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落乡间的诗人》，已发《天涯》（2018年第1期）

《散落乡间的诗人》
　　(一)
　　我教书的那座小镇，是座古镇。古镇里来过几个赫赫有名的人。两千多年前，有个被尊称为荀子的老先生在此为吏，并终老与此。他的坟上荒草离离，游人听信当地人的说辞，临走之时，必要在那老先生的房子上取一点儿土。据说，圣人栖身之处的黄土，可佑护学子金榜题名。镇子自古有酿造美酒的传统，虽然名头不甚响亮，但仍吸引了众多酒徒循香而来。一千多年前，一个名叫李白的酒徒听闻此处有好酒，竟也爬山涉水地赶来了。他饮尽了此处的美酒还意犹未尽，提笔在酒肆的墙壁之上写下：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诗仙的名头响亮，诗仙的广告也打的漂亮。这首题为《客中行》的绝句横空一出，小镇的酒如中了科举的范进，竟也一下子风光了起来，千百年来盛名不衰。
　　上面提到的这两位古人都是文学史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的一举一动、一文一诗，往往就能让一个人遗臭万年，一座城名扬四海。作为历史大V，他们执时代的牛耳，足以傲视天下文人。实话说，我们这个小地方之所以还有点儿古味和文气儿，几乎全仰仗着他俩以及他俩的粉丝。
　　尽管他们是我们这儿不能绕过去的两个人，但我要讲述的并非他们，而是我们这座镇子上籍籍无名的文人。
　　许是因为圣人的名头太响了，本地的骚人墨客倒是少见于史志之中。在小地方，纸上的铅墨向来只留给那些拥有官宦名位的人，似乎也只有如此，才能彰显一个地方的人杰地灵。而那些布衣文人，他们文不能冠天下，权不能耀宗族，在修志者看来，实在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他们就像此地漫山的野兰一般，散落在乡间田野、茅庐四周，生时无名，死后便被人遗忘。
　　
　　(二)
　　我要提到的第一个人是个疯子。姑且称他为“疯先生”吧。
　　最开始，我接触到的是“疯先生”的父亲。他的父亲是前清进士，做过几年京官，能写一手好字。坊间传闻，他本该名列科举三甲，只因他的字写得太硬，皇帝并不喜欢，因而未能夺魁。八国联军退出京城后，慈禧令他补写被捣毁的匾额，称他为“铁笔”。辛亥之变后，作为前清的遗老，他再不问世事，专心在家设塾，教族中的儿孙之辈读书。民国26年，我乡被东洋人的铁骑践踏，东洋人欲要挟进士而令我乡，进士铁骨铮铮，奋而将身躯挂在了房梁之上。
　　老进士有功名，有气节，作为正面的典型，无疑是当地官方的摇钱树，他的故事，今日仍为本地人津津乐道。但他的儿子却不同，他的儿子不但身份尴尬，连境遇也十分尴尬，官方往往在卖力宣传老进士和进士文化时，又极力遮掩他那不成器的儿子的身影，以至于很长时间，没有人知晓他还有个疯疯癫癫的后人。
　　我是从老进士的书帖中获悉“疯先生”的存在的。那些师法苏黄的书帖，至今还散落于我乡，被乡人奉为至宝。我好友祖上与进士家世代联姻，他的父亲珍藏着一封老进士的书信，那封信是写给我好友的曾祖父的。泛黄的纸张之上，蝇头行楷颗颗清晰又彼此勾连，颇有一气呵成之势。这封私人信笺上，提到了他的“疯儿子”。
　　该怎么说呢？虽然老进士在我们这一片无疑是圣人的化身，但面对他那个不成器的儿子，他却全然没有父亲的慈爱了。不稂不莠、疯癫成性、辱没祖宗……老进士在信中讨伐着这不肖之子，言辞越来越激烈。透过泛黄的纸张，我似乎能看到，衰老的进士伏在案前，豆灯昏暗，将他消瘦、干枯的身子印在墙壁之上。他一边写一边咳嗽，房梁上的灰尘在他的咳嗽声中纷纷下落，他的脸因咳嗽而变形，扭曲。
　　正如他的父亲所言，“疯先生”的确是个不肖之子。也许他未生下来，就已被命运钳牢了。查阅史料得知，老进士的夫人不曾生养过一儿半女。也就是说，这位“疯先生”极有可能是老进士的侍妾所生。庶生的儿子，地位往往是尴尬的，说他是这府第的主人，倒不如说是这里的高等奴仆。他带着庶生的身份长大，又带着父亲望子成龙的期望俯首诗书之中。但在本地，父亲和父亲背后的家族是一座高山，他跨不过去。越是严苛的教育，越是森严的规矩，往往越会受到受教者的抵触。这种抵触有时候是藏在心里的，有时候是如火山爆发出来的，受教人与秩序斗争的结果，要不然是服服帖帖做个规矩的应声虫，要不然就做个离经叛道的忤逆之辈。
　　让我感到好奇的是，“疯先生”既未彻底臣服，也未完全冲破樊笼。他时而规矩如常人，时而疯癫如痴汉。他一边在府邸中将自己安安静静地埋进古籍经书中，一边又置进士之子的身份而不顾，穿行于镇子上的酒肆烟房、戏台瓦巷，向镇子上的人展现着自己的疯癫。
　　我喜欢他疯癫起来的样子。他疯癫起来，常常使酒骂座，无论那坐中的人物是正人君子还是纨绔子弟；他疯癫起来，常常歌哭无常，进士府第墙高遮月，他独立中庭，慷慨而歌，悲戚而吟；他疯癫起来，勿论戏台之上锣点声声，一跃上台便歌《桃花扇》，诵《哀江南》。这样一个人物，恐怕不仅是他的父亲说他疯，就连镇子上所有的人都会说他疯吧。但是，他“疯”的可真有几分可爱、可敬。
　　要说“疯先生”只是一个疯疯癫癫的废物，那你可大错特错了。在本乡一位民间历史收集者那里，我拜读了“疯先生”的一首七律：
　　倒把金鞭下酒楼，知心以外更无求。
　　浪游落似长安少，豪放疑猜轵里尤。
　　菩萨心肠侠士胆，霸王魄力屈子愁。
　　平生未解作么解，万劫千年忆赵州。
　　明眼人看得出，诗的首句擅改了唐人薛逢绝句《侠少年》的尾句：倒把金鞭上酒楼。这个“疯先生”生在诗书传家的世家大族，他为何总想以侠客自居呢？历史只要一旦成为历史，绝不是被后人编著在竹册与白纸上那么简单，时至今日，面对远去的“疯先生”，我们大概也只能“平生未解作么解”了。
　　虽然不必再去深思，但反复吟诵这首律诗，我的心中依旧浮想联翩。我似乎看到，一个被常年累月困在深宅大院中的书生，生就了一颗快意恩仇、笑傲江湖的侠客之心。他被古老的规矩和森严的秩序挤压得太久了，以至于变了形。侠客是做不了了，他只能在这浓烈的酒中，放纵自己的身躯。他以最潦倒不堪的身躯，反抗着这强加给他的命数。心中悲苦之时，恰逢好酒当头，于是他仰起脖颈，将自己的身躯埋入这消愁的酒中。
　　我大抵能想象的到醉酒后的“疯先生”。无数个午夜，他扶着城墙或进士府的红墙摇摇晃晃地回家，看似是在往前走，其实总是三步两退，身如烂泥。更多的时候，他醉卧在酒肆，醉卧在街巷，醉卧在勾栏，醉卧在自己的侠客梦里。
　　他的进士父亲死后，他终于有机会当了一回侠客。只是，侠客的味道并不像诗文中说的“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那么洒脱。他心中的不平之事尚未了结，就不得不拂衣而去。他尚未扬名，就不得不选择“深藏身与名”。
　　我在本乡收集资料时发现，针对同一件事情，不同的利益方往往持有截然不同的判断。而这些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判断，往往能把一个人抬到天上，也能将一个人深埋土中。自认为自己是一名侠客的“疯先生”，在不同阵营的人看来，却都是邪恶的，没有道德的。在一份东洋人的文件中，将他视为“贼寇首领”，而在当时被东洋人视为贼寇的游击队眼中，“疯先生”是他们常常印刷在宣传纸张上的“汉奸领袖”。在当时，因为这两种说法来自针锋相对的阵营，依附于这不同阵营的人大多没有异议。倘若换成是我乡任意一个人物，他恐怕早被这两方击毙多次了。他之所以没死在东洋人或游击队枪下，大家心知肚明：他是本地最具名望的老进士唯一的继承人，是一个大家族的核心，这个家族虽偏居一隅，却在百年间播下了众多的恩泽，即便是在乱世，这种恩泽仍能左右着半个县的民心向背。说到底，任何一方都不想因一个鸡肋似的人物而引发动乱，从而在残酷的斗争中孤立自己。
　　我在本乡一位与他同时代的老人嘴里，却听到了与游击队和东洋人都不同的故事版本。按照族中行辈，民歌老人应是“疯先生”的儿侄辈。老人是部民歌活字典，九十多岁了，竟然还能记得百十支当地盛极一时的民歌“姐儿妞”。我随一位民俗专家去采访老人，随口问起了“疯先生”，我当时提到的是“疯先生”的大名，民歌老人愣了愣，摇摇头。我说，他是老进士的儿子，民歌老人这才恍然大悟，向我讲述了“疯先生”的故事，这其中，有一些是我之前闻所未闻的故事。比方说他在任何一种政治势力中都被视为异己这件事。
　　民歌老人的说法是，东洋人占据镇子的第一年，要把公路两边尚未成熟的高粱全部砍掉。那些高粱太高太密，地方势力往往隐藏其中伺机而动，对他们危害不小。但在缼衣少穿的时代，粮食无异于乡人的命根子，本地的农民经由其他乡绅引荐，跪请“疯先生”出面为他们说情。农人们也知道，此地若还有一个令东洋人顾及的人物，必定非进士府的当家人“疯先生”莫属。“疯先生”一来是推辞不过，二来是他的侠客情节作祟，竟然答应了下来。他到东洋人的驻地陈说了一番，东洋人同意不再砍伐高粱，但却要求“疯先生”承担起护路的任务。“疯先生”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应允。他拐弯抹角、费尽心思地找齐了活动于本县地面上扛举着各色旗帜的游击队，恳请他们待高粱收获之后，再去骚扰东洋人。据说，那些鱼龙混杂的游击队同意了。
　　此后不久，“疯先生”被一家游击队截了票。当时我们这地面上，借着打东洋人的名义，少说也拉起了五六支队伍。绑架“疯先生”的这一支队伍，是刚从山上走下来的土匪，没酒喝没肉吃的时候，他们打起了进士府的主意。后来“疯先生”的家人送来赎资为他赎了身，不过，因为这件事，“疯先生”两头游说的事情也暴露了。从此，各家游击队将他拒之门外，东洋人也开始对他敬而远之。东洋人败走之后，他成了国民政府口中的“汉奸”。这个版本并未流传下来，大抵是因为它只在乡间传播，并不为当政者所认同。而且，大凡大战之后，总要有几个小人物为历史买单，而这场买卖真正的策划者，早已摇身一变，成为百废待兴的领袖人物。
　　经历此事之后，“疯先生”彻底断了他的侠客情怀，他退回到自己的进士府，再不过问世事。有时候，他也效法让这个镇子名声在外的荀子老先生和自己的进士父亲，在府中设坛讲诗。他本身就是个落魄诗人，讲起诗来得心应手。那些随他学诗的少年，多是族中子弟，受他教诲，所获往往加持自己一生。
　　故事戛然而止，此后，进士府就再无消息了。无论我查阅了多少本地书籍，走访了多少历史人物的后代，始终再难寻到“疯先生”的蛛丝马迹。他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般，他消失了还不算，他还要将人们留在脑中的关于他的记忆一一擦掉。关于“疯先生”最后仅有的两条传闻依然来自那位民歌老人口中。
　　一条是，国共内战中，“疯先生”在亲属恳求下卖掉了进士府，带着家眷南下奔逃，在长江北岸徘徊多日，誓不过江，最后向着北地跪下，磕下三个响头，纵身跳入滚滚江流之中。另一条是，“疯先生”强遣亲属南下逃亡，自己却选择留在了进士府，最终不知所终。无论哪一条是“疯先生”最终的归宿，现在看起来都不再重要了。在一个兵荒马乱的时代，人命何其微贱，每个人都是一种身不由己的存在，每个人的最后，都无非是一抔黄土。
　　进士府早已轰然倒塌。再过些年，或许仍有人记得这里曾出过一位功成名就的进士老爷，却再无人记得，此处也曾收容过一位散落乡间的诗人。
　　
　　(三)
　　我要提到的第二个人是个郎中。他是我本族別支的祖先。把他写入文中，颇有一番举贤不避亲的意思。但我相信，纵然他不是我的祖先，我还是会写下他的。
　　我是听着他的故事长大的。我们这个穷乡僻壤的小家族，向来没见过什么大世面，百年间能出现一位被我乡集体认同的人物，也足以让我们一辈辈津津乐道了。
　　我们这个家族，并不是诗书之家，但是向往诗书之家那种内在的荣耀。作为地道的农人，他们拿不出钱粮请私塾先生，只能选择去蹭课。一旦手中有些积蓄，他们先去孝敬世家大族的私塾先生，先生点了头，他们再带着孩子向本地大族央求能入他们家的私塾。他们往往是被拒绝的，但也有大族的主人布下恩典的时候。每当此时，他们必会带着孩子千恩万谢地跪倒在那华丽的大院内。郎中早年受蒙入学，便是受到了此地大户的恩惠。后来恩准郎中入学的老爷患了腿疾，那时郎中的医术早已名冠州县，三副药下去，病痛全无，郎中算是报答了入蒙就读之恩。这件事被本乡津津乐道，传为美谈。
　　郎中所处的年代还是个“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年代，他既入了私塾，拜了圣人，跪了先生，学了诗书，必然不想再如父辈那般“面朝黄土背朝天”了。他书读得越多，啃得越精，“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心就越迫不及待。命运向来都喜欢和一意孤行的人开玩笑，似乎不把那个人玩得心力交瘁，就不够过瘾。郎中越是想折桂科场，越是铩羽而归。读书三十年，已近不惑，身上的功名竟还只是一个轻飘飘的“秀才”。
　　其实那时他已经是一个极富名望的人了。他顺手写下的游山玩水、评古论今的诗文，往往引得本地的读书人争相吟诵。他的粉丝很多，闲暇时候，那些饱读诗书的粉丝就围在他的周边，请他指点自己的作品。座中有个不起眼的少年，以他为师，对他甚是恭敬，颇有几分程门立雪的味道。面对诗文，郎中自有一股傲气。俯视粉丝双手递过来的诗文，郎中不置可否。唯有那少年呈上自己最近的诗作，郎中才身体前倾，将纸张拿于手中，时而击节，时而捻须，时而颔首。
　　多年之后，少年文名已经声冠齐鲁，他刊刻了自己的诗集，诗集的名字叫作《立雪杂诗》。苍老的少年在序文中道出了诗集名称的内涵。立雪是他少年时诚心向学的态度，他是要以此纪念一位曾经提携过自己的乡间诗人。诗名远播的少年在文中深情回忆起和老师交往的那些旧事。他提到了文峰积雪，提到了君山待日，提到和老师一起在兰陵古镇上畅饮美酒的时光，提到老师曾带着他泛舟于泇河沿途赏柳的日子，他记得摇橹的老汉向老师讨要赏钱，老师拿不出，便脱下自己的长衫交与老汉。他甚至还提到了老师漂亮的女儿，提到她微微笑起来的柔软，那是他的初恋。少年的那部诗集中，有两首是写给那少女的。他最感激老师的是，老师后来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令少年念念不忘其恩其泽的那位乡间诗人，便是郎中，而那时候，郎中早已作古多年。
　　称郎中为乡间诗人，应该没有什么异议。这辈子，郎中只离开本乡五年。科考频频失利之后，他接受朋友的聘请，出任幕僚。朋友出身当地的名门望族，金榜题名之后，外放江南某县任知事，此县以产盐闻名，商铺林立，向来是富硕之地，但富硕之地往往争利更甚，新任知事需要一个知根知底的助手帮他处理政务。郎中本不愿从事这屈身仰人鼻息的活计，但他家境渐而捉襟见肘，总不能无所事事，暗忖之下答应了。
　　后来，郎中回忆说，那几年是他活得最窝囊的几年。朝廷的刀剑战不过洋人的鸟枪，洋人在南方各地开商立铺，他需一遍遍向着洋人点头哈腰示好，又要向着州府派下的官吏俯首请安。他从小学的是圣人教诲、道德文章，干不了那样的事，决定与好友道别回乡。恰在此时，他患了眼疾。县衙对过开药店的落地举人是他新结交的好友。举人医术世代相承，是当地首屈一指的良医。他给郎中治病，不过一周，竟然痊愈。郎中自此爱上这医人隐疾的行当。他一旦有些闲暇，就开始跟着举人学医。他读过书，悟性又高，几年下来，竟然小有所成。若有新来求医的病人，举人就安排郎中来开方抓药，每次都药到病除。恰当此时，郎中的县令朋友因为一桩案子，得罪了洋人，朝廷将其免职。于是郎中与举人作别，和革职的县令相伴回乡。
　　寓居他乡的那五年，让郎中领略了洋人的横行和官场的腐败。回乡之后，他本欲再悬梁刺股，投身科举。后来又觉得即便连中三元，位列三公，也无法左右时代的颓势。于是他把圣人文章束之高阁，开始在家中悬壶济世，拯救苍生。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一旦他踏踏实实放下身段，反而抬高了自己的身躯。刚开始，乡人并不信任这位半路出家的郎中，他们患了头疼脑热的小病，才去郎中那里求医问药。没成想，郎中竟都一一治好了。后来身患顽疾的乡党也都由他一一治好，郎中的名头这才大起来。一时间，附近州县的病人都云集到我乡。
　　郎中医治的最传奇的患者当属盘踞在抱犊崮上的土匪头子江四玖了。江四玖绰号“野猴子”，他长得短小瘦弱，见过的人都说，真是一副猴相。据说，他在抱犊崮的老林里穿行，并不走路，只以脚蹬树，以手扳枝，一跃而起便是十步之遥，那身段，那动作，活脱脱就是一只猴子。他的传奇太多，乡人们又喜欢在他的故事中添油加醋，如此一来，他的本名倒是少有人知了，人们只记得了不起的“野猴子”。
　　一年春天，郎中为最后一名病人抓完药，一个苍髯大汉急匆匆跑进来，扑身跪倒，言是家中忽有人身患恶疾，命在旦夕，请郎中去搭救。医者父母心，郎中想都没想，背起药箱，随着大汉就往外走。一路向西，行至十里之外，未见人烟，郎中有些疑惑，停止不前。大汉见郎中如是，便言他来自山上，特为江四玖请医。大汉抬头向前看了看，对郎中说，快至山前，先生要受些委屈，还请见谅。说完便从怀中拿出几尺灰布，蒙在了郎中眼前。一路上鸟鸣虫喧，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走了多少路程，大汉带他站定，为他解下脸上的灰布。郎中睁开眼，看见面前立着一个五短身材愁眉苦脸的小人儿，他知道，这就是“野猴子”了。
　　“野猴子”有结石的老毛病，最近愈加厉害，腰腹之间，似刀削斧砍。“野猴子”请了许多医师上山，始终不能根治。前几日有喽啰下山，听闻郎中医术高超，急匆匆回山禀告了“野猴子”，“野猴子”这才请郎中上山。郎中为野猴子把完脉象，心中已经了然。郎中言道，龙王胡子可治此病。众匪不明所以，郎中解释，乃是玉米须。于是以龙王胡子为君药，佐之以鱼腥草、猫须草等诸药，日日熬煎饮服，半月之后，“野猴子”生龙活虎。“野猴子”大喜，欲以金银细软相送，郎中摆手拒绝。“野猴子”过意不去，强要郎中收下，郎中纵目此山说，可愿送我这满山的药材？
　　此山是我们这儿首屈一指的高山，相传葛洪真人曾在此炼丹。山高药材好，只是占山为王的土匪皆不认识。郎中将采来的几味药材拿给众匪看，众匪看清之后，各自挖掘药草去了。三日后，郎中坐着装满药材的马车回到了家。数年后，“野猴子”率众截了路过山下的火车。火车上有许多金发蓝眼的洋人，这事闹大了，北洋政府迫于压力招安了“野猴子”，待野猴子放了人质，下山任职之时，北洋政府便寻了个借口，处决了他。那时候，郎中从山上带下来的草药还未用完。
　　悬壶济世之余，郎中依然还在写诗。我的二爷爷从小给他当过学徒，曾珍藏着他的几首诗作。纸张遭受了虫蛀，字迹已经无法识别。据二爷爷说，那都是些吟咏我们乡间风光的诗。族中的老人愿意给我们讲述郎中的传奇，但我显然对他怎样写诗更感兴趣。有时候回老家，站在田野之上，目及我乡风光，我会想到，郎中一定曾在百十年前站在我站着的地方。如果我是郎中，我会干些什么呢？
　　没错，我会将眼前之景，心中所叹，一一写下。面对春风野草，我会写下：轻风似轻云，野草胜野民；面对夏雷滚滚，我会写下：天公徒恃惊雷嗓，我自悠然山中行；面对秋高云阔，我会写下：愿乘云马九万里，羞与尘世论短长；面对冬日劲雪，我会写下：须知人间尽缟素，皆是冥王送我眠。如果郎中的诗作能流传下来的话，他刊刻的集子上肯定印着这些句子。站在旷野之上，他必然会把自己的诗读给风听，读给雨听，读给云听，读给草听，读给树听，读给禾听，读给落日听，也读给流水听；立于药铺之中，他必然会把自己的诗读给草药听，读给舂罐听，读给戥子听，读给银针听，读给砂锅听，读给药秤听，读给药箱听，也读给桌几上的一豆灯光听。
　　遗憾的是，我的这位郎中祖先，作为乡间诗人，确实没有留下什么诗文来。之前听族中老人说，郎中倒是留下了一部自己书写的医书，那里面尽是他毕生所学。前几年回乡，见到郎中的嫡传后人，随口问了问医书下落。答曰：早已没有了，说来也怪，搬了几次家，家中的东西越搬越少了。
　　这样的结果也正如我所料。试看现在的我乡，祖先传下的东西还有几样完好无损地留在世上呢？
　　
　　(四)
　　我要提到的第三个人是个教师。他姓关，是我的语文老师，也是我们这里的小学校长。和前两位人物相比，他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圈点之处，但他却是我童年时光里见过的唯一一位真真切切活着的诗人。当年，我觉得他很了不起；现在，我依然觉得他很了不起。
　　学校的教师都是清一色本乡本土的农人，闲时教书，忙时兼顾农活。而关校长却是我们这所小学唯一的外来人。有一年秋天，老校长身患恶疾，再难理事，镇上便从他处调来关校长担任校长。我们这里的人不欺生，好接触。各村都听说新来了一位校长，见到生人，一猜必然就是他了。无论是在学校还是村里，认识的不认识的人遇见关校长，都与他亲亲热热的打招呼，关校长来到我们学校没几日，俨然已成了此间的老人。
　　关校长来我们这干校长那年，我恰好上一年级。我们的小学校坐落在七八个村子中间的开阔地上，学校里的学生就是这附近几个村子的孩子。学校门前是一条小河，后面也是一条小河，两条小河，一个往东流，一个往南流，在距学校不足一里之处汇流到一起，转而滚滚流向东南。学校四周是一些杂乱的榆树、杨树和槐树，它们一律高过我们教室的屋顶，也不知道是野生的还是人种的。单凭这些，就足已让我爱上这所小学了。
　　关校长显然也爱上了这里。他顶替因病退休的老校长，担任我们的语文老师。第一节课，他并不讲授书本上的内容，而是带着我们参观校园。我们像一个个威武的士兵，在关校长的带领下，仰着头，挺着胸，把整个校园一处不落地走了一圈。操场、厕所、办公室、教室门前的小花园……每行至一处，他就蹲下身子平视我们，向我们交代这个地方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学校里有十多个教师呢，从没有一个人像他这么干过，我觉得他真了不起。
　　让我觉得关校长更为了不起的地方是，他还能写一手好字。某个周末，恰逢本村老教师的儿子结婚，母亲拉着我的手去吃喜席。先去封礼，礼桌乌压压围了一圈人，时而传出叫好声。小孩子淘气，好奇心重，从大人们的身体间挤进脑袋向里看，只见那礼桌后面端坐着关校长。关校长在写喜联，喜联上写的什么，不认识。只见关校长提笔运力，一个个方方正正的汉字就跑到了喜庆的红纸上面。那些字端端正正的，行距、尺寸、字体，都那么有条不紊，仿佛那些字本来就躺在那个位置，关校长只是用笔一点，就都蹦了出来。那些蹦出的字，似乎比躲在课本田字格里的字要好看，也似乎比在课堂上他写在黑板上的板书要好看。每写一个字，围在四周的人就叫上一阵好。关校长微微笑了笑，并不说话，继续写字。显然，我比关校长更为兴奋。一听谁再叫好，我就赶忙补一句，他是我们的校长，他是我们的老师。那些大人看着我笑了笑，我似乎感觉他们是在赞赏我呢。
　　那时候，我们乡把教书的先生放在高高的位置上，谁家不过年不过节就布置下一桌好菜，必定是请学校的老师去家中做客。关校长家在别镇，向来都吃住在学校里，一个月回一次家，每次都带些粮食、煎饼和咸菜回来。我们乡日子过得苦，却见不得教书的先生过得苦，于是总有人家按照旧例，请关校长去家中做客，但似乎没有一家请得动关校长。
　　我们家也请过关校长。从我们村到学校，两里路，往返就是四里。父亲派我去请关校长，往返三次，每一次关校长都有理由拒绝。直到饭菜凉了，父亲才决定放弃。父亲感慨说，真是个好先生。请不来关校长，我觉得很委屈。
　　我们当时的学制是五年，关校长教了我们五年语文。在他那里，我知道了“床前明月光”，知道了“春眠不觉晓”，知道了“二月春风似剪刀”，知道了“映日荷花别样红”。我懂得了表达喜悦不必非用“喜悦”这个词，也可以是一朵盛开的花，一树摇曳的叶，一曲动人的歌；我懂得了描写时间不只非用“光阴似箭”，还可以是学校斑驳的旧墙，去年脱掉的衣裳，家中悬挂的照片，爷爷脸上的皱纹。我于无意之中得到一位高明的老师在文学上的点拨，这种点拨日后让我受用一生。
　　你看，说到我对关校长的回忆，其实也就是这么几件小事。这几件小事，似乎并不足以让我上升到感激的程度来回忆他。可是每当想起他，我的心中确是感激无疑。我很感激他，至于为何感激，我说不上来。
　　时间真是个坏东西，它不分青红皂白，将人世间的爱恨情仇一味消磨。我猜想，或许那些让我觉得值得感激关校长一生的旧事，早已经被时光悄悄擦掉了，只留下我要感激他的情愫。白云苍狗，白驹过隙，二十年，足以磨损掉许多看似坚若磐石的东西。二十年前，我从母校的小学毕业，就再未见过关校长。只是听别人说他不久之后就另调他乡，后来在另一所乡村小学退了休，跟随儿女去了更遥远的地方。
　　后来，我也站在了三尺讲台之上，在一所乡间小学教书。站在教室之中，我会想起他，想起他给予我的不同寻常的教育和影响。我多么希望，我能把他赋予我的一些东西转交到我的学生身上。
　　有一次，我在县城的旧书摊上淘到一本诗歌集。那是三十多年前本地的几个文学爱好者编印的一本手写腊刻小书，已经泛黄得有些发黑。在目录的后半部分，我惊奇地发现了关校长的名字。我的手哆哆嗦嗦地打开印有他名字和作品的那一页，看到了他的简介和诗作。简介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上面印着：关未山，笔名微草，小学教师，视诗歌如命，视学生为歌。下面是一首小诗，题目叫《乡间的孩子》。他说，每一缕风只围着孩子绕。他说，每一朵花只迎着孩子开。他说，每一只鸟只向着孩子唱。
　　这么多年，我从不知道他竟然还是一位散落乡间的诗人，也从未把他视为园丁或者蜡烛。没错，他注定不是园丁或蜡烛，正如他在诗中吟唱的那般，他是一缕风，一朵花，一只鸟。除此之外，我想不出更为确切的词语表达。
　　有一年，在充斥着仿古建筑的曲阜，我去拜访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我沿着明清走廊漫无目的地走着，涉足之处，处处可见诸如“仁者爱人”、“有教无类”、“逝者如斯”之类的汉字，那些汉字凑在一起，就像一张巨大的网，把我擒了进去。仿佛我就是老夫子那三千弟子中的一个，即便逃离了三千年之久，还是要规规矩矩地回来，聆听自上而下的教诲。我还想起了关校长，想起在乡间小学，他曾手把手教我在田字格上写下横竖撇捺，教授我那些绝妙诗文。他走路时的步伐，他诵读时的声调，似乎就在眼前耳畔。于混沌中，我发现，不期而至的关校长的影像，竟与三千年前的先师重合到了一起。
　　我无意拿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与关校长作比较，我只是想说，无论我们去往何方，遇见怎样卓越的人物，我们内心深处与之产生共鸣的，往往来源于故乡所赐。也就是说，乡间的关校长，才是我对于教师和教育的终极理解。
　　即便如此，作为一位散落乡间的诗人，他视之如歌、视之如命的学生又能对他了解多少呢？
　　这个问题，我不敢问答。
　　
　　(五)
　　在本地，散落在乡间的诗人还有很多。我之前提到的那几位，并非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所以把他们三个拿出来，只因为我对他们的生平相对还有些了解。而更多散落乡间的诗人，我只知其名，不知其一生所遇，一世所想。
　　他们是：王家大院的私塾先生张一鸣，李家沟的算命先生赵半仙，石龙庄的落第秀才韩赵魏，三清观的邋遢道人李德云，谢家庄的没落族长谢世林，三里坡的唢呐艺人齐大磊，曲家馆的复员军人孙爱国，马下滩的近视银匠铁文敏，常乐村的糊涂会计常三礼。
　　除了他们，一定还有更多我从未知晓的名字散落在乡间，他们的职业各不相同、千奇百怪。除了以上列举的，我还可以说出更多乡间诗人的职业。他们有货郎、猎人、戏子、衙役，有裁缝、画师、和尚、娼妓，甚至还有护林员、酿酒师、剃头匠、泥瓦匠……他们的职业几乎涵盖了我们乡所有的职业。他们忙时为生计，投身吃喝拉撒之苦；闲时就写诗，纵享风花雪月之乐。
　　在职业类别上划分，我们乡或许没有一个真正的诗人。但从“生活即是诗歌”这样的论断上判定，谁的家乡能有我乡的诗人多呢？
　　大地若如倒扣的夜幕，那么，这些诗人就是散落在其间的星辰，光耀着我乡。他们的光芒如此微弱，眼见得就要被风吹熄，被黑吞噬。确实，有些的确是熄灭了。然而，大地之上，又总会有新的灯盏亮起来。这些我籍籍无名的乡党，他们在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乡间写诗，诗歌像一门手艺，让他们代代不息地传承了百年之久。
　　这些籍籍无名的诗人，他们生在乡间，死在乡间。无论是生是死，他们都一直以一个诗人的名义，散落在乡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