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流浪与破碎

　　近年，一个奇怪的意象一直在我心里纠结着：我的故乡由一棵树变成了一条船，在向远方的流浪中解体，破碎，散开的船板四处漂游。落水的我，抱着一块破船板随波逐流，无处登岸。
　　童年时，我曾傻傻地认为，故乡像父母一样，是先天给予，一成不变的，具有不可选择性和不可改变性。后来我终于知道，故乡虽不像吉普赛人那样频繁地流浪，但同样具有流动性和不确定性。
　　我刚懂事时，家里大人便告诉我，我老家是河南林县（现林州）一个叫东掌的村庄。清光绪年将完时，老家遭遇大灾荒，爷爷奶奶逃荒来到现居住地山西陵川县。可后来家族里的老人们告诉我，除河南林县老家外，我们还有更老的老家，即山西洪洞老槐树下。
　　爷爷说，明朝初，我祖上和数以万千的洪洞一带的人，被官府强行移民至久历战争人快死绝了的中原等地。那是一场被动的流徙，我祖上和万千户的当地人，开始时是被动员移民。穷家难舍，热土难离，还有脚下的黄土里埋葬着父母双亲和一代代先人的牵绊，使得任何一家人都不愿意离开故土。于是官府采用了阴险狡诈的欺骗手段，广贴告示说，谁家的人跑到大槐树下，就可以不外迁。远远近近的百姓们信以为真，争先恐跑到大槐树下，结果被官府兵丁团团围住，强行遣送到了河南和其他许多地方。
　　在被串绑了双手押解上路时，我祖上在内的移民们于大声恸哭中频频扭头回望。他们被驱赶着渐行渐远，家乡一点点向后退，慢慢，眼中只剩下那棵缀满老鸹窝、属于故乡符号的老槐树。时光久远后，移民的后代已经记不起家乡的准确地址，只记住了一代代流传下来的一首民谣：“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上老鸹窝。”
　　可在被移民五百多年之后，一番兜兜转转，故乡又从河南返回到山西来。只是，逃荒中的故乡饥饿、疲劳至极，走不动远道了，没能力返回到晋南的洪洞故土去，落脚在了山西最东南边缘的现居住地。
　　于是我的家族便有了三个故乡。洪洞大槐树，是祖上的故乡；河南林县，是爷爷的故乡；南太行西麓的现居地，是父亲、我及我家族晚辈人的故乡。
　　流动与迁徙，是人类社会的常态。所谓故乡，是祖上流浪的歇脚之地，是我们的出生之地和童年生长之地，却未必是终老之地。这样的现实，对我爷爷这茬的“逃一代”人，很有点残酷。撇开祖上的故乡洪洞老家不说，他们仍然有两个故乡，一个是埋葬着父母以上先人的河南林县老家，一个是现在这个他们亲手建立起来的村庄。
　　爷爷预料到，他活着或者过世后，都不可能返回老家了。对这样的结局，他很不甘心。我小时候跟他上山开荒地、刨药材或放驴时，他曾多次对我描述河南老家村子和我们家房子的模样，还有土地、祖坟那些让他牵肠挂肚的东西。他多次对我讲述过东下太行山回老家的路线，一路要翻那些山岭，过那些河流，途经那些村庄，什么地方长有一棵大松树，什么地方的路最陡最险，一路要过多少个岔路口，每个岔路口要靠哪边走，一路上能看到什么样的景观，走回老家需要几天的路程。我根据他的讲述，在心里转换成相对应的图像。可我知道，我脑子里绘出的图像与实际的图像，会有很大误差，唯有对爷爷心情的感知，准确无误。
　　爷爷最终没能返回老家的原因很多。穷家值万贯，一搬三年穷，是浅表的原因。更深的原因是，我的三个姑姑和我大伯我父亲，都连姻本土人。而且，老家那边，房舍已损坏，土地另有他属。而山西这边，却开有和买有了自己的土地，土改时又分了十多亩地。这些原因，都决定了爷爷不可能再重返故里，或过世后葬入河南老家的祖坟。这成为爷爷最大的一块心病，最大的痛。“逃一代”的老人们，都经历了这种心理的切割之痛，撕裂之痛，最后都带着巨大的遗憾，老死、葬埋于山西这片山地新立的坟墓里。
　　“逃二、逃三代”的父亲和我这两代人，对故乡的心情已大不同于爷爷。我们理解爷爷这代人的痛，可对祖先的故乡，爷爷的故乡，我们只作为一种符号，从理性上予以了对接和承继，却很难从感情上认作是我们的故乡。我们只认现在的村庄是故乡。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感情不是基因，可以遗传，也不是遗产，可以继承。“逃二、逃三代”人，虽然在家里、村里仍然操着老家的口音，可在与本土人交流时，已能熟练地使用本地的口音。换言之，我们是吃南太行这块山地的奶长大的，村庄里装满我们童年的嬉闹声，山坡烙满我们成长的脚印。我们的根，早已和出生、生长地纠集在一起，与村庄有着脐带连接的血脉、骨肉关系。尤其父亲这代人，是家乡的“死忠之士”。解放前后，包括我父亲在内，曾有十多个人参军或被派、招工，走到外边的世界去。可后来，他们都不顾一切地返回故乡来，有的甚至是辞掉、扔掉工作跑回来。有三四个人提了官的人流落在外，可他们在退休之后也返回故乡来，或者老死后发落回来，埋在老家的黄土里。
　　我这代的人，对村庄的感情没有父亲那代人那么深、那么铁了，都向往着脱掉身上的农皮，做一个在外工作的人。可走出村庄的人，无论走多远，无论做什么工作，都把村庄当做自己的大后方，灵魂一半跟着我们走，一半交给家乡收藏、保管。没走出去村子的，在梦想破灭之后，都死心塌地皈依了村庄和土地，忠实履行着与村庄、土地的某种契约。
　　现在，我父亲这茬的“逃二代”，也都先后过世了，埋在“逃一代”人的脚头。与我同辈的“逃三代”，也有好多人逝去，入葬于按辈分金字塔般排列的老坟里。
　　有家有祖坟的地方，就是故乡，就是根。逃荒人的后代，越来越深地植根于南太行西麓的这片水土，彻底本土化。
　　可当时间来到现在的时代，我家乡的人却发生了集体性的叛离。逃四、逃五代中的青壮年人，好多人在城里修房、买房或租房，举家搬迁而去。即使没有迁离的，年轻人也跑到城里去打工。村里本来专注打理土地的“逃三代”，都是50、60后的老人了，在他们最不宜改变生活轨迹的时候，却有不少人被儿女裹挟进城。近点的住入县城，远点的到了市府所在地、省城，更远的则被带到天南海北的陌生城市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住下山坡不嫌陡”，不愿意在人生的临梢扒尾时，离开埋葬着父母的热土血地。可为了帮儿女带孙子、外孙，也为了老来有靠，不得不跟随儿女远走他乡。现在的村子里，只剩下一些死活不愿意跟儿女走出去的老人了，再有就是一些没能耐外迁的人家和几条光棍汉。
　　“四分五裂”这个成语，以前我不感觉它有什么情感色彩。可现在，它在我心目中变得充满了悲剧色彩，以至于像梯队轰炸机般对我狂轰滥炸。我听到自己的身体因中弹嘭的一声四分五裂。我极力想摆脱这个成语对我的袭扰，可它像个无赖对我纠缠不休。我知道，这都因为我的家乡目前的情形，恰好是这样一种状态：四分五裂。
　　村庄的四分五裂，源自于一个个家族、一个个家庭的四分五裂。就拿我自己家来说，兄弟姐妹四个，全部搬离了村子。县城有我和两个妹妹，弟弟则随孩子迁往几百里外的阳泉市。在我的家族中，“逃一代”的我爷爷亲弟兄、叔伯兄弟是三个；“逃二代”的我父亲这辈，本家兄弟共有七个。到我这辈的“逃三代”，远近叔伯兄弟共有十六个，可有十一个迁居于省内外各地。他们中，现在已有五个去世，埋在了异乡的土地里。我不知道，这些本家兄弟和他们的后人，内心需要多强大，才能把他乡当做故乡，在那里安然若素地生活，最后心安理得地埋葬于当地做他乡之鬼。这些走出去的兄弟们，孩子、孙子各有多少，都叫什么名字，在干什么工作，想搞清楚，已非常困难。至于他们的后人，更像蒲公英的种子，于分化后再分化，即使有朝一日同他们碰了面，也认不出是一家人了。
　　我家族的人现在还留在村里的，只有我的两个堂弟了，而且其中一个也在县城买了房子，只等服役的孩子退伍回来就乔迁。我扳着指头反复数算，我十六个本家兄弟中，过世后能埋入家乡老坟的，连我在内，最多只有六个。至于能在村里终老的，恐怕只有一个光棍汉的堂弟了。
　　村里和我同辈那些走出去的人，是忍受着心里的巨痛上路的。他乡虽好，不是故乡；晚年漂泊，心更凄然。临行前，他们都在村庄的老田里挖了点土，小心放进食品袋带走。这是老祖宗留下的一个土方，据说，用家乡的土熬水喝，可以治疗在他乡的水土不服。这把土，还是微缩的故乡，看着它，也许能慰藉一下思乡之痛，可也许勾出更多的乡愁来，催生出一把把思乡的苦泪。
　　弟弟临走也带走了家乡的一把土，可他说仍有三种病无药可医。一是亲人之间见面难，一想起来心里就刀剐一样不好受。二是祭奠老人难，每逢清明上坟，十月初一送寒衣，如果要回来，需提前几天就做准备。更多的时候回不来，他只好在当地找个十字路口，燃香焚纸叩拜，向南“遥烧”。他还能做的就是打个电话给我，让我代他给父母烧纸磕个头。三是心里存着一个巨大的悬疑，就是闭眼之后，孩子们会不会为免去远途奔波，将他们两口葬于当地，不能归回故乡老坟？弟弟说真是这样的话，他会死不瞑目。
　　可村里的年轻人还是一疙瘩心思往外走，渴望在城市占有一席之地。尽管他们还是打工为生，尽管他们还是农民的身份，尽管他们还会遭遇一些白眼和更难堪的事，可他们还是心甘情愿躲在城市的屋檐下。年轻的女人们用网购的廉价时装和化妆品，极力想把来自乡村的一切痕迹掩盖起来。她们在县城街头同我碰面后，竟然不大愿意用河南老家口音与我说话，除非只有自己村的人在场。我能理解村里年轻人的心情，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是人之常情，时代给了他们这样的机遇，他们没有错。
　　只是，在大家抛别故乡都没错的时代，正在大批量地生产着流浪。好多人的故乡，会在这样的流浪中破碎，消失。由此注定了，多数的当代人会无乡可归，乡愁也会像决堤的洪水，恣意溃泄，泛滥成滔滔汹涌的一片汪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