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来主义”在哈尔滨

黑又亮的“历史建筑”牌子洋气十足地挂在哈尔滨街头一幢幢楼房、教堂上，仰面看去，脑中总涌起排斥的念头，或许就是鲁迅所说“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的心理作怪。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都没有哈尔滨的影子，这里没有崇高的山峰做屏障，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锁钥之地，没有膏腴的物产被发掘，形成既庶且富、娱乐无疆的都市。

然而，二十世纪初刚刚冒出来的哈尔滨，忽然就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有影响的大城市，甚至差一点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哈尔滨的这种特殊性是怎么形成的呢，这在哈尔滨的标志性建筑圣·索菲亚教堂中可以一窥堂奥。并不是教堂中的上帝或神甫能给人以答案，因为今天的圣·索菲亚教堂早不是教堂，已经变成了哈尔滨建筑艺术馆。

有很多外地游客面对高大耸立的教堂在广场上四处找寻合适的角度，摆布优美的姿势，进行录像、拍照，以为把哈尔滨的标志装进了镜头的影像里。殊不知一个建筑的外形，固然能联想起这座城市，但一个城市最本质的东西，还得下细功夫去深入了解。

哈尔滨建筑艺术馆肯定是个了解哈尔滨历史的好去处。

从圣·索菲亚教堂自身看，它就是历史。始建于清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全木结构，中华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改为砖木结构，一九二三年九月在现址重建，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落成，属拜占庭建筑艺术风格，通高五十三点三五米，建筑面积七百二十一平方米。

这里一直都是哈尔滨的繁华地带，寸土寸金，颇是拥挤，圣·索菲亚教堂被大大小小的其他建筑簇拥，不显山不露水，八十年代我来过多次哈尔滨，从没留意到藏在此处的庞然大物，倒不是我有意当一目之士。

拆除相邻建筑一点四万平方米，修复外墙体、屋面、饰物等八大类共三百五十七个单项工程，辟建广场六千六百四十平方米，配置座椅和庭院灯等等，都是一九九七年的事，这样做的动因是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圣·索菲亚教堂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单位中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我来参观，里面正进行老照片展。历史图片，它和一切文物有着共同的特点，其发现乃无序，其留存也零散，其价值弥珍贵，其搜集则艰难。

第一部分七十七幅照片反映哈尔滨建城初期城乡嬗变和都市兴起的过程，名为“城市童年”。

哈尔滨诞生于何时？音出何语？名含何意？历来说法不一。按清代满语档案记载，作为网场的设置始于清乾隆年间，而形成村落当在同治初年。有《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记载“哈尔滨”地名，译文是：墨尔根上年船只于哈尔滨住冻，今年挽回，为此呈报事，同治四年九月。

当年，哈尔滨只是松花江畔阿勒楚克城至呼兰厅的一个渡口，在哈尔滨渔村形成之前，该两地均以设治，也就是有政府衙门了。有光绪年间道里江沿的照片，几个留长辫子赤膊上身的渔民正进行水产交易。

一百年前，在江岸南边不远地方，也曾有过一个热闹的市场，聚集了许多商贩，村民们在这里出卖一些蔬菜鲜鱼，买回油盐布匹。后来，这里的摊床发展为店铺，其地点恰在几年后出现的埠头区（现在的道里区）。

在渔村东南有个较大的村子，就是后来被称为“老哈尔滨”的香坊，约在嘉庆年间，有河北乐亭的李姓人家，来此定居后开了个专做线香的手工作坊，因在其门楼上刻有“香坊”二字十分醒目，从而取代村名沿用至今。

光绪十六年（一八九〇年）前后，山东的傅氏兄弟由辽宁朝阳辗转来此，在现今的道外区南头道街落户并开了一个大车店。因经营有方而远近闻名，渐渐取代了原有地名。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滨江厅新任同知何厚琦认为“店”字义狭，乃改名“傅家甸”，从此便成为正式的区划名称。

在傅家甸的东屯，因最早有杨、韩、刘、辛四户于此定居，故名四家子，现为十四道街至二十道街。

要说稍可算上商贩众多，店铺相连的地方，那就是八杂市了（今道里市场）。

这些居住地，都是闯关东的人们自发建立的，即使有这样几个居民点儿，仍难以改变荒烟落照，黄茅野店，桦皮鱼衣柳作城的羁栖良苦之貌。只不过，空中多了几缕乳白色的炊烟，地上多了几处杂沓的牛马蹄印和遗矢。

在荒草甸子上能矗立起哈尔滨这座城市，是源于清宣统二年（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当时沙俄帝国一面随英、美、法、德、奥、意、日（后加入西、比、荷，实际是十一国联军）等军队进攻北京，逼迫满清政府签署了《辛丑条约》共同攫取外。一方面还单独出兵派二十余万人侵占中国东北全境。

在此之前的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清政府特使李鸿章赴俄祝贺沙皇加冕典礼，与沙俄签订了《中俄御敌相互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在这个《条约》中规定了有关东清铁路的建设事宜。中国允许俄国于黑龙江、吉林两省修造铁路以达海参崴，修路事宜由华俄道胜银行经办。

这条从俄国赤塔经中国满洲里、哈尔滨、绥芬河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铁路沿途穿越山林田野，总长度二千四百多公里，哈尔滨正是其中在中国境内的一个铁路站点。

清政府因为在刚刚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病急乱投医，不惜把用柳边条封禁了二百多年，不许汉人开发耕种的东北龙兴之地让给沙俄，想联合沙俄制约日本，换得一夕安寝，岂知这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

为了经营这条“使俄国能在任何时间内在最短的路上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到海参崴及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的铁路，沙俄把中国东北当成了他们自己的土地，按他们的强盗逻辑设计了一座城市。从开始筑路到二十世纪初，沙俄在哈尔滨曾三次扩展其占用土地，面积达一万多垧，铁路本身用地不过五分之一，其他大部分租卖以牟利，东清铁路专设地亩处以管辖此事。这时的中国，已经不复具有元太宗时代拔都西征莫斯科的彪悍气质，朝廷其后更是颁下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上谕，人口稀少、土地荒瘠的哈尔滨就是无能的满清政府审度情形、妥筹磋磨的牺牲品。

哈尔滨的很多洋式建筑，直接间接与东清铁路有关，可以说是先有东清铁路，后有哈尔滨城市。

东清铁路不是单纯的运输单位，它是军政合一的“军事行政机构”，沿铁路站点设置“军人村”，也就是行使着哈尔滨政府的职能。在中东铁路（东清铁路改名后）总站哈尔滨，设立中东铁路管理局，沿铁路线站点皆设行政机构（当初要设立议会，后经光绪三十年清政府抗议，去掉议会称谓，以铁路管理局分局形式行使管理权），周边地区由铁路管理总局（分区）直接管辖。

光绪二十六年，东清铁路全线最大的桥梁-第一松花江大桥开始动工兴建，它全长一千零二十七点二米，有八个孔道跨度为七十六点八米，另有十一孔跨度为三十三点五四米，在当时冠于全国。

在秦家岗的风水宝地龙骨之上，是连接当时所有主要街道的干线，横向贯穿东西的大直街，光绪二十九年在大街的南侧按照莫斯科大剧院的风格建设了独一无二的建筑-东清铁路俱乐部（现哈铁文化宫）。

浪漫主义风格的中东铁路局中央电话局（现哈铁医院），位于医院街（现颐园街），尖塔圆券，建于光绪三十三年。

筑路开始后，本地并无劳工，大量工人从外地涌入，东清铁路划拔地段，专供华工居住，命名为中国大街，从名字就能看出沙俄已经把自己当作了哈尔滨的唯一主人，而中国人居然成了外人，所以中国人住的地方被叫做中国大街。因为不甘屈辱，后来这条大街被改名为中央大街。

哈尔滨建城之初，市内交通主要靠马车，据清宣统二年统计，全市共有出租载客马车（四轮折棚马车）七百三十辆，并有三家马车工厂。

一九一九年一月，许可人力车（俗称的洋车）营业。一九一八年七月，开始发汽车驾驶证。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开办了道里至香坊，道里至道外的公共汽车。同年八月十四日，又开办道里至马家沟，车站至道外两条线路。
哈尔滨从建城伊始就一直在帝俄及其残余势力的控制之下，所以像模像样的中国特色东西几乎见不到，甚至公共汽车上挂的广告牌也全都是俄文，一个中国字没有。

第二部分一百一十六幅照片反映哈尔滨在发展过程中受西方文化浸染，各式建筑恣意行事，使哈尔滨具有强烈的异国情调，名为“旧时风貌”。

圣·尼古拉教堂俗称喇嘛台，曾是比圣·索菲亚教堂还要恢弘的建筑，是以当时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名字命名，东正教是俄国的国教，沙皇同时兼任教皇。“一般说来，什么地方出现了俄国人，他们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修建教堂。”因而，在哈尔滨的俄国人对喇嘛台的修建是相当重视的。它由东正教教会建筑师鲍达雷夫斯基设计，由工程师雷特维夫主持修建，其正门上部的圣母像及教堂内部壁画由俄国画家古尔希奇文克所作，教堂内部的圣物、圣像及大钟则是从莫斯科运来的，耗资巨大，可见俄国人是准备长期驻扎。在教堂内圣·尼古拉像下部镶嵌的奠基式纪念铜板上以俄文雕刻铭文，意为“尼古拉皇帝即位六年，清国皇帝光绪二十五年、世界创造7407年、基督降诞1899年10月1日，财政大臣维特、铁路总办克尔彼奇铁路建设局长尤格维奇，于松阿里市(即哈尔滨市)在铁路守备队司祭祝福下，建筑工程师雷特维夫建此。”值得庆幸的是后来终于被觉醒的哈尔滨人彻底拆除，否则今天的哈尔滨建筑艺术馆就可能在圣·尼古拉教堂安家落户了，岂不让有知耻心的中国人看一次伤心一次。

只有横跨哈尔滨市道里与南岗两区的分界点霁虹桥虽是一座典型的呈弓形的欧式桥梁建筑，但经中方理事、时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刘哲的据理力争，终以中国名字命名，他援引了杜牧的《阿房宫赋》“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句中霁虹二字，定名为“霁虹桥”。可见当时的哈尔滨国人尚有一定的气节。

第三部分一百一十一幅照片反映了旧时代哈尔滨社会风情，被命名“社会掠影”。

当然这里主要是西方人的社会，一切都以为西方人提供服务为主。

光绪二十八年，俄国人科勃切夫便在哈尔滨开办了第一家电影院，光绪三十二年，节克坦斯电影院在道里中国大街和商市街（现红霞街）交角处创办。

新市街（不是指街道，是原来对南岗区的称谓。俄语是诺夫哥罗德，大诺夫哥罗德是东斯拉夫人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对于来自北欧斯堪的纳维亚的掠夺者来讲，诺夫哥罗德就是新天地。对于俄罗斯人来讲，哈尔滨也是俄罗斯开拓生存空间的新城市。）的奥连特电影院（现和平电影院）创办于光绪三十四年，民国元年被毁后重建，它与上海虹口大戏园同龄，两地一些有殖民情结的人曾为谁是中国第一家电影院打过口水仗，它们不过是外国人在中国地面上专为外国人建立的娱乐场所，对于中国人来说，除了遭受过的国耻，都没什么自豪可言。铁皮木屋的上海虹口大戏园已经拆毁，和平电影院就成为现存建立最早的电影院，这样说，绝对没有人争了。

俄罗斯人在哈尔滨宛如生活在“国中之国”，相对地集中独立，完全保留了他们原有的生活习俗。

田野上竟然有俄罗斯少男少女在耕作，不知对于从土地上流离失所的中国农民，会不会欣赏这样的风情。

一九三六年三月，有世界歌王之称的原苏联男低音歌唱家夏里亚宾来日本占领下的哈尔滨巡回演出，轰动一时，下榻马迭尔宾馆。夏里亚宾当时因“在资本主义世界追逐个人名利”已被苏联撤销了“人民演员”的头衔，他到哈尔滨演出，自然观众也是日本侵略者和其他国家的侨民，与中国人没有任何关系，在冰雪中战斗的抗联战士，在侵略者欺凌下挣扎的东北人民，是绝没有可能走进剧院听演唱的。

流落哈尔滨的“白俄”芭蕾舞演员雅娜维尔和拉杜申科也以巴结对中国东北觊觎已久的日本为荣，一九三一年以哈尔滨芭蕾舞团名义去日本巡演，据说大受欢迎，不过他们能不能代表哈尔滨的中国人，现在已经无从验证了，但那时的哈尔滨人绝大多数吃不饱、穿不暖是肯定的，也就不会有钱看芭蕾，学狐步舞和探戈了。

我看到一幅照片最能代表哈尔滨的中国人生存状况，是几个穿着大棉袄和棉裤的汉子，肩上两个木箱，已经是全部的家当。这些一切以神为依归，塑造庄重典雅伟大高尚的气氛，让信徒心生崇敬之感的洋葱顶教堂，在旧时代哈尔滨社会是不可能会带给他们实质的福音。

所有的黑白照片都让人看得压抑，从光线阴暗的教堂出来，西侧就是因抗联名将赵尚志在此带病养伤而命名的尚志大街。

在尚志大街与西十道街交界处是鄂尔多斯商店，乃一幢带有退缩轮廓线条的砖混结构洋楼，寓意式的装饰代表了装饰艺术运动建筑风格，同样挂着“历史建筑”牌子，上面写的却是“原为欧罗巴旅馆，一九三七年间，现代著名女作家萧红曾在此居住……”

我一下子想起了读过她的系列散文集《商市街》，里面有好几篇是写这里生活的：

小室被劫了一样，床上一张肿涨的草褥赤现在那里，破木桌一些黑点和白圈显露出来，大藤椅也好像跟着变了颜色。

晚饭以前，我们就在草褥上吻着抱着过的。

晚饭就在桌子上摆着黑“列巴”和白盐。”

-《欧罗巴旅馆》

我披了棉被再出现到窗口，那不是全身，仅仅是头和胸突在窗口。一个女人站在一家药店门口讨钱，手下牵着孩子，衣襟裹着更小的孩子。药店没有人出来理她，过路人也不理她，都像说她有孩子不对，穷就不该有孩子，有也应该饿死。
我只能看到街路的半面，那女人大概向我的窗下走来，因为我听见那孩子的哭声很近。
　　“老爷，太太，可怜可怜……”可是看不见她在追逐谁，虽然是三层楼，也听得这般清楚，她一定是跑得颠颠断断的呼喘：“老爷……老爷……可怜吧！”
　　那女人一定正相同我，一定早饭还没有吃，也许昨晚的也没有吃，她在楼下急迫的来回的呼声传染了我，肚子立刻响起来，肠子不住的呼叫……
郎华仍不回来，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
-《饿》
也许，加上这些文字，与艺术馆那些老照片，才能构成完整的哈尔滨，它并不是萧军萧红与讨饭的女人孩子们的天堂。近年哈尔滨政府大力倡导恢复哈尔滨旧日特色，旧日哈尔滨是什么人的花花世界呢？萧红早就写出了答案。
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有这样一项决议：为防止个人崇拜，进城之后不要用中央领袖的名字命名街道地名。
哈尔滨倒是没有用中央领袖的名字命名街道地名，却把为纪念毛泽东主席视察哈尔滨时题词“奋斗”而命名的奋斗路在二〇〇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改称了果戈里大街，俄国的作家果戈里给哈尔滨带来过什么吗？他给予哈尔滨人的精神食粮比李白、杜甫还多吗？比韩愈、欧阳修还多吗？
难道俄国人最初建造不设防的哈尔滨城市留下的一切都要原封不动地找回来吗？包括做亡国奴的感觉也要找回来？这样的“拿来主义”，鲁迅视之为“废物”。
让我们重温鲁迅的原话，他是说：“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