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文的故事

文文的故事
——一个地主之家覆灭记 我原来叫张文文，后来叫吴文文，再后来叫姜文文。每一个文文后面都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但都是我文文的故事。 我的老家在山东宁阳县葛石镇，镇上有四十八户地主。从镇里走出去一二十里地，都是四十八户地主的土地，其间的十几个村庄都是四十八户地主的佃户村。说也奇怪没有一户与国民党有瓜葛，也不曾有一户充当日本人的二狗子汉奸，也没有一户靠拢追随共产党，全是不过问时事政治的土坷垃地主。我的父亲张昆亭就是四十八户中的一户，拥有土坷垃三百亩，日子过得节俭清苦。我一家四口，吃两种饭食。父亲与哥哥是一种饭食，他们吃细粮，还能吃鸡蛋。我和母亲吃另一种饭食，煎饼卷大葱，与长工一样。在我童年里印象最为深刻的事情是哥哥把煮熟的鸡蛋偷着分一半给我吃。在这个土坷垃地主家庭里，父亲以及哥哥好像是一个世界，我与母亲以及那些长工是另外一个世界。 1950年葛石镇解放进行土改，母亲嫌弃父亲是地主，毅然决然与父亲离婚远走他乡。父亲不会牵牛不会耙地不会担水不会劈柴不会做饭，他带着我和哥哥走出家门要饭。蓬头垢面的父亲手里拿着一根打狗棍，流着长长鼻涕的哥哥手里攥住根树条条，我提着个篮子，篮子里有个破碗。父亲说他在娘肚子里的时候，我们的爷爷老地主就请来先生为父亲算命，说父亲生辰八字不好命里注定要要饭，老爷爷老地主不相信又请来第二位先生，第二位先生依旧说父亲的未来不乞讨不足以为生。所以，父亲要饭要的平实，要的温情，要的坦然。对社会不曾有一丝怨怼。在他的眉心里有两个十字，非但没有紧锁，反而有些许舒展。他不会像镇上另一户张姓地主那样想不开悬梁自尽，父亲骨子里生性豁达，视人生为过眼云烟，怎么飘都是一辈子。然而飘到1960年就飘不动了！连施舍者都在“非正常死亡”，他这个被施舍者必然要“非正常死亡”，所不同的是前者于家中，后者于街头。我不曾亲眼目睹父亲死亡的现状，因为那时我被母亲接到了上海。这一切应当是后话，不该在这里赘述。 不久，哥哥被一户农家收养走了。我也被另一户农家收养走了，这户人家姓吴。所以我不再叫张文文，而改叫吴文文。吴爸爸是位朴实的农家人，吴妈妈是位善良的农家婆。他们疼爱我，胜过自己的孩子。吴家原有两个哥哥，待我被吴妈妈手拉手领进家门，两个哥哥直愣愣地打量我。他们被告诫，要事事让着我，因为我比他们小，是他们的妹妹。记得有一次大哥哥从镇上油坊捧回来半碗醋，上面飘着两滴香油花，那是油坊老板打完醋后，再用一根粗细如小拇指的秫秸棍，蘸着香油灌子的油面滴上去的。醋碗放在饭桌上，饭桌放在炕上。我和两个哥哥跪在炕上，爬在饭桌上。看那浅黄透明的香醋，看那一圈圈飘动的油花。你低头闻一口，我低头闻一口。你把碗往自己鼻子底下挪，他把碗往自己鼻子底下挪。三挪两挪被我弄洒了，洒了一桌子一炕。我知道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错，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听到动静的吴爸爸走进来，见我满脸泪花，不问青红皂白，啪啪地照准两个哥哥屁股各打了两巴掌。两个哥哥委屈地抹着眼泪，此时吴妈妈也走进来。我从炕上站起来，一把就搂住了吴妈妈的脖子，并告诉了吴妈妈那碗是我弄洒的。自那以后，两个哥哥非但没有嗔怪我，反而对我更加关爱与呵护。教我去粘知了，为我逮蝈蝈，去逮鱼去摸虾，好不愉快。我不喜欢张家地主家的人生，我喜欢吴家农家的生活。尽管后者的日子非常穷困与艰涩。 吴爸爸吴妈妈两个人劳动挣工分，原来是养活两个孩子，能挣出一家四口口粮钱。其后收养了我，入不敷出，日子坠入更为艰难困苦的深渊。二分钱一盒火柴，吴家的爸爸妈妈买不起。每天清晨吴妈妈做饭时，由我去引火种。拿着一根麻秸杆（那是两个哥哥从几里外的地方砍草拾柴弄来的），走上街头举目四望，看谁家的烟筒冒烟，就到谁家去引燃麻秸杆（吴文文是中国农村大地山东宁阳葛石镇吴家现实版的普罗米修斯）。那杆去掉了外皮是灰白色的，比筷子粗比小拇指细，质地坚硬但松软极易燃烧。拿着因然后火种一边走一边吹，保证火种的兴旺，最后交到坐在灶膛边的吴妈妈手中。吴妈妈会用一把松软的干草作为大火苗的引子，低头用口去吹，一口一口地吹，直到把全部引子燃起，再捅进塞满干柴的灶膛里，拉起风箱呼呼地去烧水去做饭。如果被点燃的引子受潮，点不着冒出一缕青烟，会呛得吴妈妈咳嗽，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咳嗽。此时此刻我会走上前去给吴妈妈捶捶背，用以减轻她的痛苦。因此吴妈妈不仅对家里人说，还对街坊四邻说，将来我是她的指望，我这个外来的文文是她的亲闺女。 我爱我的吴爸爸，我爱我的吴妈妈，我也爱我的两个哥哥。我在吴家欢天喜地其乐融融。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我的亲妈妈从上海跑回来了。她已经在上海成家，与一位工人（老家也是山东宁阳人）结婚。我要被带走，吴妈妈掉泪了，吴爸爸眼里也噙着泪花，两个哥哥一个人拽着我一只手不说话。不知谁抽咽了一声，引得全家人哇地一声大哭起来。那是一个秋日，阴霾的雨水绵绵，整个葛石镇都在淅淅沥沥抽泣。吴爸爸吴妈妈还有两个吴哥哥都说自己是喜极而泣，因为我要进入大上海，要吃万人羡慕的商品粮，不会再过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苦日子。从家里送到家外，从镇里送到镇外。我与吴姓家人再次哭成一团。我的妈妈为吴家两个哥哥留下两件衣裳作为纪念，吴妈妈为我煮了五个鸡蛋(那是过年过节都不能吃的金蛋蛋，是吴家买醋买盐买几滴油的金蛋蛋，是吴家唯一获得金钱的来源），让我在路上进食。 跟随母亲来到上海。两相比较山东农村吴家的穷苦是地狱，上海的工人之家的富足是天堂。父亲每月工资是四十几元母亲是三十元，七十几元在我这个吴文文眼里可是个天文数字。我爱我的吴家，我怀念我的吴家。我的继父姓黄，我歆羡黄家，也嫉妒黄家。我从继父钱包里偷钱想去邮局寄给吴家。就在我去邮局的路上被继父追上，遭到继父的痛打。原来新来的小女儿是个“家贼”，我是继父眼里的眼中钉。日子没过几年噩耗传来，父亲饿死于街头之后，我那哥哥也死于肝炎，享年二十二岁。这个打击对母亲来说是巨大的，丰腴漂亮的母亲一夜之间变得无比衰老憔悴。我成为她唯一的亲人。母亲姓姜，她不允许我姓黄，只能姓姜，她叫我姜文文。似乎只有我姓姜，才能保住我是在世的亲人。名不正则情不顺。继父与母亲开始吵架，甚至大打出手。是我的到来，造成了家中的不和睦。我成了继父和哥哥（继父之子）眼里的丧门星。七十年代上海知青下放去新疆，我主动请缨代哥哥出征。 新疆是个好地方，新疆也是个苦地方，新疆也是个让人哭的地方。知青于新疆落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我一个十六七岁弱女子的肩膀，承担不了压下来重担，投入到一个新疆本地人的怀抱。然而婚姻带给我的不是温馨与幸福，而是更为深层的苦难。我在他的眼里没有做人的尊严，而只是一个为他进行性服务的尤物。我挣扎了几十年，痛苦了几十年，被性虐待几十年。几十年我没有收入，我硬是从自己牙缝里一分一分地攒钱，终于攒够了两张火车票的钱。我带着我的女儿从遥远的新疆，逃离虎口，回到阔别了四十余年山东宁阳县葛石镇吴爸爸吴妈妈老家。推开家门我一头扎入吴爸爸吴妈妈的怀抱，他们已经老了，已经是满头白发。我说我想你们，我在梦里见到过多少次吴爸爸吴妈妈。大家痛苦成一团。吴爸爸吴妈妈都不认识我了，两个哥哥也不认识我了，我已经从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姑娘变成满脸皱纹的老婆婆。我该有多少苦水向爸爸妈妈倾诉，我该有多少心里话向两个哥哥诉说——我在上海“偷钱”是为了爸爸妈妈和两个哥哥能与饭吃能闻到香油，我在新疆“攒钱”是为了回家看一眼爸爸妈妈和两个哥哥。 如今我又组成了新的家庭，新家在镇江。我的晚年非常幸福，收入也比以前多上许多，我有能力报答吴爸爸吴妈妈对我当年的恩情，然而他们已经过世了！我的两个哥哥还健在，我给他们寄大铜壶大木盆，让他们热脚烫脚用，过节过年我都给他们寄钱，因为两个哥哥不是亲哥哥但胜过亲哥哥！所以，我从镇江来到三亚，来看望两个从山东来到三亚养生的亲哥哥！没想到与您这位老哥哥认识，是缘分也是我本人发福分！ 我还有个未了的心愿，回曲阜（那里有我家的房产与土地最后父亲落脚于此地）为我父亲与哥哥立一块石碑，刻上他们的名字和生辰与死去的日月，用以证明他们在这块土坷垃大地上存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