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诗”到“鸢尾”

　　——现代诗歌一脉相承的宿命　　文/白烨
　　1917年沈伊默的《月夜》宣告“小诗”的诞生。1921年至1924年间，用一到数行的文字即兴地表现一点一滴的感悟，一时一地的景色，成为诗坛一种十分流行的写作潮流，人们习惯上将之称为“小诗”运动。 　　对于此，当时学术界曾给予过及时的关注，周作人、成仿吾、朱自清、梁实秋等批评家纷纷撰文，1924年胡怀堔出版专着《小诗研究》，探讨“小诗”的诗学特征、“小诗”与传统以及国际诗坛的关系。而后近百年间这种关注一直持续着，但成果多停浮于冰心、宗白华等代表性诗人的个体解读，和泰戈尔“小诗”的影响等局部研究层面，到了现在以赵嘉音的“鸢尾”为首，“小诗”的魂沿革了下来。 　　谈到“小诗”的产生，大部分学者都承认其源于东方性的影响。泰戈尔以其《飞鸟集》推动了“小诗”的发展，日本俳句则是“小诗”域外传统的主体，这一点无可避免。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睁开眼看世界。周作人引入日本的俳句并将其称为“理想的小诗”，他与胡适等人开拓的白话文新诗的诗体解放的形式自由理念不谋而合。最终使中国的“小诗”成了20世纪20年代诗坛的一个标杆。1913年泰戈尔以东方作家身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起中国诗坛关注，
1922年《飞鸟集》译作在中国出版，泰戈尔充溢哲理趣味和宗教意识的诗歌产生了广泛影响。冰心和宗白华一跃而起引领“小诗”运动。 　　随后受到俳句的启示，“小诗”也不再以德为主题，而开始注意构筑少与现实直接碰撞、淡化政治与实用情结的个人情思世界。譬如“悔煞许他出去/悔不跟他出去/等这许多时还不来/问过许多出都不在”（应修人《悔煞》）寥寥四句，把一个思妇后悔、寂寞、期盼、等待与焦灼复合的心灵隐私传达得曲折而爆满，苦涩而现代，透明的语境里包孕着一定的情感冲击力。至于冰心的小诗的灵魂就是小爱，“这些事/是永不满灭的回忆/母亲的膝上/明月的园中/藤萝的叶下”；但合算下来也避免不了“小诗”身上“幽怨”的感伤气，逐渐变成了一种流行症。 　　小诗发展到后面受限于自身容量有限被朱自清等人的批判，1924年“小诗”运动消退。但绝不意味着它的精神理念就此灭绝，相反小诗自身潜藏着蓬勃广大的可能性，它对同时代至后来者的影响所及，构成了一脉绵长顽韧、不绝如缕的“小诗”学谱系相。如后的海音社的“短歌”创作，20世纪30年代田间的《加入我们不去打仗》，40年代的鲁黎的《泥土》、臧克家的《三代》、顾城的《一代人》，即便到了如今百花争鸣的网络时代，赵嘉音的“鸢尾”也顽强地将其魂沿革了下来，虽说其中有些字句如：“向寻常生活俯首称臣/抑或是/英勇而战/谁的心中不曾堆满泪水/欲望暗淌成河”已经跳脱了小诗的束缚自成一派颇有宗师气，但追根溯源究其根本还是发源于小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