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八年前的回忆

四十八年前的回忆 　　今年一月二十一日是我下乡四十八周年的日子，离开那个小村庄也有四十五年多了。每当想起在那劳动．生活了近三年的日日夜夜，总会不经意地从心里涌起一种深深地怀念。尤其是最近两年，那种怀念之情愈发强烈。前些日子，儿子来家，闲聊时我说想去余家岭看看。没想到，儿子在四月八日晚上打来电话，告诉我，准备明天带我去那个小村庄看看，以了却我的思念之情。第二天早上，儿子带着小孙子把车开到了家门口，我和老伴一行四人驱车百多里向我下乡的小村庄出发。（儿媳因为工作，未能成行。）坐在儿子的车里，四十八年前我和三弟一块下乡的情景又清晰地展现在眼前。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一日隆冬时节，虽然天空晴朗，万里无云，但三四级的东北风刮得人还是刺骨的冷。上午八点刚过，一辆解放牌的大卡车就开进了古冶铁中的大门口，停在了教学楼前。二十四个下乡到滦南县上坡子公社的学生，带着各自的行李聚集在操场上。护送学生们的米学增老师招呼大家把行李装上车，前来送行的家长们围在车的周围，千叮咛万嘱咐，依依惜别。有几个女生在掩面抽泣，车下的家长也都眼含热泪。汽车司机按了几声喇叭，车缓缓地开出了校门，家长们紧紧地跟在车后挥手送行，看着汽车绝尘而去。车上的几个女学生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男学生们各个脸色凝重，没有一个人说话，心里都是沉甸甸的，从此告别了学校，告别了父母，告别了城市，到农村去成了下乡青年，恐怕再也不能回到市里了。 　　汽车过了南范各庄煤矿，进入了滦县境内，城乡两隔，石子铺成的公路坑坑洼洼很不好走，车后扬起的尘土卷过车厢，落在了每个人的身上，等过了滦南县的扒齿港村，汽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就更不好走了，车子来回摇晃，黄沙扑面，好不容易到了公社的大院，公社大院的墙上，挂着一条横幅：欢迎知识青年到上坡子公社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二十四个同学下车集合，公社的一位领导作了简短的讲话后，就把这二十四个学生分到了三个村子。我和三弟与另外四个学生分到了余家岭大队，坐在摇摇晃晃的一辆牛车上，向村子走去。
　　到了村里，早有大队书记刘晨正，大队会计刘宗孝和三个队的队长在小学校的院里等着我们，书记致欢迎词后，大队会计刘宗孝把我们六个人分到三个生产队，我和三弟到三队，李春和徐新民到二队，吴金利和吴俊琪哥俩到一队。我们都住在老乡家里，因为第一批已经来了一些同学，中午，那几个早来的同学已经把饭菜做好了。刚下乡的学生国家每个月供应粮食到麦收，所以吃饭暂时不成问题。
　　吃过饭，稍事休息了一会，就和别的同学一块到村外转转，熟悉一下环境，到队里的饲养处看看，饲养处在村子的西边，是一个用高粱秸秆圈起来的大院，南北两边各有一个大门，院子的北边有一排房子，最西边的一间是饲养员住的，外屋的灶台上有一口大铁锅，一个社员正在用挂在房梁上的滤布过滤磨好的豆浆，这是做豆腐的地方，门外的磨盘上，一头毛驴正在拉磨，磨上是用水泡好的黄豆，磨好的豆浆沿着磨道流到磨盘下的水桶里。紧挨着的一间是队里的库房，门窗紧闭，看不到里面，估计也就是一些农具和粮食之类的东西吧，再往东就是几间牛棚，槽上拴着五头老牛，饲养员老大爷和一个社员正在牛棚前面铡玉米结，用来喂牛，牛棚南边隔着一条过道是相邻的两个猪圈，东边的猪圈里有一头母猪，还没过满月的七头小猪仔，时不时地钻到母猪肚皮下去吃奶。西边的圈里养着四口肥猪，等到过年宰杀了分给社员过年吃肉。一匹很瘦的白马自在地在院子里闲逛，悠闲地东吃一口干草，西吃一口玉米皮，听别的同学讲这是花很少的钱买来的母马，准备开春时孕育小马驹的。大院的西边也有一排西厢房，有一间也是库房，只不过是存放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还有就是到了夏天，菜园里的蔬菜收获了，暂时存放在这里，等早上装车拉到集市上去卖。另外的两间是压挂面的挂面房，一台压面机每天能压二百多斤挂面。这也算是队里的一项副业。
　　余家岭村不是很大，全村三百多口人，分成三个生产队，每队三十多户，一百多口人，虽说叫余家岭，可是这里的地势比较低洼，滦柏干渠紧挨着村子的东边由北向南流淌，百米宽的河床常年流水不断。在村东，正好有一个河湾，每年的春天，就会有船载着大石头修止水坝。村子北面南面各有一条小河沟与村西的西河相通，北边的河沟边是三个生产队的菜地，每块菜地的河边都有一个水井，安装着水车，到浇地的时候，水车上套上毛驴就可以抽水了。因为村子四面都有河沟相连，水很丰富，所以，就在我们刚去的那年春天，队里就把村南的那一大片土地变成了稻田，到了秋后，稻谷成熟了，从此，小村庄第一次收获了水稻，吃上了自己种出的大米饭。 　　从外边转了一圈，回到住的地方，拿出信纸，给妈妈写了一封信，把这里的情况简单地说了一下，好让妈妈放心。也是我粗心大意，没注意门外有一个小孩在看着我，我写完信后夹在了一个笔记本里，准备第二天邮递员来了让他给寄走。笔记本里妈妈临来时给的六元钱掉了出来，我捡起后顺手又夹在了笔记本里，放进了书包，第二天早上准备寄信时却发现钱没有了，那可是我和三弟全部的钱，没办法，只好在信中把丢钱的事情如实地告诉了妈妈，让妈妈再给寄几块钱来，留作过年回家时买汽车票。那一年，姐姐也毕业分配到山东工作，爸爸被关在集中楼，受着造反派的严刑逼供，家里几乎陷入绝境，不得已，妈妈只好忍痛把她的结婚戒指让我卖到了人民银行，换来了二十多块钱，我们姐弟三人就是用妈妈的结婚戒指换来的这点钱各奔东西。没想到，刚到这里就被别人拿走了。
　　在三队，前后来了七个学生，五个男生，两个女生，一开始，七个人一起起火做饭，没过两天，一个叫魏连俊的女生，她父亲和我爸爸在一个单位，我家的情况她很了解，她就和队长说了我爸爸是国民党的双料特务，要和我们哥俩划清界限，不能和她们在一起吃饭，队里只好给我们哥俩另外找了一间房，买了一些用具，从此，我们哥俩就另起锅灶自己做饭吃了。
　　由于她的言论，我们哥俩在村子里也就成了另类，村里的所有运动我们都不能参加，二十一个下乡青年，十九个基干民兵，我们不是，到公社开会，我们是和老头老太太们站在一起，就连看到有困难的老人想帮他挑水，他都觉得尴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哥俩只有更加扎实苦干，不参与任何事情，也因此得到了大多数村民的肯定。二十一个下乡青年，我们哥俩是第一个被评为整劳力，每天挣十分工分，而其他的男学生，到了第二年才是整劳力。
　　到了一九七零年的七月，父亲得到了彻底地平反，一切不实之词都撤销了，我们的处境也逐渐好转了。到了一九七一年十月，南堡盐场招工，大队推荐我三弟和陈新华去，当时我和阮文斌还在宝坻县挖河，十二月初我刚从宝坻挖河工地回到村里，大队书记就找到我，问我去不去盐场，陈新华因为政审不合格没能录取，去！立刻办理各项手续，到十二月二十二日和三弟一起赶到滦南县招待所集合，第二天坐车到南堡盐场。开始了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