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国民性”

　　也谈“国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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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世纪末，由于“老大帝国”的积贫积弱，于是有人开始论及中国的“国民性”问题。最早是一个叫亚瑟.亨利.史密斯的美国传教士，他的著作《中国人的性格》，系统地概括了中国人的性格和文化心理特征：重面子而善于做戏，过度节约、勤劳耐苦但漠视时间，马马虎虎、思绪含糊，坚韧、善忍，缺乏同情心、相互猜疑而缺乏诚信；极端迷信、爱传谣言，因循守旧、相信经验、固步自封。他还说：“中国政客的生平和公文，就像卢梭的《忏悔录》那样情感高尚，但他们的行为却极其卑鄙。他砍下十万个头颅，却引用孟子的话论述生命的神圣。他把修筑堤坝的钱塞进自己的腰包，导致河水淹没一个省，却为人民的背井离乡而哀叹。”鲁迅先生逝世前曾著文希望有人能翻译此书“立此存照”，一个多世纪后2010年9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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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史密斯以后，中国人的“国民性”就常被人论及，其中批判最激烈且最深刻的是鲁迅先生。鲁迅是一个文学家，因而他的批判论点大多体现在他的小说所塑造的人物中，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阿Q。阿Q是一个无产阶级“流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生活潦倒，但他却过得很快乐，因为他有一种“精神胜利法”。常夸耀过去，“先前比你阔多啦”，又常悬揣将来，“我的儿子会阔多啦”。他常被人打，打败了却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于是他胜利了。当别人要他承认是“人打畜生”时，他就自轻自贱地承认“是打虫豸,好不好？”但他又觉得自己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剩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他又胜利了。如若这种种“精神胜利法”都不能胜利时，他就用力打自己两个嘴巴，他就觉得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人，于是他又心满意足地胜利了。甚至在最后被官府审讯要他画押时，他竭力想画得圆一些却没有画圆，立即又想“只有孙子才画得圆”于是又心理平衡了。他虽然常被人欺负，却也常欺负比他更弱小的人，比如被“假洋鬼子”打了之后，就去摩小尼姑的头，他的理由是“和尚动得我动不得？”还当作一种“勋业”飘飘然陶醉在别人的赏识和哄笑中。“精神胜利法”使他在受压迫、剥削的悲惨地位中获得了安身立命的心理平衡。


　　阿Q的性格中还有许多别的“国民性”特征：具有“圣经贤传”的封建正统观念，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维护“男女之大防”，“凡尼姑必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是想引诱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所以为惩治他们起见，他往往怒目而视，或者大声说几句‘诛心’的话，或者在冷僻处从后面掷一块石头”。他竭力维护头上的那条辫子，尤其“深恶而痛绝”“假洋鬼子”的就是他的一条假辫子，他认为“辫子而至于假就是没了做人的资格”，他的老婆会跟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不跳第四回井，也就不是好女人。当人们不来找他做工时，他就认为是同样被人欺凌的小D抢去了他的工作，找小D打架。他认为革命就是“造反”，而“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但当他看到“革命”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都这样害怕，于是他又神往“革命”了。他神往“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呢？“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Q，饶命！’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假洋鬼子。直走进去打开箱子：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自己是不动手的，叫小D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可是当“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后，他又满心痛恨“革命”，想立刻把参加革命的标致――盘起来的辫子放下，又想：“造反是杀头的罪呵，我要告一状，把你抓进县里去杀头，满门抄斩！”他还“自尊自大”，忌讳自己头上的癞疮疤，又认为别人“还不配”。瞧不起城里人，城里人将三尺长三寸宽的木凳叫“条凳”，他认为这是错的应该叫“长凳”；城里人煎鱼加上切细的葱丝这也是错的，应该用半寸长的葱叶。他瞧不起王胡，因为他长着一部络腮胡子，“令人看不上眼，他能坐在王胡身边实在是抬举他”；而当他看到王胡捉到好几个大蚤子，他好不容易才捉到一个中的，放在嘴里一嗑又不及王胡的响，于是又感到受了侮辱，又与王胡打起来，打败了又喊：“君子动口不动手。”他还有着根深蒂固的奴性：辛亥革命以后审问犯人已经不用下跪，但阿Q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地宽松便跪了下去了，审讯的人喝道“站着说！不要跪”，但阿Q总觉得站不住，身不由己地蹲了下去，终于又趁势改为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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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论及中国人的“国民性”的观点中，有人认为是中国人先天就有，也有人认为是后天形成。其实，我们的祖先早先全不是这种性格，至少其劣质没有后来这样突出。例如“忍耐”，这是被我们自誉为坚韧、安份、忍让等美德的，但其实只是一种怯懦。欧美的民族，大多有一种“尚武”精神，他们的男人像真正的男人，粗犷、豪放、潇洒、大度。在欧洲中世纪有一种“决斗”的风气，一言不合，拔剑而起，明知会死在对手剑下，也绝不退缩，绝不求饶。俄国杰出诗人普希金，沙皇政府设下圈套，让宪兵亵渎他的妻子，他为了尊严与宪兵决斗而逝。另一杰出诗人莱蒙托夫，因写诗揭露政府迫害普希金而被放逐，也死于决斗。我们古时也是这样的男子汉，多慷慨悲歌之士，荆柯刺秦王，明知一去不还义无反顾。三国时期是男人的世界，在鼓角争鸣中、刀光剑影里，立马横刀，耀武扬威。梁山好汉们，“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洲”。可是后来男人的胡子渐渐短了，脸皮渐渐白了，猛士变成了小生。《西厢记》中的张生，“多愁多病身”，害了相思病，要死要活，不死不活，他最了不起的“壮举”就是半夜爬墙头和莺莺私会；那也只是“色胆包天”，所以后来连那个弱不禁风的林黛玉小姐也评论他是个“银样蜡枪头”。。贾宝玉本是有胡子的，却剃得光光，像个娘们，整天和一帮娘们混在一起。“温良恭俭让”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君子动口不动手”，“得让人时且让人”，少年老成，“两眼看地，一脸死相”。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群真正的男人，他们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日本和800万美械化国民党军。因为这支军队的统帅是个刚强的人，可见有什么样的统帅就能塑造什么样的军魂，有什么样的政府就会造就什么样的国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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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如“奴性”，就是顺从。汉人统治就做汉人的顺民，蒙古人来了就做蒙古人的顺民，满清来了又做满清的顺民。漠视国家、民族利益，明哲保身，对上谄媚，对下残暴。然而在明末以前，中国人的奴性还没有这样的极致。历朝历代不乏刚正不阿、敢于直言甚至以死抗旨之人。春秋时伍子胥，力谏吴王夫差杀越王勾践，又反对北上伐齐争霸，被赐剑自杀。三国时刘璋欲迎刘备入西川，从事王累倒悬于城门之上，一手执谏章，一手仗剑，刘璋仍未纳谏，遂自断绳索撞死于地。南宋秦桧心狠手辣，残害反对异已，但偏有一批正直大臣不怕他。枢密院编修胡铨上书请斩秦桧与孙近、王伦之头，并力反皇帝与金国讲和，被贬边地。参知政事（副宰相）李光，因反对议和被罢职归乡里，“每言秦氏（秦桧），愤切慷慨，形于辞色”。他听到宰相赵鼎被贬海南“悲忧出涕”时说：“岂能作儿女态呀！”“目如炬，声如钟，其英伟刚毅之气，使人兴起”（陆游《跋李庄简公家书》）。明朝海瑞，反对嘉靖皇帝“迷信巫术，生活奢华，不理朝政”，备好棺材，将家人托付朋友，抱必死决心上疏。


　　我们自古也从不缺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汉朝苏武被留匈奴18年，持节牧羊，饮雪吞毡。三国严颜宁做断头将军，不做投降将军。晋朝竹林七贤中的稽康、阮籍、刘伶和陶渊明，为保持独立人格拒官辞官，隐逸山林。唐朝张巡、颜杲卿，安史之乱城破被俘，骂贼不绝，慷慨就义。南宋文天祥，国亡被俘不当元朝宰相被杀；谢枋得屡拒元朝征召不得绝食而死。明朝方孝孺，坚拒为发动“靖难之役”的燕王朱棣写即位诏书被车裂，并被诛“十族”。满清入主中国时，江南人民“留发不留头”；黄宗羲、顾炎武、屈大均、王夫之、张岱一大批仁人志士，或披发入山，或削发出家，或参加武装抗清；清初武装抗清运动持续几十年......


　　中国人的奴性特征，发展至明末清初逐渐显著。李自成攻进北京时，明朝在京两、三千名官员只有20人自尽，其余争先恐后往大顺政权报名请求录用。给事中时敏报名时大门已关，敲门大呼。考功司郎中刘廷谏朝见时，牛金星说：“公老矣，须白矣。”刘连忙分辩道：“太师用我则须自然变黑，某未老也。”勉强被录用。明朝首席大学士魏藻德被关押在小房里，从窗户中对看守人说：“如愿用我，不拘如何用便罢了，锁闭作何解？”但不久满清进北京，他们又纷纷改换门庭，作了大清的官员。清军向南进军时，明朝的叛臣降将可没少出力，范文程、洪承畴、吴三桂成为清朝开国元勋；南明弘光政权中的阮大铖，国破家亡，不思同仇敌忾，共御外敌，大报私怨，迫害东林、复社人士，南京城破后降清，带领清军攻打江南，一路唱曲取媚，至闽、浙仙霞岭时，清将领说他年纪大了劝他乘马上山，他愈发卖弄精神，步行登山，脑溢血而亡。张献忠集体屠杀成都人民，百姓皆跪伏于地悲哭求赦云：“大王万岁！大王是我等之王，我等是大王百姓，我等未犯国法，乞大王赦我等无辜小民。”鲁迅先生说：“古怪的倒是那些被杀的人们，怎么会总是缩手伸颈地等他杀，一定要清朝的肃王来射死他，这才作为奴才而得救。”到了清朝末年，革命要来剪满清的辫子，满人当然不愿意，而汉人也忘了两百多年前的杀头之痛，痛哭流涕地拼命地要保存辫子。清朝与历朝不同，没有出过一个敢于抗旨直谏的名臣，朝堂衙门里高悬的牌匾是“一堂和气”，他们口口声声是“奴才领旨谢恩”，汉族大臣虽不称奴才而称臣，但其实是更在满族奴才之下的奴才。被皇帝杀头抄家还要谢恩，年羹尧谢恩折子上迟了两天，就被雍正大骂为“世上从未见之忘恩负义之人”。


　　大清国终于完了，中国人由“奴才”变为公民，但奴性却并没有改变，只是名称由“顺从”变为“服从”。共产党高举的是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旗帜，建立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却造就了一个超绝对服从的人民。早在共产党建党之初，总书记陈独秀就“一枝独秀”，实行“家长制”、“一言堂”。以后实行的是书记说了算的“书记专政”。到了“延安时期”，毛泽东规定了“四个服从”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但只实行了后两个服从，一切服从上级，尤其是服从“一把手”，而中央是最高的上级，“组织”和“多数”也必须服从“上级”少数人和“一把手”个人，连年青姑娘谈恋爱也要服从组织决定。蒋介石军事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指挥不动军队，不仅杂牌军他指挥不动，就是中央军也常指挥不动，淮海战役时黄伯韬兵团被围，他急令邱清泉、李弥等兵团救援，但邱、李就是不听。所以毛泽东评价蒋介石“搞民主他没有这个雅量，搞独裁他没有这个本领”。共产党的军队，各级令行禁止、步调一致，一切行动听指挥，无往而不胜。这在战争年代、在军事作战中是无可非议的。但在其他领域、特别是和平时期，就会形成专制和“奴性”。林彪最精确地概括为两句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这是典型的“愚民政策”。在“文革”以前，还能听到一些不同意见，最著名的就是彭德怀庐山会议上《万言书》，“文革”结束至今就不再听到“杂音”。领导有时也会发扬一下“民主”，“高价收买”群众意见，但只要不涉及自己利益谁会去找不快活。本为相互批评的“民主生活会”也全是相互吹捧。从中央到地方，各层各级干部，所见只是奴颜婢膝、拍马谄媚、歌功颂德，女干部们只恨不能“以身相许”，但他们转过身来对待下级，却又是颐指气使、不可一世，对待群众更是凶焰万丈。我常常感到悲哀，古代那样黑暗的专制统治，还有那么多刚正不阿的官员，而现在怎么就连一个敢讲真话的人都没有呢？干部如此，“群众”又怎样呢？中国有着这个世界上最好管理的人民——无论你要让张三、李四还是王五、刘六当人大代表，他们都会规规矩矩地在选票上画圈；干部和他们一毛钱的关系也没有，偏喜欢打听、谈论干部的事情，并以此作为自我炫耀的资本；他并不准备请干部办事，但偏要巴结干部；看到任何干部都敬畏，腰也弯了，腿也软了，讲话也结巴了，进了政府大楼连气也不敢大声喘，倒杯茶给他、和他握下手就受宠若惊得不得了，在椅子上如坐针毡，用屁股边挨着椅边；被干部欺负，并不觉得委屈，反而觉得就该这样，而欺负他没有欺负别的群众，他就会觉得委屈；干部欺负别的群众，他不会站在群众一边，他心里会觉得平衡，还会为干部“帮腔”、“帮忙”；他在干部面前是一只小羊，但他又将比他弱小的群众当作小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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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如“自大与自卑”。这种国民特性也是从清代开始显著起来的。乾隆皇帝就是一个自高自大的主儿，他以为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老大，英法等国都是还没有开化、满身长毛的蛮荒小邦，中国的国力最强盛，人民最富足，文明最悠久；中国地大物博，不需要外国的任何东西。因而他固步自封，闭关锁国。然而他逝后仅40年，帝国主义的舰炮就轰开老大帝国封闭的国门，于是，在屡败于外国之后，在西方先进的科技、发达的工业、进步的思想面前，国人又产生了自卑的心理，总觉我们万事不如人，将中国的传统一笔抹煞，主张全盘西化，以胡适、陈序经等人为代表。自卑总怕被别人瞧不起，因此又极好“面子”。外国人知道中国人有这个特性，就常常将“面子”送给我们而换取实惠。洋人到清朝总理衙门来讨利益，一通威吓以后，我们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但离开时却将他们从傍门送出，傍门是供下人出入的，洋人从傍门出入就是失了面子，而我们也就是有了面子。李鸿章和外国签订了许多条约，虽然都是丧权辱国的条约，但他在签订是却极有威严，不失一个大国总理的身份；还要在条约中写上“我大皇帝恩准该夷如何如何”的字样。我们1956年才能制造汽车，却要在“十五年超英，二十年赶美”；我们温饱还没能解决，却说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要去解放他们；“文革”时中国人民勒紧裤带，却把大米、煤油、熊猫牌香烟“无私”援助阿尔巴尼亚、越南，后来越南和我们打仗时，工事里堆的不是沙包就是我们的大米袋。我们可以将“民生”放在次要位置，“倾一国之力”将奥运会办好，因为这是面子。我们国内的事还没有办好，却要到世界上去管事，显示我们“大国的形象”。我们的GDP增速世界第一、GDP总量世界第二，因此我们又口口声声自夸是世界经济大国，要“带”领世界人民共同走致富之“路”，让帝国主义制造“中国威胁”的神话。层层级级政府也都将“面子工程”当作工作的重中之重。


　　可是我们又非常自轻自贱。外国炸了我们驻外使馆，政府劝谕要上街游行的大学生：“等我们国力强大了，他们就不敢欺负我们了。”国家领导人参加国际会议，被安排站在美国总统身旁照相，媒体就大加渲染，专家还出来解读。官员、富商、影视名星的儿女纷纷出国定居、留学。嫁个台湾街头瘪三也以为当了太子妃。连马桶盖子都到日本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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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种种国民特性，都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那么形成这些国民性的根源又是什么呢？就是长期的专制政治统治和专制文化熏陶。中国也许是施行专制政治时间最长的国家，从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到清朝的覆亡达2132年，而欧洲的中世纪从公元5世纪到公元15世纪只有1000年。在专制制度巨大磐石的重压下，人民就如小草一样扭曲地生长，就形成了被扭曲的人格：深重的苦难，沉重的压迫、剥削，使他们常寄希望于新的统治者，因而对于“改朝换代”不仅没有痛切之感反而还有幸灾乐祸的心理；他们有着浓厚的“忠君”意识，但只忠于皇权，而对某个具体的皇帝则如对待老婆，老婆不能没有，但老婆可以另娶，无论哪个上台，都跟百姓没关系，或者谁给饭吃就拥护谁，即使异族来做皇帝如元朝、清朝，也没有太深的亡国之痛，爱国主义淡漠，出了很多汉奸。残暴的酷刑和杀戮，摧折了人的阳刚之气，也使人变得残忍；猛于虎的暴政，使人畏惧官府，巴结权势，自卑、顺从、奴化。生命、利益受到侵害告状无门，便寄希望于明君、清官、因果报应。深重的苦难使人漠视他人的苦难，缺乏同情心，别人受难反而更觉心理平衡，缺乏互助，一盘散沙。实行“愚民政策”、“蒙昧主义”，受不到教育，使他们反对科学、崇拜鬼神；缺乏“知情权”，使他们喜爱打听“宫闱轶事”，传播谣言；闭关自守又使他们盲目自尊。而专制统治精神支柱的儒家思想中的“君君臣臣、二十四孝、君权神授、等级特权、温良恭俭让”等核心价值观，又抚慰了他们受伤的心灵，娇正了他们失衡的心态，而让他们安身立命，不求今世求来生。


　　乾隆皇帝编修《四库全书》，至今还被国人津津乐道为一代圣举，但他删去了古书中反抗的文字，让人不知道我们的祖先原也是有“骨气”的；他疯狂地制造“文字狱”案，打掉了中国人仅存的一点活力；他的“闭关锁国”政策，彻底关闭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中国的衰败，就是从乾隆圣世开始的，中国人的“国民性”，也是从他那时开始达到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