僧法士朗诵《金刚经》，并在静聆其音之中安详而逝。 弘一法师在出家的最初五年里，曾云游四方，到过许多寺院。故此，在弘一法师俗界朋友的心目中，他已成为了一个苦行僧。弘一大师晚年除了苦心修行外，还不辞劳苦，四处弘法倡佛、授业讲经，同时还专心著述，这一时期也是他佛学思想成熟阶段，他的绝大部分佛学著述均完成于这段时间。弘一法师闻名于世，主要是其精通诗词、书画、音乐、戏剧、文学、佛学于一身，还是第一个开创裸体写生的教师，培养出了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等一大批文化名人，后被佛门弟子奉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 如今，人们越来越相信，隐士这样的人正在渐渐消失，就算你想隐居深山，也很难找到适合的条件，原生态的自然景观，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各地的山脉大都成了风景区，自然界受到无情的开发。 不论你以何种方式隐居，隐士都是一群失去了话语权的人。在古代，话语权永远掌握在帝王与权贵者手中，但凡有权力者才有话语权，历朝历代都是如此。而历史上的文人，多思多情多愁，性格鲜明难被融合，他们只能以曲折的方式来表达隐藏的声音，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隐士身份的默认，也是一种话语权消失的标志，而一旦某种异样的声音被公开，触犯了权贵者敏感的神经，则必然要遭横祸。明朝时的隐士何心隐，创聚和堂讲学遭忌，逃亡避祸二十余年，最后仍难逃首辅张居正的追杀。 青莲，出淤污泥而不染，兰，幽谷亭立孤芳自赏，它们都是植物中的“隐士”。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一个时代，有众多的人想去深山做“隐士” ，反映着一个时代的失语现象。现如今，如果还有人以隐士自居，也是很悲哀而无奈的事。大隐隐于市，我认为，在喧嚣社会中，你能保持一份淡雅，守住一份宁静，就算不去深山隐居，也算得上是一个“隐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