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祖父的人

　　晃眼看见——近几年，我常这样晃眼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常瞟见我的祖父。那简直是惊魂一瞥了。我惊惧得耳鸣目眩，心，差不多也要从嗓子眼儿里跳出去，虽然跳出去之后，我并不知道那颗狂乱的心会有什么样的结局。
　　这也难怪，毕竟，我的祖父谢世快三十年了。就在我惊惧不已的时候，我的神志依然是清醒的：我知道我晃眼看见的一定不是我的祖父，只是与我的祖父长得很像而已。但惊惧仍会产生，那种晃眼看见所得映像作为一种心理信号，它太强烈了，携带着无比巨大的精神力量。那种力量瞬间改变了我的正常思维，扰乱了我的正常判断，甚至，我整个人的生命现状都从当下闪退，独剩记忆退回到多年以前。我正常的感知也在瞬间停息。当然，闪退的很快重现，停息的很快接续；所谓心灵的黑洞大脑的空白这些东西，在我，都被确证是一种存在。
　　我更相信这种精神震颤还有一个前期过程。就在我晃眼看见的极短瞬间，一切重现都处在事件的初始阶段，一切接续都加固了正在溃散的记忆，所有黑洞和空白都凝固了时间。
　　悲哀了，故去多年的亲人竟然以牢固形象记忆的形式活在我的心里，虽然再也无法感知他的体温和气味。瞬间闪现的惊惧与震撼很快化解、平息，酷似我的祖父的人消失在人群里。我还在以清晰的心念保留着祖父，在有限的时间里穿过城市里有限的一隅，用脚步踩出一个不规则的封闭图形，回到我的居所。多数时候，晃眼看见所致的内心惊惧与震撼，就被繁杂的俗务排挤得一干二净，强大的生活惯性让我继续沉湎于琐碎且重复的生活过程里。
　　祖父年轻时，似乎有一段当兵的历史，这让我的心里萌生过光荣且骄傲的感觉。只是，祖父本人和父亲对此一直讳莫如深，母亲对此更是所知不详。后来，在父母极其雷同的支支吾吾中，我开始预感到祖父的行伍出身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光彩。再后来，终于从别人嘴里得到确信：祖父年轻时候曾被国军抓过“壮丁”，至于他后来如何离开队伍，远匿深山寄人篱下，我一直无法确知个中究竟。时光一如既往前行不止，越走越苍老，老到祖父的同龄人都不在这个世界上受难或享福了，在我，关于祖父的身世便成了长久的疑窦。
　　祖父与祖母的和亲必须长话短说，那就是，他们是一个一无所有者与另一个一无所有者的结合。收留祖父的人临终前赠予祖父一小间旧屋，算作对祖父的勤勉与憨厚的嘉许与报偿。那一小间旧屋就成了祖父母的合卺之所。
　　旧，确乎很旧了，梁桁椽柱皆然不辨本色与材质，似乎被岁月之文火长时间炙烤成焦黑色。这种旧貌在山村里具有同等的空间体量和时间质地，无论是尘灰、污渍还是烟火色，抑或古老的结构样式或者更加古老的瓦片，所有的房屋给我幼稚的心营造出一种奇怪的时间错觉——我应该来到很久以前的某个时代了。实在是陈旧的，但因其全都是一副相同的沧桑容色，因而，没有人对自己的房屋感到自豪或自卑，那种老旧的样式和古朴的质料等同于山中的土地或林木，甚或等同于云雾和泉水，以及兽鸣与鸟语。美与丑一旦形成相同的质料和普遍的气质，那些美与丑也就无所谓美也无所谓丑，而只是一种惯常到可以忽略的存在了。
　　不过，祖父母屋居的简陋与狭小还是让我感到十分惊诧。别人家总还有些基本俱全的器用吧，而祖父母的陋室几乎简陋到纯粹的地步。一土炕，一土灶，一木柜，一木箱，一陶瓮，还有靠墙的一方火塘。坐具，更是简陋到再无简陋了，那分明是从木头上截取下来的原木墩，大大小小，高高低低，比菜墩儿高一些或厚一些，经塘火一照，可见幽暗的包浆和蹭磨得发亮的木质纹理。
　　山村的夜不分冬夏，所以，塘中的柴火终年不熄。
　　父母曾两度送我进山，让我暂时和祖父母住在一起。第一次是在1966年，我三岁，太小，山村的人事景物，没有记住多少；两年后被父亲接回河坝家里，几个月后，父亲又用他的脊背把我送进山里。第二次进山是在1969年，我六岁。大一些了，我的记忆和山民及他们的日子深度搭接，印象极深，至今清晰。但我的记忆还是发生了时间性错乱，日后提及，曾被祖母多次纠正：一些发生在前次进山以后的事情，恰好是后一次的；一些发生在第二次进山以后的，其实是第一次的。我以为这无关紧要，但祖母一直对之很认真，总是给我纠正，好像我把时间与事件弄乱，是不可饶恕的。
　　那是个角尺形的开放大院，我和祖父母的小屋恰就处在长尺的外端。在路边，也在风口上。竹笆楼，矮土墙。那间小屋靠近土炕的墙上原有一道通风透光的“牛肋巴”窗子的，但可能因为山风由此长驱直入，亦有不雅之徒的窥视和非君子者的探取。虽然此屋并无长物，亦无可供窥视的趣味，祖父还是将那道窗子堵上了——编以竹笆，抹以草泥。
　　从门里射进来的那一点点天光，只能照亮小半个屋子。好在屋里的塘火是终年不熄的，除湿，驱寒，照亮，也就靠它了。
　　所有的房子都是瓦房——这让我深感疑惑。没见过，也没听说过此地有瓦窑和烧瓦的事情，那么高远而偏僻的山村里，房子怎么都是布瓦的？那些瓦来自哪里？无法知晓。但我一直觉得，那样幽闭、穷困的山村，家家户户都住着瓦房，确乎也是普遍而平等的奢侈了。
　　每过几年，房屋都要翻瓦。我第二次进山是在春天。或红或白的杏花如温柔的山火烧遍村子的时候，人和牲畜，看上去都是妖娆妩媚的。花事确乎旺盛，花期又极久长。待至红、白之物纷纷离枝，或上天庭，或如地府，或随风远赴销魂之乡，正值农闲，一些人家就择期翻瓦了——屋顶上所有的瓦片都要揭去，铲除干透的坐瓦草泥，更换破瓦及其致漏而朽烂的榻片，再重新坐泥、布瓦、封檐，自此功垂成矣。
　　我赶上了一场翻瓦盛事。
　　我发现——那简直是惊天大发现——家家户户的檐沟里都堆放着成百上千的备瓦，而我此前竟对之视而不见！
　　几同于修房造物的翻瓦工程，的确是山村里家家户户必然参与的大事。
　　我天天都到翻瓦现场去看热闹。
　　大人们一边干活一边海阔天空地闲聊，有时候就说到由明椽搁瓦到坐泥布瓦的转变。我听出来了，乃是“上所赐”的荣耀。有时候话题就自然而然转到瓦片上了。那种老式的瓦又大又长又厚。瓦背颈线下面有隐隐绰绰的阴文字迹。我不认得。山中年长者中偶有识文断字者，他们手端瓦片的喃喃念诵中便有“光绪”“道光”云云。长者们大开讲坛，口沫四溅，比比划划，如我这样幼稚的听者就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他们说到，若干年前朝廷在此地设有窑官，专事民间造屋所用陶瓦及生活器用如陶瓮土罐等烧造诸业；窑官奉旨责成民众取缔覆草铺石的盖屋陋习，进而一改明椽挂瓦之法而为坐泥覆瓦，此法所造之屋，冬暖夏凉，大宜居焉；并说，如此改良，在民，以分文野，在官，以显良政。
　　其实，关于窑官、窑政以及当时地方官吏的种种作为，是我后来对那些老者穷追不舍才获得的宝贵信息。虽然此事在山村里只是口传并无文字，历尽周折，在野史和县志上也没有找到更多信实，但我以为瓦片和瓦屋这些实物已具足够的说服力而无需多费心机。后来的后来，到我长大一些才弄明白，那只是当时地方官员施行的一些善政，是对当地土木资源的准确认知与合理开发利用，大有人性意义上的“亲恤”之意。本就无意于功德与政绩，则然无需诉诸史册。在山民，对普遍且恒常的善举，真正的褒扬与称颂总在人的心里，在种种生活作为的勤勉与进取——由于此，关于瓦片和瓦屋的故事，才未见于官方的或民间的功德簿吧！
　　同年夏天，祖父和山民们接到通知，生产队要新建仓库增盖牛圈，各家各户要给“集体”出让一些备瓦，附注说明：凡三年内翻过房子的，要出让全部备瓦。
　　生产队里的事情办得很顺利，仓库和牛圈很快就盖好了。瓦片还有大量剩余，堆放在仓库院子的墙根下，那是属于“集体”的。
　　“到处都是黄土，山里又不缺柴火，为啥不烧瓦呢？”
　　“没有瓦窑。”
　　“原先的瓦窑呢？”
　　“填了。”
　　“为啥要填呢？”
　　“给你说不清楚——你也不懂！”
　　我的接连提问就这样被搪塞了。
　　再后来，我才知道，瓦窑被“破四旧”了，那个作为泥瓦匠兼掌窑师的人被赶走了，他本已在山村里安了家，并且有两个孩子。
　　祖父母没有备瓦可以出让给生产队。这让我感到很丢人——祖父母的脸上因此长时间内缺乏光彩。
　　祖父母的屋子漏雨了！据祖母说，自她嫁给我的祖父，那间屋子就在漏雨。而那年夏天，它漏得更厉害了。
　　大概处于对我特别的关爱吧，祖父决定翻瓦。
　　没有备瓦，他找队长商量借一些“集体”的瓦。祖父承诺的偿还方式是诸如劳务或其他实物形式。队长不答应。
　　队长说，他不是有意扫祖父的面子，他实在不敢答应这件事，“集体”的东西他不敢动，一动就是犯错，而犯错是要挨整的。
　　山雨频作，屋漏非补不可。队长对祖父凡事不求人的倔脾气只能摇头叹气了。但他在私下里向祖父悄悄承诺：就是一间房子翻瓦的事，要不了多少备瓦。你先翻，到时候差多少，我就给你补多少。
　　果若其言，祖父翻房所需备瓦不是很多，都有队长资助了。
　　冬天，一家失火，三间房子被焚大半。“贼打火烧一夜穷”，队长就腾出一间仓房让那家人暂时安身，开春以后再考虑修房子。
　　次年春天，我离开山村了，是永远的离开。我一直惦记着那家人修房子的事。后来听父亲说，那房子一直没修成。自从集瓦修仓库和牛圈以后，村里根本凑不齐那么多瓦。事主也曾申请借用修仓库剩下的瓦，公社书记不但不同意，还批评队长擅自给人挪借公仓，把队长解职——那家人只好另租住处。
　　这多年来，我一直反复思考一些问题：“生产队”这东西世界上原本没有的，只是后来被人发明出来；它出现的当初也是上无片瓦的，只是以“被出让”的方式得到瓦，修建公仓和圈舍；它当初也是下无立锥之地的，只是后来有了，并在世界上存在了那么多年。
　　我第二次离开山村之前，新任的队长用“集体”的剩瓦给自家加盖了一间新屋，他很荣耀地告诉众人，他用那些瓦，是公社书记批准的！
　　为了上学，我必须离开山村回到河坝地带的父母身边。我才知道父母两度送我进山的原因。
　　第一次是生活实在紧张，我又有了两个妹妹，父母害怕养不活我，就送我到山里祖父母家，毕竟，仍在刀耕火种的山里反倒有饭可吃；第二次送我进山，是因为“风声”太紧，他们怕我在“武斗”中遭误伤——这我记得，我记得从城里来了一些年轻人，他们穿着军便装，戴着红袖章，腰垮手电筒，手里拿根棒——大概在那些城里人进村的当晚，父亲背着我连夜进山了。
　　没有死人，但村里那些“四类分子”被“整惨了”！
　　祖父母无力劳作了，父亲把他们接到河坝里和我们住在一起。大约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吧，我一时兴起，向祖父问及他当过兵的事。他一愣，面若覆霜。良久，苦笑一下，进而坦然一笑，那温和的笑容和轻松的语气比他大量缺齿的牙床可爱多了。“那都是过去的事，提它干啥！”
　　也许我长大了，父亲愿意告诉我更多真相了。父亲告诉我，祖父确实被国军抓过“壮丁”，但他在开拔的路上成功脱逃，潜进山里，被人纳为养子，“逃兵”的身份也便少有人知。但毕竟纸里包不住火，后来，祖父的来历还是公开了，但因为大家愿意认同他是一个“逃兵”，除了常遭人善意的奚落，再未遭遇“扣帽”和“镇压”的恶果，也算不幸中的万幸。不是色彩鲜亮的弃暗投明，仅仅是逃脱了“反动阵营”，凭此免除一场劫难，实在让我后怕而惊心。
　　年轻时，我曾幻想祖父的行伍经历是相反的情形，在他身上出现了另一种人生图景，那样，父亲和我就可因为他光荣的身份饱受其荫而高人一等。待至成熟，我才认清了自己的幼稚，觉得没有出现另一种情景也是另一种幸运，它至少让父亲和我不具备一种令人癫狂的荣耀而对另一些人从精神人格上任意欺凌；或者，现实的结果，终于未能让祖父、父亲和我以自己高贵的身份施虐于并无身份光环的人。我们一家真是在天取恩了！如今偶尔想起，觉得过去是一场有惊无险的梦。
　　人生苦短，一切尽在倏忽之间。我的山居经历是我心灵原野上不灭的篝火，他一直那么苍凉地烧着。转眼间，我已在城市里生活多年。我正处在城镇化的巨变之中。而城镇化，是这块土地上长久的阵痛，是这块土地上最大群落普遍的钻心剧痛，是数量最多、处境最艰难的灵魂剧烈的痉挛和悲怆的哀嚎。山村，山民，作为存在将要消失了，但不知救主是谁，如何拯救，什么时候，才是他们重返故园的复活日。
　　据父亲说，祖父母曾经的山村里，除了死去的，以及衰老和孤寡到奄奄一息的，最终都如荒败的草木一样消散成尘；后来的，凡能走出大山的，都像山风一样吹向四面八方。作为村落存在实证的瓦房，正在融入那片返荒的厚土——林木尽毁，无以为柴；泉溪枯竭，无以成坯；瓦窑不再，无以成烧；没有陶瓦，无以成屋。人与土地古老的契约，早就被消费与享乐的世情强行“风化”，动荡的世态与严酷的岁月，竟不能容留最后的瓦屋。
　　起风了，风很大，谁都无法不随风飘流。对如我一样的许多人来说，城市不是故园，而乡村，早就无法回去。
　　晃眼看见，那人太像我的祖父了。当然，这多年来，晃眼之间，我看到的像我祖父的不止一人。当我总结他们共同的形象特征，我发现，原来他们都有苦难所致的高耸与端庄，贫困所致的清瘦与矍铄，坚韧所致的谦恭与温良，平凡所致的直率与坦诚。
　　那么，只要世间还有此等人物，我的祖父就一定会以此等特质在世间永远地活着。
　　晃眼看见——又是午夜了，我必须合上手稿本和书籍，闭上眼睛，深深致谢白天晃眼看见的那个像极我祖父的人。怀揣这样的感恩之心入睡，我不会有千奇百怪的险恶的梦。明天，也许还有另一个像极我祖父的人，他会出现在这个小城，驻留在我的心里，勾起我新的思念和感动，让我快乐得提前汇入迎春的风。他们的生命谢世了，但他们经历的苦难依然存世，我活着的意义之一，就是顽强抵抗让他们遭遇苦难人生的种种余恶。
　　晃眼看见，那是带着神启的心灵奇境——像极了我祖父的人，我和他们只有相遇，没有寻求，也没有等。
　　201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