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处的钟声》修改稿

                                                            一
   
    出狱那天，大清叔的妻子、儿女、姐妹等一大早就在看守所门口等候。我大姐也去了，买了一条香烟给他。从去年11月份进去，大清叔已经在那里面半年了，连过年都没有回家。这半年值呢！赚了八万块钱。
    大清叔在镇上开了个麻将馆，就开在他自己家。小镇上的闲人常在他家打牌赌博，别看是小镇，他们赌起来，一个晚上输赢几万块不眨眼。大清叔本来是在镇上卖肉的，因为贪恋打麻将，也就无心守着肉摊。买肉的顾客常常要走进他家，大声喊：老板！剁肉！这时，他才从里面慌慌张张地跑出来。和他一起打麻将的人抱怨：切了肉也不洗手，麻将上都沾了猪油，滑溜滑溜的，用力一捏就掉了。
    后来，他的肉摊开不下去了，输得太多，没有钱进肉。大保叔也在镇上卖肉，有天凌晨三点多，大保叔打电话给大清叔，叫他起床一起去杀猪。他们前一天就约好，杀一头猪，一人得一半。谁知电话接通，大清叔怏怏地说不去了。准备收购猪肉的钱，头天晚上打麻将输完了。
    大清叔一家的生活就靠麻将馆的收入，收台费，卖香烟饮料，据说一瓶王老吉要卖五十块钱。有人打电话给派出所告他们，告了几次，警察没来。大清叔和人聊天，说，我知道有人告，可我们上面是有人的，要告尽管告去！
    告的人不甘心，告了十九次，派出所的人终于来了。在派出所关了几天，通知家属拿五万块钱去取人。虽说麻将馆收入不菲，可他们家也没多少积蓄，大清叔之前买地下六合彩输了不少钱。他们以为关半个月就会放出来，也就没有筹钱去取。半个月后，派出所把人送到了县看守所。快过年了，儿女们商量着凑些钱把爸爸赎出来，东拼西凑了五万块钱到看守所，谁知涨价了，要八万块才放人。麻将馆一年也赚不了这个数，还不如不赎，反正至多也就是在里面呆半年，半年赚八万块，也划算了。
    大姐后来笑着告诉我们，老清胖了，也白净多了。大清叔绰号“黑皮”，黑得出了名的。出狱那天中午，他们家在饭店订了两桌饭，为他接风洗尘。父亲也去吃饭了，包了两百块钱的红包做“贺礼”。其实，乡邻都明白，比起那些抢劫盗窃强奸犯坐牢，大清叔的脸上并不是那么不光彩，他照样可以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没有人会在他背后对他指指点点，说实在的，这点事实在算不了什么。只不过，以后他们不会再那么嚣张了。
    去年除夕那天上午，石桥大屋家家户户都在准备丰盛的年夜饭，村庄到处都是喜庆的音乐和人们的欢声笑语，但作美叔公家显得冷冷静静。我看到卯田叔婆的厨房门口一个人影像冬花婶，显得那么孤单落寞。我加快脚步进了自己家，我不好意思和她说话，因为怕说起她老公她心里难过，毕竟是大过年的，一家人团聚的日子。早些年，冬花婶一直在外面打工，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回家。有一次春节，我去大清叔家拜年，看到四个女的，一时分辨不出谁是谁。冬花婶和三个女儿，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都说岁月是把杀猪刀，可是我发现四十多岁已经有四个儿女的她，比刚嫁到石桥大屋时做闺女的她，老不了多少。
    是的，冬花婶是漂亮的。她肤色白皙，眼睛顾盼生辉，勾人魂魄。在农村，这样的美人坯是少见的。八十年代，他们家开了个杂货铺，之前是作美叔公坐在铺里守着的，后来冬花婶进了他家的门，就是冬花婶看铺的多。好多次，少年的我站在柜台外，看她穿着裙子轻移莲步到货架拿货，看得我心旌摇动。我想，我要是能娶一个这么漂亮的老婆多好。
    冬花婶干的农活很少，也就是晒稻谷、砍柴这种较轻松的活。石桥大屋别的妇女可就不一样了，她们要像男人一样插秧、耘禾、种薯、种豆、种菜，我甚至看见过小田叔婆犁过田，秋华婶担过粪。她们的脸一律被晒黑了，衣服也没几件是光鲜的，穿的是解放鞋，夏天绝对不会穿尼龙袜子。冬花婶不一样，我记得双抢的时候，她穿一条裙子，凉鞋，在翻晒稻谷的时候，手臂舒展的样子就像轻盈的舞蹈。
   
                                                                   二
   
    九十年代初那几年，石桥大屋家境最殷实的就是作美叔公家，除了卖日用品，还在小卖部门口摆了肉摊。有一回，有人指着石桥大屋前面的池塘说，这个池塘的水也要被作美叔公卖不少钱呐。
    那时卖肉，还不是用塑料袋包装，用的是稻草捆扎。头天晚上，作美叔公拎一捆稻草放在池塘里。第二天早上，稻草拎上来时，沉甸甸的，一个晚上的浸泡，稻草“吃”水吃得饱饱的。买一斤肉回家，拿自家的秤试，只有九两，而这九两还包括那一扎“吃”够了水的稻草绳子。买肉的人骂：“太恶了！买一斤肉，明着少一两秤，稻草也当肉卖给我们！”骂归骂，下次买肉还是去作美叔公那里买。因为到镇上太远不说，去晚了还不一定买得到。
    我读大学的时候，大保叔也开始卖肉了。渐渐的，作美叔公家的肉摊就没人光顾了。随着下乡流动商贩增多，小卖部也没什么生意。那时，看着村里年轻人都去外面打工，冬花婶在家再也呆不下去了，她跟着熟人去了深圳，听说是在一家餐馆当服务员。我也听别人悄悄地议论，她其实不是在餐馆当服务员，是做别的事。
    2013年农历十月，我回老家为出生的儿子摆酒。有一天下午，我抱儿子在池塘边见到了作美叔公，他穿一双长筒套鞋，蹲在石头上洗菜。阴冷的风吹拂着，水面有一圈圈的波纹，映照一张苍老的脸。我和他打招呼：洗这么多菜呀？他用冻红的手揩掉长长的鼻涕，长叹一口气：时雨，还是你命好哦！我这个菜是明天早晨要挑到镇上卖的。
    那时，作美叔公已经将近八十岁了，他的背驼了，耳朵也背了。他是石桥大屋第二个起得早的人，最早的是大保叔，三点多就要去杀猪进肉。天麻麻亮，作美叔公帮卯田叔婆煮好早餐，然后挑一担菜到镇上卖。卖完菜回来，又要到田间地头去，拔草、施肥、浇水，他种了几亩田的菜。说起命，让人唏嘘。他年轻时是生产大队队长，那时是何等威风！天麻麻亮，他就吹响了小口哨：上工啦！几百个劳动力全都跟在他后面。那时，谁想多记点工分，多领些粮食，都要和他搞好关系。后来，分田到户，他又开了个全村唯一的小卖部。九十年代初，开始卖肉，一家的日子也过得滋润。谁料想，年老的时候竟落到这般光景。
    作美叔公的小儿子耀华在广东清远装修赚了些钱，盖了新屋。新屋建好后几年没有装修，有一年，他们夫妻推迟了出外打工的日期，在家把房子装修一下。耀叔在家忙了半个多月，房子装修好了，他们准备第二天又去老地方清远。下半年过年回家时住着可舒服了，他们想。
    楼顶还有几根树，我搬下来锯掉，耀叔对他老婆说。不一会儿，他老婆在院子听到“哎呀”一声，赶紧跑上楼，只见耀叔倒在楼梯上，血从后脑壳流出来。
    耀叔辛苦十多年盖的新房，自己没住一天就走了。他的死又一次应验了那句话：很多人操劳一辈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大清叔住在镇上，作美叔公老两口更没了依靠。除了卖菜，作美叔公还买点码，有时运气好也能赚点钱。父亲也喜欢“捉”码，不过他不会买多，一块两块的买。每次买之前，他总会到作美叔公那坐坐，两个人拿着码书琢磨，出什么生肖，出红波还是蓝波，出单还是双。

                                                               三
   
    去年回家过年，我老远就听到卯田叔婆的呻吟和哭声：“娘啊，我痛啊。天呐，你有没有眼？我小儿子去世了，现在大儿子在坐牢。”我问妈，妈说她呀，经常是这样的，有点小病就在床上大声呻吟，喊得惊天动地，邻居们都习惯了。可是作美叔公却担心起来，他郑重其事地和媳妇茶莲说，这次婆婆子恐怕真的不行了。我们要去镇上把冥钱买回来，免得到时慌了手脚。
    几天后，我看到卯田叔婆，她告诉我，身体不好，经常生病，这次病了有些日子了。我问她吃什么早餐，她说精肉鸡蛋面，不好吃，老头子煮得不好。她又说，我小时候她经常抱我的，又问我，县城可有什么活干，她孙子飞亚在家玩。飞亚不能负重，坐骨神经痛了十多年了，走路都一瘸一拐的。
    卯田叔婆是个不理世事的人。自从进了作美叔公家的门，没有煮过饭没有喂过猪。刚嫁来时，她婆婆还年轻，家务事都是婆婆做。那时作美叔公是生产大队队长，吃大锅饭的时候，别人家的饭都不够吃，他从公家食堂打几大碗白米饭回家，没有人敢说他，他是队长。后来婆婆老了，大儿媳妇进门了。她在中间享清福。她不仅不会做事，说话也是东一句西一句挺没谱的。有一回，我母亲在镇上买了一个炖汤的砂锅。卯田叔婆看到了，把砂锅端在手里翻来覆去看，赞不绝口：这个东西真好！真好！用来煎药是再好不过了！
    其实，卯田叔婆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糊涂。去年我问起大清叔，她先是装作没听见，后来故意说别的，岔开了我的话题。在她心里，只要是坐牢，不管什么事，都是丢人的。她还操心着人情送礼，谁家有什么好事，她只要听到别人说去送礼，就会提醒作美叔公。今年正月初二，大勇叔儿子胜亚买了新车回来，方华哥、作治叔公、作禄叔公提着鞭炮去大勇叔家门口放。我父亲在菜地施肥，也放下手中的活回家拿了鞭炮去放。卯田叔婆叫作美叔公也拿鞭炮去恭贺，作美叔公耳背，连问几声什么事啊？气得卯田叔婆破口大骂。
    她精着呢。说起卯田叔婆，母亲这样说。晒稻谷晒豆子的时候，一大早，就拿着棍子把鸡往我们家这边赶。早几年我们家拆老屋放在屋外的废木板，她也偷偷地拿点。她经常说自己有病，不能做事。你看她走路，比作美叔公快多了。前些年，她还偷偷地到镇上、庄稼地里跟踪监视作美叔公呢，怕老头子和别的女人好。
   
                                                          四
    我家婆婆子的一切，都是我管的。有一次我在茶田婶家，她一遍遍向方凤哥强调，卯田叔婆是她赡养的。我对面前这个女人肃然起敬，虽然丈夫早逝，她还是要尽到一个儿媳妇的义务。她生了两个女儿，正是八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最严的时候。农村人家，谁不想生个儿子呢，可是没有地方躲，家里也交不起超生罚款，没办法只好做了结扎手术。小女儿在三十多里远的一个镇上教小学，大女儿艳亚没工作，招了一个山里的男人入赘。
    入赘的男人叫金龙，他在家里没有地位，我亲眼见到艳亚像骂自己孩子一样，把他骂得狗血淋头，他却笑嘻嘻的。他把挣的钱悉数交给老婆，自己要买包烟，就要在老婆面前低声下气地讨要。前段时间，一天晚上大姐接到了金龙的电话，说他在县城做事，想再借五百块钱。大姐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说，你千万不要打牌赌钱啊。
    早两年，金龙在外面打工，到处借钱。茶莲叔婆挨家挨户交待，如果金龙打电话给你们或者你们孩子借钱，千万不能借给他，他是打牌输钱了。母亲打电话问大姐，他没向你借钱吧？大姐说，已经借给他了。他说，不要告诉他家里。我也不会告诉他家里，反正几百块钱。
    艳亚又懒又好吃，经常去镇上买零食吃。雪兰叔婆说。自己的男人在外面做工，把钱全部上交了，还动不动就发他的火。金龙真可怜。有一年腊月，茶莲杀过年猪，子文说：奶奶（她其实本应叫外婆），你不等我爸爸回来就杀猪吗？我爸爸回来了还有肉吃吗？你看，只有孩子知道心疼自己的爹。
    艳亚生了三个女儿，有两个是双胞胎。金龙在外面打工的时候，茶莲婶一个人种菜、养猪、砍柴，她请人盖了一间房用来养蚕，一年下来卖蚕茧可以卖几千块钱。不养蚕的季节，她去菊花厂上班，去服装厂上班。她去村委会闹，像她家这样的条件，难道不能评个贫困户吗？村里干部到她家看了，也向附近的人家了解了情况，给了个贫困户指标给她。
    有一次我和母亲聊天，我说茶莲婶还蛮有良心的，主动赡养卯田叔婆。母亲笑了，说，她啊，有她的算盘。她亲口说的，现在她赡养，以后婆婆死了后，丧事收的亲戚乡邻的礼金也要归她的。
    我和母亲聊天的时候，是一个夏夜。作美叔公坐在自家门口，手拿一个小播放机听《劝世文》，卯田叔婆坐在旁边，摇着一把蒲扇，她时不时帮作美叔公扇几下。我仔细听，听到唱的是：春日才看杨柳绿，秋风又见菊花黄。荣华终是三更梦，富贵还同九月霜……
    我想起小时候的夏夜，石桥大屋的老老少少在屋外纳凉。大人坐在长板凳上讲古，或者谈庄稼的长势收成。我们一帮小孩玩各种各样的游戏。每当准点时，作美叔公家的老座钟就“当当当”地响了，那钟声从黑暗的房间传来，涟漪一样，在石桥大屋的上空荡漾开来。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停摇摆的座钟，有时被阳光金黄的锦锻覆盖，有时被黑暗厚实的帷幕包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