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 年 的 记 忆
2021-12-23叙事散文ncwls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7 15:45 编辑
童 年 的 记 忆
魏洛书随着年龄的增长,记性会越来越差,去年发生的事,上个月发生的事,前些日子发生的事,乃至刚刚发生过的事,一时间,怎么想也想不起来。……
童 年 的 记 忆
魏洛书随着年龄的增长,记性会越来越差,去年发生的事,上个月发生的事,前些日子发生的事,乃至刚刚发生过的事,一时间,怎么想也想不起来。……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7 15:45 编辑 <br /><br />童 年 的 记 忆
魏洛书
随着年龄的增长,记性会越来越差,去年发生的事,上个月发生的事,前些日子发生的事,乃至刚刚发生过的事,一时间,怎么想也想不起来。上了年纪的人都有此种感受。然而,老人们对遥远的往事,对自己年轻时候的经历,对学生时代的生活,乃至对童年时的所见、所闻、所为,却耿耿于怀,至死不忘。
很小很小时,刚会迈步,摇摇晃晃,踉踉跄跄,除了哭和笑,没有别的表达能力,我常独自一人,呆在自家的宅子里。宅子空空荡荡,连一只小猫小狗都见不着,偶尔会见到一个干瘪的老人,光着脑袋,卧在躺椅上,一只手托着水烟筒,一只手捏着一根带有火星的纸引。抽水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不光要有时间和耐心,还得把握技巧。在晚清和民国,抽水烟是一种时尚。在有关大清和民国的电视剧和影片里,我们经常能看到达官贵人抽水烟的场面。慈禧太后也喜欢抽水烟。后来这玩意普及了,连农民也抽水烟了。老人抽水烟很璇熟,他用嘴将纸引吹着,点燃烟丝,把嘴凑到烟筒那细细的管口上,吸上几口,那烟经过烟筒里的水时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然后,他合上双眼,长长地吐出一串白色的烟雾。吸完了烟,老人精神头足了,出门去了。
这老人就是我的祖父。我能记事时,他也就50多岁,但因为过早谢顶,看他的模样,还真像个老爷爷。祖父是独生子,他只有个姐姐,不到18岁就出嫁了,我管她叫姑婆。我们家族是四代单传,而且,男丁寿命很短,为了给家族的延续系上安全带,祖父的爸爸还收养了一个儿子。祖父也是18岁左右结婚,那时,他还在师范读书,未及成人,就感受到了传宗接代的压力。毕业时,他已为人父了。就在他自己当上父亲时,他的父亲却去世了,不到40岁,死在广东潮州。他父亲同他的前辈一样,短命。他父亲是个很精明的商人,他这一走,对这家人来说,就等于“天”塌了。幸亏他父亲在去世的前一年买了12亩良田,给家人留了条后路。否则,这家人的生活将很难维系。祖父成了这个家庭的顶梁柱,深感责任重大,只好老老实实呆在家里,生儿育女,料理家事。几年后,祖父有了两个女儿和两个儿子,他弟弟也娶了媳妇,还生了个女儿。祖父觉得家里有两个儿子了,后继有人了,母亲还没老,精明能干,家里还有弟弟,自己才20多岁,应该出去闯荡一下。他母亲和媳妇都支持他。当时的读书人深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一格言的影响,都是这个德性。
那时,民国刚成立不久,不稳固,袁世凯的余孽北洋军阀还很有势力。孙中山先生高举“北伐”大旗,聚集了大批青年学子和工农兵,以广东为基地,进行了数次北伐。祖父到广州参加了北伐军,在北伐将领李济深的帐下担任营长。北伐军遇到北洋军阀的顽强抵抗,历经数年,好不容易打到江浙一带。就在这时候,家里传来噩耗,他的弟弟和两个儿子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相继离开人世。在旧社会,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像这样一家子连着死三个男丁,确实令人匪夷所思。那时的医疗水平和卫生条件极差,人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一埋了事。师长李济深对祖父深表同情,特批祖父解甲归田。祖父回到老家,又一次感受到传宗接代的巨大压力。他立刻收养一个男婴,取名嗣贤,希望他能给这个家带来子嗣。后来,祖母连着生了三个女儿和四个儿子。祖母堪称英雄母亲,她一共养育了12个孩子,还要带着一家人承担大量农活。中国人能吃苦,客家人更能吃苦,客家女人尤其能吃苦。在封建社会,在汉族女子中,唯有客家女子没有缠脚陋习,她们天生就是干活的。祖母有一双大脚,干起活来挺麻利的。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在这近20年里,祖父和祖母两口子起早摸黑,辛勤耕耘,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最让他们欣慰的是,四个女儿都出嫁了,只有最小的女儿还在身边,养子嗣贤长大了,成为一名种田好手,他的四个小兄弟活泼可爱,聪明好学。这时候的祖父已经40多岁,接近“知天命”的年段了。岁月早已将他的报国豪情消磨殆尽,那种冲冲杀杀的战场生活再也没能唤起他的兴趣和热情。他回乡后教了好多年书。我的老家所在的村子是个大村庄,村里有一所挺洋气的小学堂。祖父经营这所小学堂多年。后来,他的母亲一病不起。祖父觉得不对劲,这老老小小一大家人经常有个头疼脚疾的,找个大夫还要跑到十里开外的镇上去,不如自己来当医生。他开始学习中医,不到两年,他还真能把脉,针灸,刮痧,拔火罐了,望闻问切都能来几下,成了村里的半拉子大夫。不过,他只能治些小毛病,对许多疑难杂症束手无策。他决定到汀州去。汀州是闽西的首府,当时闽西大部分地区被红军占领,成为中央苏区的领地,汀州是苏区的最大城市,也是离我的老家最近的城市。那时的国民党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祖父根本不信。他在汀州呆了两年。他在一家诊所当郎中,一边给人看病,一边向别的郎中学习医术。
汀州有个很有名的大夫,名叫傅连璋。他原本是在当地教会打杂的小伙计,神父很喜欢他,送他到英国去学医,学成回国,成了一名洋大夫。毛泽东是苏维埃政府的主席,有段时间,很郁闷,身体不太好,在汀州住院疗养,给他看病的就是傅连璋。祖父比傅至少年长10岁,但他还是想方设法接近他,向他虚心请教医术,两人成了朋友。后来,傅连璋跟红军一起长征,到了陕北,成了一名开国将军。他是共和国的首任卫生部副部长。
回乡后,祖父正儿八经地当起大夫来了。那时候,乡村医疗条件极差,稍微好点的郎中都会被乡亲们捧为“活菩萨”。祖父做人很认真,给人看病从来不麻虎,深得乡亲们的敬重和信任。而这却给祖父的晚年带来了不幸。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矛盾激化,共军与国军大开杀戒,共军越战越勇,国军节节败退,改朝换代已成定局。到1947年时,北方许多地方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成了解放区,南方的国统区的行政机构实际上已瘫痪,那些县长,乡长,保长们大多都撒手不管了,整个社会乱糟糟的。乡亲们一致推选祖父担任保长。一开始祖父再三推辞,坚决不干,因为自己家里的事都忙不完。但是,他没有往深处想,经不起大家的蛊惑,最终还是做了一个悔恨终生的决定。祖父当保长后,我们家的灾难一个接着一个。
我们家是个大家庭,祖父只留了一个养子在身边,其余四个儿子都在外地工作或读书,这是祖父蓄意安排的。一方面,他希望儿子们有出息,另一方面,他觉得祖宅阴气太重,几代人住下来,女性长寿,男性短命。可是,家里有12亩地,光靠祖母和养子,应付不了,又没钱请长工。怎么办?祖父给儿子们早早地娶了媳妇,也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就这样,劳动力解决了,祖母每天带着六七口人早出晚归,劳动强度非常大。南方人种地,一年四季都有活干,不像北方农民,冬天闲着。我的四婶干了几个月,实在受不了,逃回娘家去了,再也没回来。我到了五岁时,还不知道祖母长什么样,不知道其他亲人长什么样,只知道祖父的模样,因为她们真的是早出晚归,天天如此。她们出工时,我还没醒,她们收工时,我早就在床上睡着了。
我的童年非常凄惨,看不到爹,看不到娘,也看不到别的亲人和别的小孩,只认识祖父一人。最糟糕的是,他根本不会照管小孩,经常把我一个人关在家里,他自己跑了。我隐隐约约记得一件事。那天,空荡荡的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我突然发现一个楼梯,很窄,两边都是墙,我想上楼,但又走不上去,只能爬上去。我从第一个台阶开始,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爬,经过千辛万苦,爬上了二楼。二楼有一间空房,没有门,没有地板,只有几根横梁,上面架了两块木板。空房的下面是一个临时猪圈,一只小猪在嗷嗷叫唤,我沿着一块木板爬进了那间空房,朝下看,接着就掉了下去。我头朝下,鼻梁下面的上嘴唇正好叩在猪圈里的一块花岗石上,立刻昏死过去,连半句哭声都没有。祖父回到家里找不着我,肯定吓坏了。等他找到我时,我已经“死”了好几个小时了。我伤得很厉害,鼻梁下面的上嘴唇裂开,止了血,但没有缝针,伤口是自行愈合的,结果留下了一道明显的疤痕。祖父因为这件事受到全家人的谴责,因为我是这家人唯一的“小少爷”。祖母说他当保长是“狗抓耗子多管闲事”,连一个孙子都看不好,要他跟她下地干活去。祖父则振振有词,说我命中注定要破相,不然会有血光之灾。我母亲听了他的辩解,气不打一处来,大声叫道,她的父亲如果还活着,非把这保长“崩”了不可。
没过多久,家里又出了一件大事。国民党军队连打败仗,损失惨重,向各村摊派征兵名额。祖父这回傻了眼,他有5个儿子,他是村官,总得摊上一个吧。他毫无办法,只好“以身作则”,把养子送上了战场。听到此事,祖母差点没晕过去。她一把屎一把尿把这孩子拉扯大,好不容易成为她的得力助手,他这一走,谁来种地呀。幸运的是,她这个儿子命大,他随部队到北方,没打几仗,就被解放军俘虏,随后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他活到了80多岁,在有生之年,每个月都能享受民政局发放的津贴。
后来,“百万雄师过大江”,解放军打到南方来了。我们村子也来了解放军,不多,就住在我家隔壁,是祖父安排他们住的。那时祖父还是村官,没有人撤他的职。我们家隔壁是一个祠堂,很大,可以容纳数十人居住。我那时可能有三岁了,不太会说话,但老喜欢一个人偷偷溜到隔壁。那些当兵的非常喜欢我,他们给我锅巴吃,可香了。有一个兵还给了我一个小小的圆圆的镜子,挺好玩的,可以照太阳,还可以照人。祖父对解放军的印象不是一般的好,因为解放军离开村子时,把祠堂打扫得干干净净,走时杳无声息,谁都不知道。
解放后,农村开始搞土改,评成分。因为祖父是保长,他很自然地成为土改工作组重点关注的人物。改朝换代,总会有一批人转运,也会有一批人倒霉。祖父就是一个倒霉蛋。他还真没做过坏事,年轻时还是个热血青年,有强烈的革命倾向。土改时,我们家有12亩地,人均1亩,不算多,按道理,没有资格当地主,但这个村子是个大村庄,一定得有几个地主,否则,这土改就没意义了。如果祖父没当那个保长,我们家肯定评不上地主。确定成分后,土地被没收,祖母,五婶和小姑暗自高兴,这12亩地差点没把她们累死,只有祖父唉声叹气,那毕竟是祖业,由于自己的不谨慎,鸡飞蛋打。
在村子里,我家的祖宅令人瞩目,不是因为它很豪华,或者很庞大,而是因为它古色古香,很雅致。乡亲们都知道我们家的底细,工作组的人就不知道了。他们看见祖宅这么漂亮,以为这家人很有钱,派人来抄家,结果没有抄到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把一大堆书搬出来烧了。祖父心疼得不得了,那里面有很多医书。没多久,工作组要我们家把祖宅腾出来,用作村政府办公的地方。祖宅还没有腾出来,祖父离开了人世。
他一定是悔死的,悔恨在1947年年底他做了一个愚蠢的导致倾家荡产的错误决定。
魏洛书
随着年龄的增长,记性会越来越差,去年发生的事,上个月发生的事,前些日子发生的事,乃至刚刚发生过的事,一时间,怎么想也想不起来。上了年纪的人都有此种感受。然而,老人们对遥远的往事,对自己年轻时候的经历,对学生时代的生活,乃至对童年时的所见、所闻、所为,却耿耿于怀,至死不忘。
很小很小时,刚会迈步,摇摇晃晃,踉踉跄跄,除了哭和笑,没有别的表达能力,我常独自一人,呆在自家的宅子里。宅子空空荡荡,连一只小猫小狗都见不着,偶尔会见到一个干瘪的老人,光着脑袋,卧在躺椅上,一只手托着水烟筒,一只手捏着一根带有火星的纸引。抽水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不光要有时间和耐心,还得把握技巧。在晚清和民国,抽水烟是一种时尚。在有关大清和民国的电视剧和影片里,我们经常能看到达官贵人抽水烟的场面。慈禧太后也喜欢抽水烟。后来这玩意普及了,连农民也抽水烟了。老人抽水烟很璇熟,他用嘴将纸引吹着,点燃烟丝,把嘴凑到烟筒那细细的管口上,吸上几口,那烟经过烟筒里的水时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然后,他合上双眼,长长地吐出一串白色的烟雾。吸完了烟,老人精神头足了,出门去了。
这老人就是我的祖父。我能记事时,他也就50多岁,但因为过早谢顶,看他的模样,还真像个老爷爷。祖父是独生子,他只有个姐姐,不到18岁就出嫁了,我管她叫姑婆。我们家族是四代单传,而且,男丁寿命很短,为了给家族的延续系上安全带,祖父的爸爸还收养了一个儿子。祖父也是18岁左右结婚,那时,他还在师范读书,未及成人,就感受到了传宗接代的压力。毕业时,他已为人父了。就在他自己当上父亲时,他的父亲却去世了,不到40岁,死在广东潮州。他父亲同他的前辈一样,短命。他父亲是个很精明的商人,他这一走,对这家人来说,就等于“天”塌了。幸亏他父亲在去世的前一年买了12亩良田,给家人留了条后路。否则,这家人的生活将很难维系。祖父成了这个家庭的顶梁柱,深感责任重大,只好老老实实呆在家里,生儿育女,料理家事。几年后,祖父有了两个女儿和两个儿子,他弟弟也娶了媳妇,还生了个女儿。祖父觉得家里有两个儿子了,后继有人了,母亲还没老,精明能干,家里还有弟弟,自己才20多岁,应该出去闯荡一下。他母亲和媳妇都支持他。当时的读书人深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一格言的影响,都是这个德性。
那时,民国刚成立不久,不稳固,袁世凯的余孽北洋军阀还很有势力。孙中山先生高举“北伐”大旗,聚集了大批青年学子和工农兵,以广东为基地,进行了数次北伐。祖父到广州参加了北伐军,在北伐将领李济深的帐下担任营长。北伐军遇到北洋军阀的顽强抵抗,历经数年,好不容易打到江浙一带。就在这时候,家里传来噩耗,他的弟弟和两个儿子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相继离开人世。在旧社会,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像这样一家子连着死三个男丁,确实令人匪夷所思。那时的医疗水平和卫生条件极差,人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一埋了事。师长李济深对祖父深表同情,特批祖父解甲归田。祖父回到老家,又一次感受到传宗接代的巨大压力。他立刻收养一个男婴,取名嗣贤,希望他能给这个家带来子嗣。后来,祖母连着生了三个女儿和四个儿子。祖母堪称英雄母亲,她一共养育了12个孩子,还要带着一家人承担大量农活。中国人能吃苦,客家人更能吃苦,客家女人尤其能吃苦。在封建社会,在汉族女子中,唯有客家女子没有缠脚陋习,她们天生就是干活的。祖母有一双大脚,干起活来挺麻利的。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在这近20年里,祖父和祖母两口子起早摸黑,辛勤耕耘,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最让他们欣慰的是,四个女儿都出嫁了,只有最小的女儿还在身边,养子嗣贤长大了,成为一名种田好手,他的四个小兄弟活泼可爱,聪明好学。这时候的祖父已经40多岁,接近“知天命”的年段了。岁月早已将他的报国豪情消磨殆尽,那种冲冲杀杀的战场生活再也没能唤起他的兴趣和热情。他回乡后教了好多年书。我的老家所在的村子是个大村庄,村里有一所挺洋气的小学堂。祖父经营这所小学堂多年。后来,他的母亲一病不起。祖父觉得不对劲,这老老小小一大家人经常有个头疼脚疾的,找个大夫还要跑到十里开外的镇上去,不如自己来当医生。他开始学习中医,不到两年,他还真能把脉,针灸,刮痧,拔火罐了,望闻问切都能来几下,成了村里的半拉子大夫。不过,他只能治些小毛病,对许多疑难杂症束手无策。他决定到汀州去。汀州是闽西的首府,当时闽西大部分地区被红军占领,成为中央苏区的领地,汀州是苏区的最大城市,也是离我的老家最近的城市。那时的国民党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祖父根本不信。他在汀州呆了两年。他在一家诊所当郎中,一边给人看病,一边向别的郎中学习医术。
汀州有个很有名的大夫,名叫傅连璋。他原本是在当地教会打杂的小伙计,神父很喜欢他,送他到英国去学医,学成回国,成了一名洋大夫。毛泽东是苏维埃政府的主席,有段时间,很郁闷,身体不太好,在汀州住院疗养,给他看病的就是傅连璋。祖父比傅至少年长10岁,但他还是想方设法接近他,向他虚心请教医术,两人成了朋友。后来,傅连璋跟红军一起长征,到了陕北,成了一名开国将军。他是共和国的首任卫生部副部长。
回乡后,祖父正儿八经地当起大夫来了。那时候,乡村医疗条件极差,稍微好点的郎中都会被乡亲们捧为“活菩萨”。祖父做人很认真,给人看病从来不麻虎,深得乡亲们的敬重和信任。而这却给祖父的晚年带来了不幸。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矛盾激化,共军与国军大开杀戒,共军越战越勇,国军节节败退,改朝换代已成定局。到1947年时,北方许多地方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成了解放区,南方的国统区的行政机构实际上已瘫痪,那些县长,乡长,保长们大多都撒手不管了,整个社会乱糟糟的。乡亲们一致推选祖父担任保长。一开始祖父再三推辞,坚决不干,因为自己家里的事都忙不完。但是,他没有往深处想,经不起大家的蛊惑,最终还是做了一个悔恨终生的决定。祖父当保长后,我们家的灾难一个接着一个。
我们家是个大家庭,祖父只留了一个养子在身边,其余四个儿子都在外地工作或读书,这是祖父蓄意安排的。一方面,他希望儿子们有出息,另一方面,他觉得祖宅阴气太重,几代人住下来,女性长寿,男性短命。可是,家里有12亩地,光靠祖母和养子,应付不了,又没钱请长工。怎么办?祖父给儿子们早早地娶了媳妇,也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就这样,劳动力解决了,祖母每天带着六七口人早出晚归,劳动强度非常大。南方人种地,一年四季都有活干,不像北方农民,冬天闲着。我的四婶干了几个月,实在受不了,逃回娘家去了,再也没回来。我到了五岁时,还不知道祖母长什么样,不知道其他亲人长什么样,只知道祖父的模样,因为她们真的是早出晚归,天天如此。她们出工时,我还没醒,她们收工时,我早就在床上睡着了。
我的童年非常凄惨,看不到爹,看不到娘,也看不到别的亲人和别的小孩,只认识祖父一人。最糟糕的是,他根本不会照管小孩,经常把我一个人关在家里,他自己跑了。我隐隐约约记得一件事。那天,空荡荡的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我突然发现一个楼梯,很窄,两边都是墙,我想上楼,但又走不上去,只能爬上去。我从第一个台阶开始,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爬,经过千辛万苦,爬上了二楼。二楼有一间空房,没有门,没有地板,只有几根横梁,上面架了两块木板。空房的下面是一个临时猪圈,一只小猪在嗷嗷叫唤,我沿着一块木板爬进了那间空房,朝下看,接着就掉了下去。我头朝下,鼻梁下面的上嘴唇正好叩在猪圈里的一块花岗石上,立刻昏死过去,连半句哭声都没有。祖父回到家里找不着我,肯定吓坏了。等他找到我时,我已经“死”了好几个小时了。我伤得很厉害,鼻梁下面的上嘴唇裂开,止了血,但没有缝针,伤口是自行愈合的,结果留下了一道明显的疤痕。祖父因为这件事受到全家人的谴责,因为我是这家人唯一的“小少爷”。祖母说他当保长是“狗抓耗子多管闲事”,连一个孙子都看不好,要他跟她下地干活去。祖父则振振有词,说我命中注定要破相,不然会有血光之灾。我母亲听了他的辩解,气不打一处来,大声叫道,她的父亲如果还活着,非把这保长“崩”了不可。
没过多久,家里又出了一件大事。国民党军队连打败仗,损失惨重,向各村摊派征兵名额。祖父这回傻了眼,他有5个儿子,他是村官,总得摊上一个吧。他毫无办法,只好“以身作则”,把养子送上了战场。听到此事,祖母差点没晕过去。她一把屎一把尿把这孩子拉扯大,好不容易成为她的得力助手,他这一走,谁来种地呀。幸运的是,她这个儿子命大,他随部队到北方,没打几仗,就被解放军俘虏,随后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他活到了80多岁,在有生之年,每个月都能享受民政局发放的津贴。
后来,“百万雄师过大江”,解放军打到南方来了。我们村子也来了解放军,不多,就住在我家隔壁,是祖父安排他们住的。那时祖父还是村官,没有人撤他的职。我们家隔壁是一个祠堂,很大,可以容纳数十人居住。我那时可能有三岁了,不太会说话,但老喜欢一个人偷偷溜到隔壁。那些当兵的非常喜欢我,他们给我锅巴吃,可香了。有一个兵还给了我一个小小的圆圆的镜子,挺好玩的,可以照太阳,还可以照人。祖父对解放军的印象不是一般的好,因为解放军离开村子时,把祠堂打扫得干干净净,走时杳无声息,谁都不知道。
解放后,农村开始搞土改,评成分。因为祖父是保长,他很自然地成为土改工作组重点关注的人物。改朝换代,总会有一批人转运,也会有一批人倒霉。祖父就是一个倒霉蛋。他还真没做过坏事,年轻时还是个热血青年,有强烈的革命倾向。土改时,我们家有12亩地,人均1亩,不算多,按道理,没有资格当地主,但这个村子是个大村庄,一定得有几个地主,否则,这土改就没意义了。如果祖父没当那个保长,我们家肯定评不上地主。确定成分后,土地被没收,祖母,五婶和小姑暗自高兴,这12亩地差点没把她们累死,只有祖父唉声叹气,那毕竟是祖业,由于自己的不谨慎,鸡飞蛋打。
在村子里,我家的祖宅令人瞩目,不是因为它很豪华,或者很庞大,而是因为它古色古香,很雅致。乡亲们都知道我们家的底细,工作组的人就不知道了。他们看见祖宅这么漂亮,以为这家人很有钱,派人来抄家,结果没有抄到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把一大堆书搬出来烧了。祖父心疼得不得了,那里面有很多医书。没多久,工作组要我们家把祖宅腾出来,用作村政府办公的地方。祖宅还没有腾出来,祖父离开了人世。
他一定是悔死的,悔恨在1947年年底他做了一个愚蠢的导致倾家荡产的错误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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