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工

      在我二十八前的生命里，我是无法想象“临时工”这个词与自己有任何联系的，更无法想象这个词在自己生命中的重量和多重含义。我所知道的“临时工”，大都来自电视或者网络。在突发事件中，他们无一例外地显现出卑微的属性。在事件抵达喧嚣的峰值时，他们仓促的出现，被毫无悬念地推向人群，然后接受各种的鄙夷、质疑、谩骂……等事件落入谷底后，他们也似尘埃落地，被散场的人群踩得支离破碎，无人提起。这样的一个群体，这样的一个词，每个人似乎都是熟悉的，又似乎和每个人都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包括我，一直以为我顶多是这个词的旁观者，我从未怀疑过这些。
      直到二十八岁那年，我被另一个词吸引，一个总被和“临时工”同时提起，却有着天地之差的一个词。“正式工”——对，就是这个词，闪耀着制度的光芒，经由父辈向妻子径直而来。这不属于过去的“接班”了，这是对父辈矿区生涯的照顾，恩泽惠及到了妻子身上，确信是最后一丝光亮了，被我们抓住了。
      就这样，我们逃离拥挤喧嚣的城市，来到沙漠边缘的这个塞北小镇。在这之前，我似乎也感受到了“正式工”这个词带来的那种特殊的光芒，我甚至隐隐地听到了一种召唤。我几乎确信，这个词在不久后，同样可以降临在我身上，让我感受它无以伦比的福音。事实上，在我以前的认识里，“正式工”这个词和“临时工”对我一样遥远，它们的光芒和卑微都是另一个世界里的存在，只是我想象的一部分而已。在它们被频繁提起的这个时代，我对它们的态度也是明确而复杂的。作为一个弱者，我自然深知“临时工”这个词的无力，以及它背后掩藏的种种困境。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就是他们中的一部分。我不知道这有没有怜悯的成分，可我一想到这个词背后的难堪，就似乎看到了弱者易碎的尊严散落一地。我多想去拥抱这个词，扶起他们垂垂无力的身躯。可我又惧怕这个词，怕它无法罢脱的卑微和难堪沾染上我，成为我无法罢脱的一部分。而“正式工”这个词高高在上，不免让站在尘埃里的我呈仰望姿态，这种仰望里透着深深的敌意，这深深的敌意里似乎包含有无法抵达而带来的奢想和困惑。而二十八岁那年，当有人突然把“正式工”这个词的一角递到了我的手里，信誓旦旦地给我描述着这个词所包含的众所周知的种种福音。那确实是另一个世界，我奢想过却奢想不到的世界。现在，有人把我到带了这个世界的入口，我离他咫尺之遥，如梦如幻，感觉如此不真实。
      当我把自己连根拔起，不顾一切地来到这个塞北小镇，来到这个散射着万丈光芒的神秘世界时，一切突然又都不可预料地变了。这份我以为会照耀我，给我以福音的光芒，以他可以想象的傲慢拒绝了我。或者说，我错误地预判了我和他之间无法跨域的距离，把他模糊的傲慢的面容想象成了冬天的太阳。这不是他的错，这是我可悲的幻想造成的。哦，“正式工”，对我而言，始终是个感叹词。我千里迢迢而来，想要被他拥抱在怀，他却转身决绝而去，空留给我满世界的茫然无助。正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另一个词降临了——“临时工”。它的降临是如此突然而又恰当，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救赎，成了我唯一可以抓住的稻草。同样是以前以为另一个世界的词，突如其来的置身眼前，我满心复杂的看着它，几乎热泪盈眶。这是好心的大哥递来的稻草，他让我考虑清楚再去。事实上，我不用考虑，我没有选择的资格。我已经成了家，眼看三十而远远未立，妻子的肚子里已经怀了我们的孩子，而我们的家至今飘摇难定，我迫切地需要一份收入来提升一个家的安全感。
      然后我就来到了那个大型的煤矿，穿上一身灰色的工装，走进了狭长的楼道最里边靠西的那间房间。那时维修工的值班室，正对着公厕，可以清晰地闻见从对面飘过来的可以想象的味道。我坐在值班室靠墙的一张架子床的角落里，看着一群年轻的维修工以各种姿势把这间小小的值班室塞满。他们说着我永远也无法学会的方言，在他们的幽默里时不时放声大笑，眼神里藏着不易觉察的狡黠。地上铺满瓜子皮，烟雾不断从嘴里被吐出来，悬浮在空气中，使近在咫尺的一切都变得模糊而可疑起来。
      面对陌生的一切，我始终保持着微笑，试图穿越那些艰涩的方言抵达他们谈话的核心。可那些犹如盔甲且密不透风的语言阻挡着我的进入，使我一次次的努力碰壁而归，只能像一个局外人一样看着他们在我的眼前谈笑风生。我觉得，我和他们，有点像不同性状的液体，比如油和水，相溶只是奢望，强行的融合只会让一切更糟。所以，很多时候，我就坐在属于我的那个角落里，透过眼前浓重的烟雾看着他们。偶然不自觉地插几句嘴，很快就被无声地消解了。我几乎听到了我说出的那几句话的回声，孤单单地在狭小的房间里回荡碰撞，最终不知所踪。而他们，那群年轻的维修工们，他们没有一刻不是喧闹着的。某一刻，时间和空间都变得诡异起来，眼前他们夸张的言语、表情、动作……都开始后退，越来越远，越来越安静，像是我正在做的一场梦。直到我摇了摇头，清醒过来，看见他们瞥向我的那种不可言说的眼神，才知道现实如此坚硬。
      这些维修工多数未满二十岁，只有两三个比我稍大，穿着油渍斑斑的工装，话语里充斥着生殖器官，不时的企图用手机给自己摇来一场美妙的艳遇，热衷于对他人进行身体和精神上的诋毁。我虽然穿着和他们一样的工装，和他们整日坐在同一个房间里，是他们名义上的一员，还共同有着“临时工”这样的标签，可是这些都不能改变我闯入者的身份。我这样一个来路不明的闯入者，说着标准的普通话，举止间有着明显的克制，降临的突然，和所有人的无关联性，使他们感到了某种侵犯。他们这样一个铁板一块的小团体，自然从我身上嗅到了某种不安全感，防备在所难免。这些感觉或许是相互的，只是他们刚好拥有人数上的优势，就难免有了一种天然的自傲，对另一方——我，造成了某种难以避免的压抑。
      作为一个维修工，我自然是不称职的。在我二十八的生命里，动手能力一直甚为惭愧，除了对文字一点点的敏感，我对这个世界真的所知不多。可作为一个维修工，除了动手别无他法。而我所能做的，只是在纯技术活之外，尽我所能给别人打下手，用自己的力气支援他们。他们切钢管时，我扶着钢管。修管道时，我在一旁递螺丝或者扳手。抽水时，我帮着抬管子……很多时候，我只能做这些零碎的事情，即使下力气的活，他们似乎都不愿意让我干，而我实在也是一个瘦弱的没有多少力气的人。如果我能被称为“维修助手的话”，估计也是“第三助手”或“第四助手”，从来都不是他们的第一选择。可我也不能尴尬的闲着，只好尴尬地跟着他们，当一个让人尴尬的助手了。
      那个煤矿离妻子所在的小镇尚有三十多公里的距离。作为临时工的我，每个月只享有四天的假期，半个月回来一趟，和妻子团聚两天，看看肚子尚未出生的孩子。在煤矿的日子里，除了上班，我几乎都待着宿舍里。最开始三个人的宿舍，后来住了四个人，最多时住了七个人。作为一个临时工，我们自然不能奢望正式工的标准两人间待遇。我们只能适应属于自己的拥挤和吵杂。也就是在那里，在那样的拥挤和吵杂里，我开始重新拿起书本，也开始在笔记本上写所谓的文章。书替我隔断了吵杂，也替我消解了寂寞。我开始在文字里想象我的孩子，想象我作为一个父亲该有的样子，想象这个有些不一样的世界……最后，回忆开始，童年种种席卷而来，凌乱而汹涌，都一一在我稚嫩的文字里得到记录和呈现。我陶醉于这样的世界里，对周围的一切根本无暇顾及，也不想去多想。那些怪异的眼神从一开始就存在，现在更怪异了一些。我这样一个闯入者，背离人群，对别人的热闹视而不见，对别人的冷嘲热讽置若罔闻，彻底放弃了融合，在众人眼里，彻底变成了一个异类，给别人提供了更多的话题。只是这些都和我没有关系，我没有侵犯谁，我并不是一只浑身是刺的怪物，没有人因为我的不同寻常而缺少什么，反而多了另一种欢乐，我们彼此都享受着这种另类的欢乐，截取着生活所给予的不同面来供养自己。
      我的维修工生涯只持续了短短的三个月就戛然而止了。由于大哥的安排，我夹在一群老少中间，经过半个月的培训，在所谓的课堂上体会着属于社会学范畴的荒诞，然后轻而易举地考取了自己生命中最奇特的一个证件——司炉证。是的，我成了一个经过认证的合格的司炉工，还是个特殊工种。说通俗点，我成了一个烧锅炉的。我知道烧锅炉这个差事。以前上学，学校里都有烧锅炉的，整日守在锅炉前，负责往炉口里一锨接一锨不停地铲煤，保证大家随时有开水可以取用。我们老家的村子旁，以前有个造纸厂，里面有个大锅炉，听说过去锅炉爆炸还死过人。所以，我对“锅炉”的一贯印象就是：一个浑身五黑看不清五官的人，不停挥动的铁锨，不断被添进炉口的煤，永远都不会熄灭的火焰，锅炉上面缭绕盘旋的水蒸气，还有就是危险。以前，我对锅炉充满了戒备，每每走近，总是想着赶快离开。锅炉在我有限的意识里，总是以不可控的姿态存在的。而烧锅炉的，也就是司炉工，他们惯常的挥汗如雨，浑身上下被煤染得五黑，只剩一双眼睛无辜闪烁的印象，都让我想到囚困在土地上的父辈。我心疼土地上劳作的人们，也敬畏土地，却一心要逃离土地，逃离那种无法摆脱的囚困。而现在，我逃离土地多年以后，戏剧性地成了一名司炉工，从一种囚困抵达另一种囚困。
      从维修工到司炉工，不只是工种上的变化，对我个人而言，最根本的动力还是工资上。虽然都是临时工，同样也都穿着深蓝色的工装，可相对维修工哪里需要去哪里而言，司炉工作为特殊工种，就具有了专业属性，工作场地就是锅炉房，工作内容就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把锅炉烧好。
      当我第一次走进那个锅炉房，我是窃喜的。我窃喜是因为这个锅炉房完全颠覆了我一直以来的想象。粗细不同、交错复杂的管道，大大小小的泵，各种型号的阀门，巨大的水箱，以及更巨大更复杂的三个燃煤式锅炉，锅炉前就是值班室，里面数不清的按钮、指示灯，还有一排排整齐配电箱、电缆柜，三台嵌入式电脑正对着玻璃墙外的三台巨型锅炉，它们就是锅炉的大脑和心脏，负责对锅炉房里的一切发出指令，并监督它们的运行。这完全是一座现代意义的锅炉房，没有我想象的挥汗如雨，满身煤灰，狼狈不堪，没有我所忧虑的对体力的无休止的索取和对精神无止境的囚困。煤由专人吊入锅炉上门的入煤口，煤渣由除渣机刮入外面的存渣房，被定期清理。作为司炉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紧盯电脑上锅炉运行时的实时参数，及时调整和修正，发现故障及时排除或者上报，按时到各区域进行巡查，确保各区域机器设备运行正常，有异常情况及时报修。这就是我们这些司炉工所要做的。因为这些，我自然是窃喜的，窃喜的是我终于逃离了那间属于维修工的办公室，不再以一个“闯入者”的身份尴尬地置身其中，让那些被烟雾虚化的眼神和表情刺向我，这对于我们彼此都是一种释放和解脱。
      到了锅炉房，有了正式的班组，八个人，班组长是个刚毕业不久的白白净净的研究生，副班组长是个皮肤黝黑的老油条。他俩是正式工，我们其他六人都是临时工，由他们管理，两个人一班，三班倒，上六天休息两天，两头一个白班一个夜班，这样算，我可以回去在家里待三天三夜，这算维修工所没有的大福利了。
      刚开始，除了工科出身的班组长，我们其他人几乎都是门外汉。班组长带着我们认识并熟悉机器设备，什么原理，怎么启动和停止，什么情况下启动和停止，和别的设备是怎样的关联，参数如何读取和调整，倘若出现异常了是什么样的反应，如何正确地排除故障，哪些重点部位要格外关注留心……班组长脾气很好，很耐心，我们这些门外汉觉得新鲜好奇，又想到以后的工作和责任，一个个也都听得仔细，记得认真。那个副班组长始终跟在最后面，不知道听还是没听，懂还是不懂，那浅浅的微笑也似乎是勉强的，眼神也闪烁游离，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那段现场学习的时间是相对单纯的，抽调上来的六个人，和两个班组长，在相对封闭而没有干扰的锅炉房，大家按部就班地熟悉着工作场地。很多时候，也互相开玩笑，讨论一些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两个班组长是正式工，他们讨论的多是奖金的多少，以后的发展如何如何。他们的收入奖金大都是以“万”计，那是身为临时工的我们所不敢奢望的。一个正式工的以后，就像宽阔大道，不管怎样，都是通向美好生活的，那对于我们而言，就是另外一个世界。我们在自己的世界里，关心着我们的收入，讨论着我们和别人的种种不同，进而发发牢骚，骂几句娘，哄笑一阵，继续我们的生活。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也讨论“正式工”这个话题，讨论这个词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概率。尽管可能性相当渺茫，但并不是没有。而一个临时工最大的梦想，估计就是成为正式工，这里面的转变几乎差不多等于投胎转世。我们这些临时工，大都也都是通过“科长”、“主任”之类的关系进来的。有时候，我们互相开玩笑说：你肯定没问题，王科长能耐大着呢！另一个哈哈一笑说：李主任和公司副总走得近，你转正的事估计十拿九稳！……诸如此类的话题每天都有，久了就毫无新意，却也不影响众人每日谈说品咂一番，从而保有一份对未来的憧憬。其实每个人都知道，不管科长也好，主任也罢，要想把一个人转成正式工，那是远远不够的，这之间的距离足够装下许多想象。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和那两位班组长走得比较近，或许因为我在他们眼中，还算一个稍显“与众不同”的临时工吧。他们去哪儿都叫着我，我们常常三人而行。在一起的时候，我多是以一个听众的角色存在的，我自知自己的卑微，所以尽量用沉默保全自我。有一次，我们一起漫无目的地散步，他们漫不经心地说起一个井下事故，说死了一个人，幸亏是个临时工，要是正式工，那可不得了。我当然知道，这两者间除了收入待遇上自不待言的差别外，还有就是劳动关系和责任是的重要区别。临时工虽和正式工一起工作，法律意义上却是别的劳务公司派遣过来的“外人”，和工作单位没有任何法律意义上的关系，也自然没有法律意义上的责任。劳务工伤了残了亡了，也自然和工作单位无关，他们不会因为一个劳务工的事故而过分紧张，更不会因此承担多大责任。所有一切矛盾、纠纷、赔偿等事宜都是劳务派遣公司的事。而正式工则大不相同了，他们属于在册职工，和所在单位自然有着法律意义上的义务和责任。倘若一个正式工因为事故死了，那就是不得了的大事。不但相关的副总要受处分，矿长的位子也必然难保，下面相关的责任人也一并要受到职位和经济上的处理和处罚。这还不算完，当年，全矿所有人的奖金收入也要跟着大受影响，堪称“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一般情况是，为了杜绝这种“风险”，高危岗位都不会安排正式工上班，都是临时工在干。所以才有了他们这“幸亏是个临时工，要是正式工，那可不得了”的感叹。对他们而言，确实虚惊一场，几乎连我都替他们捏了把汗。一个人出事，那么多人受到牵连，那可不是一种巨大的风险吗？而后，我想到自己临时工的身份，又感到了一种虚无，一种自我的虚无，一种对自我存在的怀疑。我木然地跟着他们走着，听着他们说着一个临时工事故身亡而产生那种由衷的庆幸，某一瞬间，我忽然觉得那个亡故的人就是我，而我不过是轻飘飘的一缕游魂罢了。
      又有一次，我们正好在一起闲聊，忽然有人打电话来叫他们去开会。我正准备先行离开，他们不让，说一起去开会，完了刚好一起去食堂吃饭。我推说不去，料想这会十有八九没有我的份儿。那个副班组长信誓旦旦地说没事没事，都只是在下面凑个数而已，没啥担心的。于是，我就带着忐忑与侥幸跟他们去开会了。岂料刚一进会议室的大门，就被某科长看见了，他的眼神里立刻写满了惊讶和轻蔑，厉声质问我道：你跑来干啥？有你啥事？我自然无言以对，赶紧顺着墙边，在众目睽睽之下灰溜溜地逃走，一口气一直逃到宿舍，还心有余悸，仿佛那众人的目光仍然如利刃一般紧追不舍。我一个人坐着，心跳难安，不禁在想：我做错了什么啊？怎么有种做坏事被抓了个现行的不堪，那种脆弱和心虚让我自觉比尘埃更低，低到了太阳终日无法照耀的角落里，才能有勇气抬起头来看看眼前这个不属于我的世界。
      那个时候，我的孩子已经快出生了，妻子因为孩子的即将出生欣喜着也烦躁着，这烦躁里有很大一部分是和她的工作有关的。她是正式工，在后勤单位上班，她所在的那个岗位上，就只她一个正式工，剩下的全是临时工，都二十岁左右的小姑娘。这些小姑娘每日喜欢三五一群像小麻雀一样叽叽喳喳，她们彼此交流着悄悄话，今天对某一个人指指点点，明天又和那个人搂在一起亲密无间，或者兴奋地谈着芒果台热播的所谓偶像剧，又或许为了她们临时工的不公正待遇而愤愤不平……而我妻子，作为一个曾经的文艺女青年，现在的正式工，和这些小姑娘的共同话题实在少得可怜。她们在她看来简直幼稚可笑，又密不透风。对，她们和她是不一样的，也是不同性状的液体，注定无法交融。这实在让她头疼，进而痛苦。她是个正式工啊，却没有曾经想象的那种优越和光芒，被人如孤岛般置于一旁，这是没道理的事情，却又毫无办法，无处申诉。每次回家，妻子必然把积攒的牢骚发泄给我，我自然全盘接受。听多了，有产生一种恍惚之感。妻子的烦躁，源于她们——那群叽叽喳喳的临时工。她和她们是不一样的人，甚至身在不一样的世界。那么，我呢？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和谁又是一样的人呢？我又和谁在同一个世界呢？这些问题让我头疼。

      点炉了，我们这些人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司炉工。虽然锅炉房里管道犹如蜘蛛网般难解难分，各种开关按钮亦如繁星般不可数尽，但一半需要我们操作的实在少得可怜。这样一来，这个在我们原来看来复杂无比的工作，立马变得简单得让人惊讶。大多数时间，我们只是坐在值班室的电脑前，看着电脑里各项数据的闪烁变化。事实上，这些数据被提前设置好了参数区间，到了某一个峰值自动停止，到了某一个谷值自动启动，像那个在屏幕上不停碰撞的屏保，永远跳不到屏幕之外去。坐的百无聊赖了，我们就出去四处转转，看看那些机器是否有什么异常。大多数时间，它们都尽职尽责，夜以继日地转动着，从声音里难以判断出是否隐藏着端倪。白班、中班还好说，夜班最是难熬。困意难消，周围又被一片黑沉沉地寂静包裹着，除了几声虫鸣，别无其它声响。很多时候，我会走出锅炉房，站在空旷的院子里，看见头顶星光点点，路灯孤单地在远处的路边沉默着。
      刚开始的新鲜感过后，后面就越来越皮了。大概两三个月后，原来坚守的班组纪律就逐渐松散了。替岗、睡岗、甚至脱岗都原来越多了。这样一个特殊工种和特种岗位，被大家似乎日渐淡忘了。有时一个人看着，另一个拉几把椅子拼起来，在配电柜后面睡觉，半夜轮换。胆子更大的，设置好报警参数，两个人都睡觉去了，听到警报声，再不慌不忙地起来，启动，复位，如此而已。有的嫌睡在椅子上不舒坦，干脆把铺盖拿到了楼上的一间闲置的小房子里，晚上堂而皇之地上去睡大觉。和我同班的是一个河北的小伙子，内向，话不多，做事认真，不偷懒。我们俩上班，都小心翼翼，不敢睡，困了，就不停地喝水，或者里里外外不停地走。实在困极了，就轮流在电脑前眯一会儿。最胆大的，还是那位副班组长了。以前大家一起干活时，他就偷奸耍滑，来得晚，来了也装模作样。他是正式工，我们谁也不敢说他。正式上班后，白班时他常常不见人影，躲在宿舍里打游戏，有人查岗了，他又神奇地出现了，嘿嘿笑着说上厕所去了。上夜班时，睡得更是肆无忌惮，几乎一整夜都安然梦中，也不想着同班的人累不累。后来，就直接脱岗了，不知所踪，我们都知道的，却谁也不敢说什么。后来领导知道了，找他谈话，他倒是不脱岗了，天天花钱找人替岗，自己则放心地去忙自己的事去了。替岗的钱也不现付，说好攒多了一起付，大家想着他是正式工，一个月万把块钱，自然也不多虑。替得太多了，别人也不乐意，尽管说得是付钱，但都想着能多休息几天。可那位副班组长往往死缠烂打，先是好话说尽，腆着笑脸，无果后，立马脸一沉，江湖话一大堆，无理说成有理，让别人无话可说，只好应下他。刚开始，他还隔一段时间结一次账，后来就慢慢拖欠开了，说是自己在外面做生意，资金紧张，过些天给，肯定黄不了。他年级比别人大不少，又有一种正式工的那种底气，说得也信誓旦旦，别人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他也找过我替班，但我从未答应过他，那时我的女儿已经出生，一到休班我总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家陪她，根本不会去想着做别的其他什么事情。他原先对我的那种亲近慢慢就没有了，虽然见了还是照例嘿嘿笑着和我打招呼，可我已经从那种假意的笑容里明显地感到一种距离，甚至敌意了。
      那阵子，“同工同酬”的话题在社会上甚嚣尘上，在各类媒体的追踪报道中，这个词似乎已经不再像过去一样是一句高高在上的口号，而是触手可及的现实。当然，最关注这件事的还是我们这些“临时工”自己，我们又一次热议着“同工同酬”，这一次投入了更大的热情。更高层面的正式关注和讨论，预示着我们所梦寐以求的公平更大可能的得到实现。我们自然是兴奋的，从内心里觉得自己第一次离“正式工”这个词如此之近，有种翻身农奴把歌唱的由衷的喜悦。
       那个周末回家，路过妻子公司所在的大楼前，看见上百人打着横幅齐声呐喊，要求“同工同酬”，要求做有尊严的劳动者。我感到一种燥热，我为他们的勇敢而骄傲。我相信，属于我们的那一天不会太远了。离开了抗议的人群，走到了不远处的树林前，听见身旁路过的两个人说：他们折腾不了多久，马上下个通知，把带头的开了，剩下的肯定乖乖回来，不听话全打发掉，肯定立马消停，反了他们了。他们说这些话时，透着一股得意，一种先知先觉，望向远处那些人群时，眼神里写满了不屑。而事实几乎和他们预料的一样，当天下午，派出所就把几个带头抗议的带走了，公司也迅速下发了通知，要求各单位管好自己的员工，不得出现脱岗，更不得刻意滋事，违者作开除处理，相关领导对后果负责。听到这个消息，我没有惊讶，尽管不久之前我幼稚的憧憬着属于我的光芒。但是我知道，世界远不是我以为的样子，而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我至今不知。
      后来，我的一个朋友，同样是临时工，她在这场“同工同酬”的风波里，几乎抱有了最大的期望，而她等来的却是 没有任何理由的“下岗”，他们单位所有的临时工，不但没有等来所谓的“同工同酬”，且都被毫无征兆地裁掉了。期望成了绝望，我脆弱而敏感的朋友申诉无门，竟然跳河自杀了。
      这不久后，那位好脾气的班组长也调走了。他是研究生，公司自然不会让他久屈于此。他调走后没几天，原来归后勤处管理的锅炉房划归到了矿方，我们这些人全是后勤上的关系户，自然惶惶难安。矿方接收后，虽然原班人马暂时留用，工资却降了四分之一，原来的休班也被压缩了一半，管理上也空前的严格起来，以前的各种松散是不可能了。不管怎样，我们作为临时工，只是干活挣钱，并无发言权，这些诸多变化，我们只能无条件的默默接受。
       原来的班组长调走了，矿方指定那位副班组长升任班组长。这位副班组长转了正，立马大变，以前脱岗、睡岗的现象现在都没有了，来的也格外得早，也格外的勤快，什么事都一副身先士卒的样子。只是对我们的态度也来了个大转弯，以前他对谁都是嘿嘿笑，对什么都一副漠不关心，爱理不理的样子，跟我们在一起，也勾肩搭背，嘴里兄弟长兄弟短的。现在他不怎么笑了，时时处处严肃着，背着手，看见那里不对了，就把我们喊过去立马一顿“指教”。那些他原来不懂的机器，现在他都懂了。那些原来他记不住的规章制度，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他时常随机地抽考我们，让我给他背某条安全事项，或者某个重点部位的操作要点。答上来了，他不苟言笑地点两下头。答错了，他表情凝重地思谋半天，抬起头来定眼看着你，然后开始他语重心长的教育课程。自始至终，对因顶班而欠其他人的钱闭口不提。我们都惊讶于他的巨变，尤其是我，我实在搞不懂一个人怎么会突然之间会有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是如何做到的？究竟有几个他？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他？
      他当班组长不久后的一天，我值白班，拖完偌大的值班室，浑身冒汗，刚坐下来喘口气。这位班组长突然进来了，一脸凶相地质问我：你怎么老坐在这儿？让你们上班是坐着上班吗？我知道，属于我的司炉工的生涯可能到头了。我还是沉住气回他说：我拖完地，刚坐下。他冷冷地看了一眼脚下，仰头叫嚣道：这叫你拖的地？你自己看看，再拖一遍！我站起来，看了一眼他，想发火，却突然笑了，没说话，转身往门外走了。他见状，在后面吼叫起来：你这是耍什么？给我回来，有种你踏出这个门就别进来。……他不懂，我自然是没打算再进来的。而第二天，矿方管锅炉房的某个科长打电话说我被开除了，我说好，我知道了。
      我就这样卷着铺盖回了家，回到了我的女儿身边，看着一个从我血液里延伸出来的生命如此神奇庄严，看着她看着我时的那种纯净的喜悦。我忽然柔软起来，想起自己七岁无父的人生，觉得不能再继续这样了，我得陪着她长大，让她长大后能够真正承受那些属于她的人生。后来，由于大哥的原因，那位班组长又打电话来叫我回去上班，说了一些客套的话。我说：不用了，谢谢你。然后就把电话挂了。他是否会觉得我这个不可理喻的人又一次说些莫名其妙的鬼话，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是真得想感谢他，直到现在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