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梦

远去的梦
这像是一个梦，因为我说出来谁也不会相信，还因为太过遥远，那段记忆就真的如梦一样支离破碎，我只想说说他，那个坐在草堆上的影子。 我希望我说它的时候，我自己首先能先进到梦里去，语言是梦呓，没有逻辑，没有次序。那个男的叫什么我不知道，我并不认识他，甚至没记住他的长相。 他坐在一个木格子的栅栏里，栅栏很高，两面靠墙。栅栏围着一块面积不小的地方，那其实是学校操场的一角，盖有顶棚，建它的当初可能是想要做露天仓库的吧。栅栏里满地铺着焦黄的干稻草，他就坐在那堆干草堆上，四周别无他物。我去了以后就站在那木栅栏外，我是特意看他去的，当然他并不知道。 他要死了，这是听大人们说的，明天就会有人把他杀了，去看他完全是出于我的好奇。那时候我还不是特别明白死是怎么一回事，更不知道杀人是怎么一回事，懵懂地感觉不是好事，而且让人有种莫名的悲凉。 我扶着木头栅栏往里探望，栅栏很宽，所以我的两手并不能将栅栏握在手掌，只是扶着。木头很粗糙，有点剌手。他还是坐着，开始抬头看我。我并不怕他，他很和善，眼睛露着疲倦而浅浅的笑意。 “吃饭了吗小丫头？”我点点头。 “你吃了吗？”我也问他。 “没有，家里人给我送了两个鸡蛋，我不想吃”。他手里真握着两个鸡蛋，语气低沉无力，像是远道而来劳累过度的旅者。 我望着那两个鸡蛋，他就软软地抬起手来，试着向我递了一递。 我摇头，他又无力地放下。“你要死了吗？”我问。“是啊，明天。”“死是什么啊？”“死就是再也不回来了。”“一直一直都不回来了？”“一直一直！”他不说了，低低地垂下了头。我也不说了，就这么撅着嘴看着他。我很想他再跟我说点什么，就这么一直默默地等着，他坐在里面，我站在外面，但他终于还是没再说话。 他穿的很破旧，一条裤腿出溜到膝盖，鞋也很破，趿拉在脚上。他的头发很长，凌乱地纠结在一起，眼神困顿无光，像是熬了许多个不眠之夜，那神态无可奈何又沮丧低落。 今晚上他就睡在这里吗？一个人不害怕吗？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要被人杀了，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没有家人来陪他，又怎么会被关在学校的院子里？为什么不跑呢？无数的问题在我脑子里转悠，没有人给我一个答案。 那时我七岁或是六岁，我不太记得了。妈带我从南京去了四川姑姑家，因为爸爸那时候也在四川工作，我们就是去看望爸爸。姑姑家很大，一个开阔的四合院，中间有个很大的天井，天井四周是数不清的房子，一间很大的房子里满眼是书，高高的书架上放的全都是书，占满了四周的墙壁。后来才知道，那其实不是姑姑的家，是学校的房子，姑父是学校的校长还兼个什么其他的官儿，他们一家子才能住在属于学校的四合院里。 姑姑家位处一个很小的乡镇，但学校却出奇地开阔，很大的操场，转圈是很多的教室，总之在小小的我眼里到处都很大、很多。学校外贴着墙有一个很大的主席台，很高，也很平整，平常我们一帮小孩儿常爬上去打闹。 那一天很是沸腾，到处是来自十里八乡喧嚷着的人们，或许是没有其他的场地可以容纳这么多的乡民，又或许学校的主席台是乡镇唯一高而开阔的地界，最后的告别便选在了这里。 一大早我便被家人从梦里拖起，糊里糊涂地跟着人群来到了那座高高的主席台前，我不知道人们在谈论着什么，爸爸把我扛在肩上，我伸着头到处张望，满眼是人，黑压压闹麻麻一片，人们似乎并不是来送别一个即将死去的人，也并不关心他为何即将要被夺去性命，他们都手提肩扛着自己各色各样的东西，一个大大的南瓜，或是一筐青菜、一篮子扁豆，再或是自编的竹器，就像赶集的道儿上忽然来了个杂耍班搭台准备唱戏，他们便凑热闹般停下来跟着吆喝一阵儿。 一阵骚动，昨天向我举着两个鸡蛋的男人，被两个强壮的男人快速押上台来，主席台上便有人高亢激昂地喊叫，喊的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懂。那男人跪在台上，低沉的脑袋和膝盖一起共同支撑着身体，两手被反捆在背后，我看不到他的脸，甚至已经看不出是一个人的模样，只看到一堆破烂的衣裳和那头干稻草般的头发。 那两个强壮的人不停对跪着的男人指指戳戳，有时还抬腿猛地就是一脚，跪着的男人一下子歪倒过去又艰难地调整过来再次跪好，不一会儿，那个人又被快速地押下台去，推搡中一只鞋被踢踏到台下，引起台下一阵哄笑。男人被押着上了一辆早已备好的叫不出名字的破车。破车开走了，卷起滚滚尘土。 人群散去，像是看完了一场社戏，又各自赶自己的场去了。 他死了吗？我不知道，反正他是被带上车走了，他一定是被那些凶巴巴的人吓坏了。 后来听大人们说，他是把公社摊派给他放的一头耕牛不明原因地给“放”死了，还有人说，他为了那头耕牛和偷牛的人厮打误把人给打死了。 时隔多年，成年的我早已深知死亡对于生命而言意味着什么，也明白了一个正值年少的青年被无辜剥夺了性命对他的家庭意味着什么，然而他属于那个特有的年代，就如他所说的：走了，就永远也回不来了。 然而在我幼小的心里，时常会想起那个向我举着鸡蛋的影子，那两个鸡蛋，便是他的家人给他的最最贵重的饯行。 （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但愿它曾是一个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