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读书【交流】

　　一 　　老家附近有一所耕读小学，大哥大姐在这里就读过，我的启蒙教育也是从这里开始的。所谓耕读小学，就是半天读书，半天务农的学校。学校只有一位女老师，姓曾。刚满五岁那年，我见家长们肩扛桌子板凳，领着小孩去学校报名，便追到母亲干活的地方，哭着闹着，也要去读书。 　　“摸得到耳朵了，老师才收。”母亲一条腿曲在坡地的上方，一条腿斜蹬在坡地的下方，捏满红苕藤的手，支在上方那条腿上，她转过挂满汗珠的脸对我说。 　　听了母亲的话，我伸出左手抓住左耳不放。 　　“照这样摸，你生下来的那一天也摸得着嘛。”母亲笑弯了腰，笑得泪眼婆娑，手里的红苕藤撒了一地。笑够了，她拉着我的手从头顶伸过去，用最长的中指去触摸另一侧的耳沿，还差二指宽的距离，没摸着。 　　“长到大姐那样高，摸得着耳朵了，老师才收。”母亲说。 　　我对母亲的话半信半疑，我猜想是她不想送我读书！ 　　有一次，外公到我家来了，我向外公告状：“外公，妈妈不让我读书。” 　　外公慈爱地抚摸着我的头，头皮麻酥酥的像触了低压电：“真的吗，等会儿我好好教训她。你几岁了？” 　　“五岁。” 　　“哦，七岁就可以入学了。”外公伸出两个粗糙的手指，“还差两年。” 　　两年是多久？我也疑惑地抽出两个肉虫似的手指，叠加在他的手指上。 　　“乖孙！上学时可要听老师的话哟，不好好读书，挖扁扁锄是挖不到金娃娃的！记在心里没有？” 　　“记在心里了。” 　　“记在脚板心里了？” 　　我想，外公在说谎话，脚板心怎能记东西呢？ 　　二 　　第二年秋天，大姐去报名，我悄悄尾随其后。刚走出家门不远，大姐发现了我这个跟屁虫，她生气地把我往家里拖，而我呢，拚命往学校方向拽。 　　“先大人，回去洗干净了我带你去。像条花蛇娃子，衣服也不穿，哪个老师敢要你嘛！” 　　我停止反抗，随大姐回到家里。大姐一到家就帮我擦去污垢，擤净鼻涕，抠掉眼屎。再胡乱翻出一件大人的衣服，双手抓住衣领啵啵抖动，灰尘像水波一样往外扩散。阳光从屋顶的破洞里迸射进来，灰尘在光柱里萤火虫一样乱窜。抖完灰尘，大姐给我穿上，既当衣服又当裤子，然后又行走在前往学校的路上。 　　即将到学校时，大姐故意放慢脚步，气势汹汹地撸起衣袖，逼我走前面：“想读书，自己跟老师说去，假若老师不要，我是说不了情的。” 　　我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不时扭头瞧大姐。学校里，先到的已登记完毕，但仍有不少家长围着曾老师问这问那的。 　　“小朋友，你几岁了？”曾老师见我新到，便问。 　　“我跟妈妈睡。”一见老师我心里就发怵，因而胡乱回答着。 　　“在哪儿住？” 　　“在板凳上坐。” 　　在场的无不笑得前仰后合。渝东方言“住”、“坐”同音。我觉得我没有说错，我不明白他们为何大笑。 　　大姐哭也不是笑也不是，赶忙跑上前来：“曾老师，他是我弟弟。在家里天天吵着要读书，请老师收下吧。” 　　曾老师一脸严肃地走近我。我下意识地伸出左手。她牵着我的左手从头顶绕过去，没有触碰到右侧耳沿。曾老师伸出一根指头量了量，其间还有一指宽的距离。那时候，我们当地小孩子满七岁才能发蒙读书，由于没有户口本，老师就用这种方法检验手指骨骼发育完全没有。如果两者之间悬殊一指宽的距离，就说明还差一年才满七岁；如果两者之间悬殊二指宽的距离，就说明还差两年才满七岁。 　　“小朋友，再过一年，我一定收你，好不好？”曾老师见我没有反应，又补充一句，“太小了，跟不上学习进度，你会哭鼻子的。” 　　走在回家的路上，大姐教训我：“怎么样，出洋相了吧？狗屁大就想读书。从今天起，老师不收我收你。我一天教你三个字，两天一听写，错字数笔画，有几笔打几篾片。” 　　从此，我与曾老师的对话不胫而走，成了众人竟相传播的笑料，也成了家人的笑柄。尤其是冬天，全家人围坐在熊熊燃烧的大树疙瘩前取暖时，就拿我开心。 　　“老二，你在哪里住（坐）？”大哥打开话夹子。 　　依男孩子的年龄排序，我排第二，因此都喊我老二。 　　我知道，这是大哥在调侃我，便歇斯底里发出刺耳的干嚎声。 　　“老二，你想读书啵？摸摸耳朵，看够不够得着了？”大姐想我停止干嚎，赶忙问我。 　　我破涕转笑，乖乖地把左手绕过头去。“摸到了，摸到了！”我高兴得又蹦又跳。 　　见我格外认真的样子，全家人都强忍着笑容。 　　“你摸到什么了？” 母亲明知故问。 　　“耳朵！”我边说边示范给母亲看。 　　“吃尿素肥也长不到这么快嘛！摸的时候身子要站直，头要摆正。”母亲说。 　　此时，大哥也在一旁帮腔：“立正，脑壳莫偏。” 　　正当大家集中精力看我摸耳朵时，火塘里“轰”的一声巨响，夹在树根间的石头受热爆炸，滚烫的柴灰四处飞溅，屋顶的灰挂蜈蚣似的纷纷落下。一颗烧红的石子，射在大哥下巴上，下落时又被衣领挡回颈里，烫得他哇哇大叫。母亲眼疾手快，红红的石子鸟一样飞出门外。 　　“欢喜嘛，欢喜打破砂罐。”母亲说。 　　母亲的的话中隐含着一个流传在本地的典故。这个典故，说的是一群叫花子围坐在火塘边搞笑，一不小心把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煮饭吃的砂罐给打破了。 　　被爆炸声吓得四散分开的一家人，重新聚集在火塘边，直到归寝时，再也没说过一句话。 　　三 　　又一年秋天，“文革”的硝烟还弥漫在村中的空气里，大姐无意间把我的左手从头顶拉过去，竟毫不费力地摸着了右侧的耳朵。大姐惊呼：“老二，你今年可以发蒙读书了。” 　　听了大姐的话，万分高兴的我时时盯着路边的人流。几天后，正在河里撒野的我，看到河边一群群穿着破烂的人，领着家中的小孩，像一段段高高低低的电线杆子那样，朝学校方向移动着，我也混在这些电线杆子中间来到了学校。 　　“曾老师，我要报名。”我怯生生地走向曾老师，心里咚咚乱跳，生怕她不收我。 　　曾老师看见我，生动的脸一下子凝固了，好象努力回忆着什么：“呵，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你是某某的弟弟嘛。今年你可以入学了！”她拿起笔正要给我登记，眼睛的余光意外发现我一丝不挂，“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学生了，来学校要穿衣服哟，不然别人会叫你二流子的……” 　　那时的布匹凭票供应，每家每户分得的布票仅够大人买一块遮羞布。小孩子，不管是男是女，上学前是不兴穿衣服的。赤身裸体惯了，根本想不起世界上还有穿衣服这件事。长期赤身裸体，汗毛疯长，偶尔穿一次衣服，那毛尖弯过头来如芒刺身，反而觉得浑身不自在。
　　曾老师的话还未说完，我撒腿就往家里跑，风声中夹杂着路人“……像个炭狗子……”，“认得好多字……可能读书不赖”，“……在板凳上坐……”等流言。 　　跑回家，从床边柜里，找出一团猪油渣一样的东西，抖开一看，是我的一条裤子。我立马穿上，皱巴巴的，一只裤管长，一只裤管短。穿好裤子，我光着上身又飞快地跑回了学校。 　　曾老师坐在简陋的办公桌边，帮我填好报名册后说：“ 今后点名时，我喊程贤富，你就答应‘有’，记住没有？”她说到这里，侧身望望，见教室里有个空位，就翘翘下巴说，“你先到那里休息一下，明天记得带桌凳来！” 　　“明天爸爸亲自送来。今天是他一个人悄悄来的，家里晓不得。” 　　我不知大姐是何时站在我身后的，她说完就勾着头，两只脚一前一后踢着瓦砾，朝家里走去。从这天起，她辍学了。 　　那时候，凡在耕读小学就读的，其桌凳均需自备。有的是祭祀用的贡桌，有的是杀猪板凳，有的是厨房里的条桌，有的干脆石板当桌土坯当凳。放眼一望，整个教室犹如拾荒者的家。有时同学之间发生了矛盾，总喜欢拿对方的家具出气，所以教室里的桌凳，不是缺一只胳膊，就是少一条腿。 　　终于可以读书了，我好开心。一会儿，我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从教室外边晃过。挑水路过的母亲，放下两只满满的水桶，扁担依旧横在肩上，双手水平分开，手里各捏着一个挂水桶的木勾，她气喘吁吁地走进教室，眼光扫到我以后便转身向曾老师说：“曾老师，读书是好事，硬是没钱付书学费。” 　　当时每生每期书学费一块八毛钱，可是，大多数家庭穷得拿不出这点钱来。 　　“到时再说。如果真的没钱，给点儿粮食也行。”曾老师说。 　　母亲“嘿嘿”两声，楞了一会儿就起身离开了。 　　开课了，没有正式课本，学的是至今也不能全部理解的《毛选》。曾老师挑些简单的教我们读，教我们写。我吃饭时习惯用左手，写字时似乎左手也比右手灵活些。曾老师见状，就手把手地教我用右手写字，整整一个星期才矫正过来。她的大手握着我的小手，我感觉她的手，比母亲的手更温暖更细腻。从今以后，我把曾老师当母亲了。有一次尿急，我竟发自肺腑地高声大喊：“妈，我要尿尿。” 　　所有学生立刻轰堂大笑起来。 　　还未结婚的曾老师怔了怔，脸刷地红齐脖根，慌乱了片刻之后她又立刻镇定下来，生气地用教棍猛敲讲桌：“笑什么，一个个笑什么？大惊小怪的！人家喊急了嘛，有什么要紧的？” 　　我正在为失口喊错难为情时，听了曾老师的话，我悬着的心落地了，从此，我也更加敬佩她了。学了半年《毛选》，至今能记住的只有“烙铁”一词。曾老师在讲解“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句话时，她叫我们想想裁缝铺的“烙铁”就知道它的意思了。学校对面有个裁缝铺，对烫衣服的烙铁我们并不陌生。 　　学期结束时，我用五斤豌豆抵交了学费。在耕读小学的这三年，我每期都是这样交的学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