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 团 生 活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7 20:36 编辑 <br /><br />兵 团 生 活
作者魏洛书
“ 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这是毛泽东在1930年元旦写的一首诗词，词名《如梦令·元旦》。毛泽东在1929年12月28日至30日主持召开了古田会议，整顿了红军，统一了不同意见，基本上掌控了苏区的局面。这首词表达了他在那一时期的愉快心情。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40年后的1970年，宁化、清流、归化成为福州军区福建生产建设兵团二师的驻地。师部设在明溪，也就是当年的归化，二师的三个团分别驻扎在宁化、清流和明溪三个县。我所在的十团的驻地是宁化，团部就是凉伞岗农场的场部，该农场是个劳改农场。
生产建设兵团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中国才有的“军队”，在当时多少带有一点广告色彩的宣传中，被称为“不脱离生产的武装部队”。它的整个建制与正规军一模一样，从兵团、军、师、团、营、连、排一直到班，连级以上的干部，正职是真正的军官，穿军装，有领章帽徽，佩戴短枪，副职都是地方干部，跟普通百姓没有两样，叫起来挺响亮的，像副团长，副政委，其实，他们就是原来劳改农场的场长和党委书记，其他副营长、副教导员、副连长、副指导员都是农场干部。排长、班长这些基层骨干分子一般都是退伍军人。
资格最老的建设兵团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真正的屯垦戍边，贡献很大。其他建设兵团大多是在文革期间组建，主要是接管劳改农场，顺便收编一些国营农场，尤其是华侨农场。文革期间组建建设兵团是权宜之策。当时，公检法从上到下所有部门受到冲击，无法行使职能，而劳改部门又是一个必须严管的部门。劳改农场成为建设兵团，实质上是军管。
文革期间，解放军威望特别高，只要穿上军装，佩戴红色领章帽徽，哪怕你只是一个小兵，老百姓，尤其是小青年，都会向你投去羡慕的目光。那时候，能穿上部队淘汰下来的旧军装，能戴上一顶旧军帽，都会觉得很过瘾、很帅气。稍微有点门路的干部子弟都参军了，没有门路的城市知青参军无门，就到建设兵团去当“土八路”。所以，建设兵团招兵买马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我就是“自投罗网”，自己送上门去的。
十团的三个营中，一营和二营较正规，其组成包括原来的公安兵和后招的兵团战士。公安兵都穿军装、有领章帽徽，配有真枪实弹，是真正的军人。这两个营的新招收的兵团战士不穿军装，但配有部队淘汰下来的武器，属“土八路”。他们的任务不是生产，而是看押犯人。三营只有八连是由真正的兵团战士组成，大多是来自福州、厦门、泉州、莆田等地的小知青，也有像我这样的真正读完高中的老知青，还有为数不多、能量却很大的退伍军人。其他两个连队的人员都是从印度尼西亚回来的归国华侨，其中有全国闻名的41名华侨小英雄，他们老老少少，以家庭为单位，由政府安置在这里。他们的生活其实没有什么变化，领原来的工资，做原来的事，不搞军事化的管理。我们八连就不同了。我们每个排30几个人，住在一间大房间里，上下铺，一个挨着一个。早上准时起床，晚上准时睡觉，如果不老实，会被退伍军人骂得狗血淋头，再不听话，就会被拳打脚踢了。班排长官不大，却挺威风，他们需要的就是“无条件服从”，没有道理可讲。
三营的营部设在我们八连。营长、教导员、连长、指导员都是现役军官，拖家带口，住在小破屋里。营长姓赵，蒙古族人，脸色黝黑，高大威猛，一看就知道，是个身经百战，杀敌不眨眼的汉子。有个晚上，皓月当空，八连的全部男丁紧急集合，几个班排长带着我们几十个人和十几个就业犯，借着月光，沿着一条小路，朝山里狂奔十几里，来到了山上一个废弃的钨矿，班排长一声令下，我们这伙“夜盗”把这座矿山上有用的东西搬了个精光，我扛了一根房梁回来。就业犯本事大，他们竟然把几台马达搞了回来。钨矿的几个留守人员鸣枪示警，我们的一个排长也端起冲锋枪朝天扫了一梭子，以示回应。没过多久，一排漂亮的营房拔地而起，几个军官与其家人全住上了宽敞的新房。因为有马达发电，我们的营房在晚上亮堂了许多。后来，我们知道那晚我们执行的是营长的命令。他说，我们搬回来的全是国家的财产，与其让国家财产在山上烂掉、锈掉，我们还不如把它们全用起来。当时，我感觉他说得很有道理。
八连不看管犯人，是纯粹的生产连队，就是种地，有水的田种水稻，没水的田种花生、甘蔗、玉米或红薯。兵团战士不但要从事强体力劳动，还要服从命令听指挥，每天都得体验那种不自由的军事化的生活，而且收入极低，月薪只有16元。低工资不要紧，没有自由才真难受。我无法适应这种生活。就在感觉痛不欲生之时，我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八连旱地较多，旱地里种的尽是些好吃的东西。这些地都在远离营房的山坡上，经常有成群的野猪出没，一到晚上，野猪们就到地里大吃大喝，把我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庄稼糟蹋殆尽。连部决定派一个兵团战士晚上上山值班。结果，没人愿意去，因为半夜三更孤身吊影呆在山上，确实需有足够的胆量，何况，野猪虽然吃素，也能咬死人的。我认真权衡了一下，决定试一下。头几个晚上，我带了一把手电筒，一面铜锣，到了山上，不停地敲锣，那不是赶野猪，是在给自己壮胆。后来，我胆子大了，隔一段时间敲锣，不时大声吆喝，山里会传来美妙的回音。再后来，我干脆唱歌吊嗓子，每个晚上歇歇停停，至少要唱上两个小时，有时候，我还把连部的手风琴背上山，在山上狂拉几个小时。连长配给我一支冲锋枪，我没要，只要了一面铜锣。白天，我一个人在宿舍里睡大觉，晚上，我一个人去唱山歌，自由自在，太幸福了。
兵团生活中常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最频发的莫过于男欢女爱。七连的文书是个退伍军人，爱上一个在七连子弟小学教书的女华侨，她是国家定的41名华侨小英雄之一。结果，这文书受处分，丟了文书的差事。八连的事务长是有家室的人，英俊潇洒，一表人才，他使炊事班的漂亮小妞怀孕了，只受了处分，因为他跟指导员关系好。最荒诞的一件事是，睡在二排长旁边的小伙子向连部状告二排长，说他鸡奸他。这事闹大了。指导员亲自坐镇，开了一个全连男战士的批斗会，说小伙子诬陷二排长。好家伙，只见几个膀大腰圆的退伍军人把那小子推进会场，要他跪下，他不跪，接着就给他一顿拳打脚踢。指导员看着他们打人，竟然不吭声。我实在看不下去，就站了起来，说：“不要打人。他有错，但不是敌人。他可能不知道鸡奸是什么意思。” 小伙子望着我，显然是希望我能说清楚。我接着说：“我们一个个挨着睡在一起，晚上睡得糊里糊涂，搂抱在一起，是很正常的，这不叫鸡奸。只要二排长的生殖器没有进入你的肛门，就不能说二排长鸡奸你。” 我说这话时，很严肃，义正言辞，但不知为什么，许多人笑了起来，指导员也笑了。
当然，兵团生活也有快乐的时光。虽然是搞生产的部队，毕竟是职业军人在领导，他们讲究的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十团每年都会举办一次汇演，每个连队都得参加。我们八连的文艺骨干是三个老高中生，郭瑞明、魏桂义和我，我们三人年龄一样，关系特好，有如兄弟。瑞明是厦门人，很会画画，还很会拉手风琴，他的乐感特强。桂义是莆田人，他的舞姿堪称一流，他在舞台上可以连续翻几个空心跟头，安然无恙，他的舞台造型总能把观众迷倒一大片。我负责唱歌、后台指挥和朗诵。我还扮演过指导员。我们八连的指导员名叫林本，是闽南人，他把他的军装和五四式手枪都借给了我。记得演出时，我穿着一身真的军装，挎着一支真的手枪，昂首挺胸，站在舞台中央，伸出右手，指向远方，大声说：“看吧，那就是红军走过的地方···”。可惜这快乐时光不长，一年只有50天左右。
有件事让我感觉十分幸运。那天是休息日，许多人都去十里开外的集镇玩去了，寝室里只有几个人在闲聊。就在我们海阔天空胡说八道的时候，走进一个人来。此人五短身材，个头不高，很壮实，脸上一根胡须都没有，没戴帽子，平头短发，只穿了件军人穿的短袖T恤，没穿外衣，一看便知，是个老军人。我当时胡子拉杂，身穿一件破旧绒衣，脏兮兮的。没想到他径直朝我走来，向我伸出了手。我赶紧握住他的手，对他傻笑，一句话都没说。他握着我的手，对我上下打量，然后，用另一只手在我的肩上用劲拍了两下，笑呵呵地说：“老油条！”。后来，我才知道，跟我握手的那位老军人是我们的兵团司令彭飞。他可是共和国的开国将军呵！我后悔死了，没有向彭司令行个军礼。
1971年，大学重新开始招生。大学新生直接从工人、农民和士兵中推荐产生，而不是通过高考。全连一百多号人都有资格申请报名，但八连只有两个名额，这两个名额实际上掌握在指导员手上。为了博取指导员的欢心，得到他的推荐，我和郭瑞明把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我们三营有两个归国华侨连，因为生活拮据，他们经常变卖从外国带回来的物品。指导员给他的妻子买了一台缝纫机，外国名牌，使用说明书全是英文，看不懂。我自告奋勇帮他翻译，郭瑞明负责把说明书上的插图全描画下来，我们费了一个星期才弄完，把译本恭恭敬敬地交到指导员手上。没想到，他眯着一双小眼瞄了我们几眼，皮笑肉不笑，连声谢谢都不说。我们俩都知道没希望了，这狡猾的家伙简直油盐不进。
1971年9月13日，中国出大事了，林彪在温都尔汗机毁人亡。我们这些兵团战士麻木得很。出事好几个月后，我们才有了一点点感觉，先是发现营长、教导员、连长和指导员的行事风格跟往常大不一样，过去这几位现役军官跟我们打成一片，谈笑自如，突然这些军官难得一见，即便见到了，也是少言寡语，看上去有点失魂落魄。后来，小道消息开始传播、蔓延，大家都知道了，但是谁都不敢公开说出来，因为这件事太离谱，离谱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尤其是文革时期的中国老百姓，根本不相信这事会是真的。最后，终于公布真相了，确认了此事。我们认真学习了很多中央文件，知道了毛泽东南巡，巧妙回京，还知道了林立果的小舰队和“五七一工程纪要”，等等。这件事对军人的心理冲击巨大，而在广大的老百姓心里只有惊讶。
913事件向民众传达后，生产建设兵团（新疆兵团除外）开始解体。我认为这是巧合，两者没有因果关系。建设兵团队伍庞大，而且人员复杂，有现役军官，有退伍军人，有青年农民，有城市知青，有劳教人员，有就业人员，还有很多归国华侨和农场员工，这么多的人长期堆集在山沟里，迟早会出事。其实，建设兵团的现役军官基本上都是从正规军淘汰下来的，早就该转业了。他们一转业，兵团也就不成其为兵团了。
我是第一批离开建设兵团的，被分配到闽西武平县，十团总共去了130多人。武平是我的祖籍，我能回武平去本该是件高兴的事，可是我的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也不好，在那个讲成分、拼出身的年代，回老家确实有风险。我公开表示不愿去，在职业军人眼里，这叫不服从命令，性质很严重。军人的思维是，你不愿去，你就非去不可，而且得乖乖地去。那几天我的思想负担太重，以至于表达能力急剧下降，武平县派来的接兵代表姓袁，是武平县粮食局的干部，他听我说话语无伦次，向指导员提出不要我，要求换个人。指导员不但不同意，还狠狠地把我吹嘘了一通，说我又会唱歌，又会拉琴，又会指挥，还会洋文，是连里的“秀才”。经他这么一吹，在这去武平的130多号人里，我还真成了“人物”。到武平后，先得学习几天，那时作兴唱革命歌曲，我教大家唱《国际歌》，这首歌不太好唱，费了不少功夫。几天后，我们各奔东西，大部分人离开了县城，到各乡镇的供销社和粮站工作去了，我留在了县城，分配到城关粮站，据说是那批兵团战士就职单位中最好的单位。这可能是真的，因为在宣布工作分配名单时，我的名字第一个被宣布。当然，我在武平工作期间，没人知道我是武平人，我自称是江西人，人们信以为真。我在自己的家乡武平 “潜伏” 了三年。
兵团生活确实不自在，但给我很多启迪和教益。每个人都会有不能任性的时候，感觉不自由的时候，怎么办？还得淡然处之，否则，就会自讨苦吃。说白了就是，做人要老实一点，乖巧一点，随和一点。有一句非常响亮的名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当兵团战士之前，我对这一名句的理解是，军人必须毫无保留地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成为兵团战士以后，我对它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军人如果不执行上级的命令，绝对没有好下场。

（2015.10.18写于深圳沙头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