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考 1977(纪实文学）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7 20:13 编辑 <br /><br />高 考 1977魏洛书
有部电影片叫《高考1977》，以黑龙江某地的一个农场为背景，把1977年恢复高考那桩事从侧面描述了一下，虽然有点夸张做作，总体还是很真实感人的。
1977年，我是江西水电工程局的一名内燃机修理工。此前，我教过书，插过队，当过兵团战士，担任过粮食仓库管理员，我觉得这些工作都没有修推土机来劲。我买了几本有关内燃机的书，跟几个很有技术实力的师傅们相处得也很好，暗自努力，想尽快成为一名熟练的内燃机修理工。正是在这个时候，收音机和报纸传来恢复高考的新闻。当我得知这一消息时，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不过，这消息在工程局压根就没有掀起什么波澜，想报考的人寥寥无几，这与影片《高考1977》中的情景截然相反。原因很简单，我们是大国企的员工，是正儿八经的产业工人，属于可以“领导一切”的阶级，大学生算什么，是准“臭老九”，辛辛苦苦读书三四年，毕业出来还抵不上一个四级工。影片里的那批知青没法跟我们比，他们住在落后的农村，太艰难了，对他们来说，高考是跳出苦海的难得机会。
我在水电工程局工作三年了，顺风顺水，我的多篇文稿在工地上广播，我还是工程局文工团的独唱演员，在工人中，我已是小有名气的“秀才”。1977年高考时，我已过了30岁，这次高考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考大学的机会。可是，我跟许多的青年工友们一样，对高考兴趣不大，正在专心研究内燃机。然而，就在我们对高考不屑一顾的同时，工地上的另一拨人马，来自各县的，帮我们打下手的民工队伍中，报名要参加高考的年轻人却不计其数。这种反差立刻引起了工程局领导的关注。工程局的一把手名叫孟令海，是个老革命，不是“二万五”，就是“三八式”。“怎么搞的，六千多人的大企业，连考大学的人都没有哇？真他妈岂有此理！”，他发话了。江西水电工程局的前身是水电部第六工程局，技术力量强大，机械设备先进齐全，实力雄厚，黄河上的三门峡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就是该工程局建造的。三年困难时期，国家没钱，养不起这支施工队伍，国务院发文通知各省，谁愿意接收这个工程局，就送给谁。那时江西最富，把这支队伍全揽下来，捡了个大便宜，后来，江西的水电站和水库建得又多又好。虽然工程局下放地方多年，但那架势、面子都还在，难怪孟总会如此发话。共产党的官员有时候确实挺可爱。
领导发话后，我报了名，因为我是“秀才”，如果不报名，大家肯定会说三道四。《高考1977》中的知青历尽千辛万苦才进得考场，我却有点像是被推入考场。我想，报了名就得考上，否则会丢人现眼。我立刻发电报给父亲，要他把我的高中课本全寄过来。然后，我仔细思考良久，决定报考文科英语专业，因为我教过初中英语，平日里时不时会看两下，还记得不少单词，语法也没忘，而且，英语在当时是招收人数多、报考人数少的冷门专业。1977年的高考程序好像是报名时就要填志愿，考完了，阅卷统分后，考过了分数线的考生才参加体检。我填的第一志愿是南京大学，第二志愿是云南大学，第三志愿是江西师范学院。报完名，复习备考时间只有一个月。机械队有三人报考，我们不用上班了，夜以继日，看书，读书，背书。历史和地理比较好办，看一遍基本上能记住，英语没问题，语文也好对付，政治内容多，要抓重点，我把华国锋的政治报告看了个滚瓜烂熟，结果，抓了个正着，江西的政治考题大部分与华的政治报告有关。最难复习的是数学，这门课太多名堂了，有代数、三角、几何，几何又分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平面解析几何，更糟糕的是，这门课忘得最彻底，因为日常生活中几乎没接触这些知识，不像政治、历史、地理、语文，在开会学习时，在报纸上，在文艺作品中总会或多或少涉及到。复习数学耗去的时间最多。
我们工程局的驻地和工地都在九江地区永修县境内的柘林镇。我们与来自各县的民工们一起费了好几年的时间在修水河上建起一道拦河大坝和一座大型水电厂，把从修水县到柘林镇近200里长的修水河变成了汪洋大海，这就是江西的特大水库——柘林水库。因为江西水电工程局是个县级单位，它的驻地柘林在1977年设了高考考场。不过，有几门特殊科目（英语，艺术，体育）还得到永修县城去考，那时的外语不是必考科目。好像是12月11日上午考数学，下午考政治，12月12日上午考史地、理化，下午考语文，总分400分。考场就在工程局子弟学校，考生很多，不知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我估计数学很难及格，其他科目还可以。因为我报考外语专业，数学成绩不算分，外语成绩算分，所以我不紧张。可是高考第三天差点出事，12月13日上午八点准，工地上的一辆解放牌汽车拉着我们这批报考了特殊科目的考生前往县城赴考，车上只有我一个人是考英语的，到达考场时已是9点30分，整整迟到了一个小时。考艺术的、考体育的迟到不要紧，考外语的就不能迟到了。因为我是独唱演员，教育科的那位组织者以为我也是考艺术类。按规定，开考半小时后，考生不得进考场，我苦苦哀求监考人员，他很为难，劝我来年再考，我说我31岁了，没有来年了。因为还没有考生从考场出来，监考人员终于松了口。幸运的是，英语试题特别容易，试题量也很少，我只花了半个小时就把全部试题做完，剩下半个小时，我很仔细地再检查了一遍。
高考完事了，我非常开心，因为感觉不错，很有希望。果然，阅卷统分工作结束不久，我收到了参加体检的通知，是首批，而且我是机械队的唯一。体检在县医院进行，参加体检的人不少，基本上都是饱经风霜的老知青，30左右的人居多，20出头的小青年极少。体检完了，我又到九江市去参加英语口试，整个九江地区有资格参加英语口试的不到40人，大部分是中学英语老师，有不少上海人。我的口试成绩是“优秀”，这是我在离开考场时那位来自江西师院的考官用英语亲口告诉我的。我更开心了。那时的高考成绩是不公布的，考生都不知道自己的考分，但考得好不好，自己心里应该都很明白。我想，体检完了，口试也完了，只有耐心等待了。这种等待特别难熬，第二批参加体检的考生都收到录取通知书了，我的通知书就是不来，把我急坏了。后来，我才知道我在填写志愿时犯了一个很低级的错误。1977年高考的有关规定中有一条是：报考外语专业的考生年龄不得超过25岁。我竟然毫不知情。这就是“命”，不能当大学生的“命”。我彻底失望了，决定请探亲假回家休息，这等待要比高考累得多，我真累坏了。在家里还没呆上几天，工友发了一封电报过来，说我考上了。父亲揣着电报，骑着破旧自行车满世界找我，这老先生比我还要兴奋、激动。
我立刻提前终止了探亲假，赶回柘林，我太想知道到底是哪所学校录取了我。我猜，通知书这么晚才到，肯定不会是南京大学和云南大学，有可能是江西师院。结果，都不是，录取我的学校是九江师范专科学校。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我就纳闷了，报考志愿没有它呀，怎么就被它录取了呢？那可能是全世界最差劲的大学，《高考1977》最后亮出的那几所高校中，随便哪一所都要比九江师专强过百倍。果不其然，入学后，我们新生不少人睡地铺，连架子床都没有，更可怕的是，经常停水停电，简直没法活。这些还是次要的，最难办的是没有老师，尤其缺外语老师。我们这个英语班一共才13个学生，上海人过半，后来中文班转了3个学生过来，其中两个是上海人。老师只有一个，名叫翁星灿，是个年龄跟我们差不多的女同志，也是上海人，她既是任课老师又是班主任，够辛苦的。九江师专77届学生大部分是上海人，因为到江西插队的上海知青特别多，尤其是九江地区。校园里到处都是上海话，我们毕业时都会说“阿拉”语了。不久，我们了解到，九江师专就是原来的九江师范，我们这批人是这所高校的首届学生。因为师范成了师专，在别处又建了所新的师范学校。如果没有这所师专，我们这几百号人都上不了大学，我们的平均年龄是28岁。1977年高校招生时的倾向是：宁可招收分数低年龄小的学生，也不招收分数高年龄大的学生。那时新开办的高校大部分是专科学校，基本上解决了高龄学生入学难的问题。我们这个小小的外语班更是幸运，是计划外的，临时决定招收的。招办的人看到几个报考外语的考生分数高，不招收觉得可惜，就跟师专商量了一下，加开了一个外语班。这个班的学生年龄大部分超过25岁，3个人超过30岁，包括我。
第一个学期稀里糊涂地过掉了。到第二个学期，情况大有好转，停水停电少了，可以上床睡觉了，最重要的是，师资力量加强了。陈青莲教授是美国密西根大学毕业的，50多岁，原先是上海财经学院的老师，后来成了右派，到江西彭泽芙蓉农场劳改了18年，77年恢复高考后，他直接写信给邓小平，申述了一下，请求安排工作，没想到他得到了回复，并就地安排到九江师专教英语，成为我们的老师。刘禹宪老师是南京中央大学英语系毕业的，解放前的学运领袖，在九江三中任校长多年，调到师专任英语系主任，他很有学问，我听他的课，一字不漏。这两位老师一直教我们到毕业。我们毕业后，陈教授调到复旦大学经管学院干他的老本行去了。虽然我们在师专学习不到三年的时间，还是学到了不少东西。我们这个班读大一时有16人，大二时，有位叫张维平的同学考上了南开大学的研究生，改学经济了。毕业时，全班15人，八人留校，一人去美国留学，一人去了南昌，三人被教育局要走了，剩下两人被九江一中抢去了。如今，有两位同学成了美国人，上海籍的同学都回了上海，大多数同学退休了。
1977年的高考是中国教育史上竞争最激烈的一届高考，考生达570万，招收名额只有27.3万人，录取比例29比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