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花”的神采

从繁华的东区驱车到西区去采访儿时的小公园老宅街坊，一眼便看到久违了的“通花”。 那些年，不少街坊的姐妹饭碗被个缺口且应聘无门之后，大都回归到“钩通花”这个永不下岗的“工位”上。 “钩通花”，就是潮汕地区妇女们靠手工艺维持基本生活的最后一道防线——小小的一杆“钩针”，将纱线耍弄片刻，就“钩”出一个约一点五厘米至两厘米直径的抽纱半成品“女红”，工值从一分半钱到两分钱不等；当然也有一毛多钱一个的，但直径和结构就复杂得多了。“脚手猛”（效率高）的妇女每天拚命地“钩”，也能钩出个十来块钱；每个月下来也能赚个四五百甚至五六百元钱。这个数目跟有良心的单位发给下岗员工的最低生活费相比，已经很接近了。 两巡苦涩的工夫茶喝过，“通花姐妹”便和我聊起了“工值太低”这个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姐妹们都“认命”自身的文化水平太低，如今才不得不一分一厘地赚这些“手皮”钱。所以，她们对同样是“手皮”功夫的写作工值，也饶有兴趣并来了个反采访： “一个字能卖多少钱？” 我迟疑了片刻嘀咕道：“大约五钱到八分钱吧，看登在什么级别的报刊；一个字两毛钱的也有。” 一阵静寂之后哗然，因过度使用而浑浊的双眼在她们脸上突然变得清澈起来：那不赚死了？写个“一”字也五分钱吗？不就那么一划吗？我们的一分钱要晃动好几十下手指头哩。随即，这个微型手工作坊里响起的一片羡慕“有文化”的共鸣声。 不能在这种环境再扩大“有文化”这个模棱两可概念的分辨率了！那样会打击姐妹们一丝一缕“钩”钱的积极性。其实，我停止了“一字五分钱”的讨论，是生怕弄清这个概念的姐妹们对“有文化”的青眼会换成白眼。不过，这些大智若愚的女手工劳动者还是透过现象看到了本质，并“钩通花”似地把细小的写字本质纱线，整理成“女红”。 坐在角落的那位“四零五零”大姐就问：钩花要“纱”，写字要“神”。一个字卖五钱，成本要多少呢？ 我哑然，因为没算过。 我还很茫然，因为卖文章按字计算只是物理现象。真的一划就五分钱了吗？那一划表达的内涵外延不知该如何向隔行的姐妹们诠释才好。而且五分钱一划的工值，并不如兑现周期短的钩花一分钱，本身就是投入和产出失衡的表现。所以，对于那位大姐的诘问，我有苦难言。 还是那位大姐为我解了窘：卖字虽然很清闲，但不是天天有顾客。我们钩花工值低，但天天有得做。积少成多，每月我们的收入也和卖字的差不多。对不对？ “通花姐妹”们听罢莞尔，接着又低下头、心情复杂地晃动纤纤细指捕捉着一分一厘钱。 突然间，觉得潮汕地区的“通花姐妹”们很有文化底蕴。我认为那是一种坚忍不拔、不露声色、以静制动的传统文化。面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不相适应而带来的生存危机，她们不愿油腔滑调，而是选择了沉默原始的生产方式，来维持自己最低的生活水平。与其花一分钟哭泣不如花一分钟“钩”一分钱的传统理念，使得潮汕的“通花姐妹”们懒得怨天尤人。 我现在怎么能说，“爬格子”的五分钱一个字只是自己生活费的补充形式呢？因为姐妹们“钩通花”的每一分钱是其生活费的基本来源。 我早就不觉得一个字五分钱爬出来的格子是多么高尚的行为；但是现在真的觉得姐妹们“钩”出的每一分钱实在是很高尚的价值。我很想把这个体会说给作坊里的姐妹们听，但她们无暇的神色使我欲言还休。 又一个半成品“女红” 钩好了，被丢进盛“花”的塑料筐里，无声无息地表示又有一分钱工值产生。别看这些小小的通花半成品和我从键盘敲出的某个汉字一样，意义有限，但它也会像文字组成文章一样，组成整件抽纱“女红”之后，去说明某个错综复杂的问题。于是，采访结束时我向“通花姐妹”们讨一个半成品“女红”。 是要用通花去垫书桌玻璃么？把桌面尺寸写下来，过几天钩好了给你送去。“通花姐妹”们热情依旧。 我说要一个就够了，准备把它压在书桌玻璃的右手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