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字检索我的村庄之十五：左手村庄，右手母亲（散文）

　　我是这样的顽皮。那时的天空特别晴朗，马莲花上爬满小蚂蚁，红红和兄兄低下头拼命地拔着马莲，我望着她们姊妹俩晃动的辫子，悄悄地把它们栓到一起。
　　童年的游戏没有愠怒，没有猜疑和失落，颤一颤又平静了，像是被风吹乱了的湖面。我拉一头毛色略灰的骟驴，红红拉的是一头青色的母驴，兄兄什么也没拉，她也根本不用拉。
　　我的父亲尽管是生产队的队长，但母亲常年卧病，大哥分家另过，大姐已经出嫁，我和二哥、二姐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初中。家里挣的工分嫌少，父亲就从生产队里领来一头驴让我放学后放。红红比我小三四岁，是本家爷爷从大丫头那里领养的外孙女。他大丫头连生三个女娃，就把老二领养给了我的本家爷爷。我不知道红红是什么时候领养过来的，我只知道她能和我一起拉着毛驴去生产队的田地埂上去放。她家人多，两个舅舅相继没有成家，她外爷爷担子重。一头驴每天能给家填补半分工日，半分工日也就是三四毛钱。兄兄家就比我和红红家幸运多了。她家姊妹四个，还有奶奶，和两个叔叔婶婶。大叔叔又在村上当公办老师，每月有个麦头黄。最关键的还是，她的爹是生产队的会计，庄子里唯一上过五年学的。所以，兄兄和我们放驴无非就是和我们做伴玩，在家她除了奶奶喋喋不休的谩骂，就是啼啼哭哭提着篮子在奶奶的追赶下去爬榆树，捋榆树叶回来喂猪。兄兄怕一个人上树，尽管她家门前就有一排榆树，榆树不高，树冠很大，呈扇形，上面可以坐三四个像我们这样六七岁的孩子。兄兄怕上树的原因是，树上有毛毛虫，她最怕这小家伙。其实我也怕，真正不怕的还是红红，尽管她是一个女娃。每次我们三个遇到毛毛虫都是她替我们捉去的。她把毛毛虫放在左手背上，毛毛虫纵着身子一步一步往她手心钻，等钻到手心的时候，她早已经笑的直不起腰来，毛毛虫在她手心变成一团绿叶。有一次，红红来我家玩捉迷藏。她尽然藏到我家的粮仓，等找到她，她格格格地笑个不停，问她笑啥，她说，她裤腿里有个老鼠。不大一会儿，她就从裤腿里捉出来一只小老鼠。
　　每天清早，红红早早赶着毛驴来喊我。红红尖呱呱的嗓子喊出了朝霞，星星们缩着脖子钻进云里，庄子里的每一扇大门都被她喊开。
　　就那样喊着喊着，一个夏天过去了，秋天来了，我们各自背着书包又去上学。也喊着喊着，哪一年夏天，不见了红红，据说，她妈妈把她带走了。兄兄也不再跟着我去放驴，而我家的驴也不再由我们家饲养。
　　那一年是1981年。
　　八十年代刚刚开始，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谣传的大包干风也渐渐露出风头，有几个生产大队开始试点。我们家就在这一年也从旧宅开始搬往新居，新居和旧宅仅隔一条溪流而已。春暖花开的季节，父亲找来庄子里的叔伯开始准备修房的土胚子。我们这儿叫“端土块”。前一天先把准备好的土堆摊开，放上水泡一晚。第二天早早把泡好的泥土用小铁锨均匀的垛成大堆，没渗进水的土再洒上水和一遍。泡好的泥要干湿相宜。干了端出来的土块开口子，还没搬起来就烂了。水分太大了，端的土块走样。一间房子需要千儿八百土块，一个人一天最多能端一间房子所需的土块。
　　土块是木头模子脱出来的。水分合适的泥土从垛上铲进模子里，端土块的人先在模子里的泥土上踏上一脚，多余的泥土用铁锨铲掉。最后端起来往整理光的地面上扣。有把模子垫在肚子上端着走的，到了目的地才往胳膊上放。也有的开始端起来就在胳膊上，到了目的地扣。有些力气大的，用两个土块的模子，叫“双模子”。一次出来两个土块，相反，有气力不好使的用“单模子”。端土块是苦差事，当然女人也闲不下。女人除了给帮工的人做饭，烧茶，闲了的时候看谁的泥土没有了，把泡好的泥土垛成小垛。泥土供应够了，女人给端土块的人往模子里装泥土。偶尔，有端土块的顺便在她们的脸上摸一把，女人抹着脸上的稀泥追着端土块的男人满地跑。女人就在男人端出来的土块上画上一只乌龟，再画一个圆圈。男人哈哈哈地笑，撂给女人一句骚话，女人脸一红，拾起地上的泥块就向男人身上扔去。男人哎哟一声，蹲下身来，蒙住双眼，说是砂子进了眼睛。女人赶紧跑过来，撩起衣襟给蹴在地上的男人擦眼睛。男人顺势把女人揽在怀里，在女人的脸上揉了几下。女人知道上了当，挣扎着从男人怀里逃出来，狠狠地在男人肩上捶几拳。男人指着女人的五花脸，一边笑一边说，打是亲骂是爱。
　　这些恶作剧大都发生在嫂子小叔身上，大伯子和弟媳从不开玩笑。庄子里有谚语，说是有奶头上的公公，没有奶头上的大伯子。公公尽管辈数大，但有小的，大伯子就不同了，只要是大伯子就意味着比自家男人岁数大。这一点，庄子里的男男女女从不破例。
　　1981年春天，父亲连续请人帮工，直到农历五月，杏黄季节，我们家的房子才修好。房子修好了，一天，母亲说是肚子疼，要父亲买些药回来。但吃了药的母亲依旧疼痛难挨，满炕打滚。父亲驾着驴车拉着母亲赶往三十多公里的地区医院。经检查，母亲子宫上长了瘤子，就像我家的老房子，不仅不能住我们兄弟姐妹了，而且出现了裂痕，时刻面临坍塌。好在母亲肚子里的这个怪物是良性的，手术完了在医院住了几天，母亲就出院回来了。母亲在炕上躺了几天开始下地干活了。父亲又请来帮工开始夯打院墙。院墙是湿土用石榔头一层一层夯实打起来的。院墙用了三四天打起来了，就像写口子的最后一笔。最后一笔就是我家的大门。
　　那时我们家的树木都用在新房的大梁、檩子、椽子上了，做大门的木头没有，舅舅说是给我们家放一棵杨树，母亲不同意，怕是舅舅和舅母闹别扭。母亲说了，等一两年我们的树木长大些了再做吧，先拴上狗看着，再则，家里也没啥值得让贼看准的。
　　没有大门的房子就像没有门牙的人，说话漏气。院子里一年四季都不得干净，一刮风，路上的柴草就会卷进门里，而且挡不住野狗眷顾。我家的母狗不知不觉就怀上了小狗狗，而且每次都多产。村里也有俗谚，养丫头留母狗惹得亲戚不行走。意思就是，给谁都不好，往往会得罪亲戚。农村尽管进入了改革年代，但我们仍旧没有多大变化，青黄不接，奔波在半饥半饱的线上。母狗下的狗崽都会吃了饭了还没人问津，急坏了母亲。母亲是高血压，一急血压就高。血压一高，母亲就烧一锅芹菜汤。
　　转眼到了1982年，那是我第一个本命年。正月有三十，母亲给我煮了两个鸡蛋，一个让我趁热吃了，一个放进我的书包，让我到了中午吃。母亲摸着我的头，看着我蹦蹦跳跳去学校，会心地笑了。但好景不长，我刚刚过了第一个本命年的第十天，母亲突发脑溢血从此和我们阴阳相隔，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母亲匆匆走完了四十七个春秋，留下父亲一脸的踌躇和二哥、二姐辍学的灾难。
　　扳着指头一算，母亲离开我们尽然三十五年了，三十五年来我没有清晰地梦见过母亲。家里母亲也没完整的个人照，只有一张全家照，是我两岁时县城照相馆拍的。我踮着肚子，一副不喑世事的顽皮样子紧靠着姐姐。姐姐说，是母亲一路用右手拉着我去的。我也记得，母亲去世的那晚是她用右手拉着我去看电影的，回来时她也是一路用右手拉着我回来，只是到了半路，母亲松开了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