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书：抄个书故事

我是一个私生子，就像一枚意外受粉结出的果子。
果子可以没有爸爸，不管是桃子、杏子，李子、梨子，爸爸只需完成作为自然界要求它的雄性任务，就不管了，还长在原来的地方，无需搬去和老婆、孩子生活在一棵树上，但人不行，就像我爸爸，你咋能和妈妈俩人私下里相恋，欢爱，私下里交媾，受孕，生产；私下里生产，那孩子，就是私生子。
私生子，人们看你时，就像是惊异地看见桃树上结了一只木瓜。
至于我，已经是私生子了，那我，只能把它作为事实接受下来，就像是不可抗拒的命运一样，接受下来。这样，在我的生命中，关于我爸的那一部分都是一片空白；甚至在我生活的空间里，也没有半点爸爸存在过的证据，包括照片、纸屑、笔迹、器具、衣物，以及他的名字也没有。这个浑男人，偷食了我妈妈鲜美的果子之后，逃跑哪儿去了呢？这是我妈惟一避而不谈的事，不管哪个时候提起来，她都不松口。“他早死啦。”妈妈说，“在你出生前就死啦。”——哦，爸爸死了，怎么会是这样，不仅如此，在我11岁，或者12岁的时候，我妈妈也死了，她是被一辆因大雪而打滑的公交车给撞死的。
妈妈被安葬在西坪公墓，埋在她父母亲的身边。而我在丧礼一过，就搬去和舅舅住在一起。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舅舅不单是这世上我最爱的人，也是我惟一的亲人，是我和自己以外的世界间的沟通和联系，除了他，我举目无亲。
舅舅四十来岁，是个单身汉，人瘦瘦长长的，有一个鹰钩鼻，是一位竖笛演奏家，且遗传了他们那个家族的许多特性，譬如有着漫不经心、爱做白日梦的倾向，再就是突如其来的糊涂行为以及无止尽的迟钝懒散。等等。因此对待我，他一番思考权衡，觉得无论如何来担当起一个父亲的角色，远非自己能力所及，所以就没把我当孩子看，这使得我们很快做了好朋友。这种关系构成和谐，让我们俩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竟是合力发明出了一种“创造国家”的游戏。
这是一个颠覆自然法则的虚构世界，我们重新画出这个世界的地图，创造并命名这世界诸多不存在的国家，比方说有“散光国”、“独眼国”，一定也有“小人国”、“女儿国”。我们创造出这种游戏，太有意思，也太有意味了，想到现实世界为我俩制造的困境，我们这样老想着远离这世界，也不无道理。我们希望生活在我们创造的国家；想象中在我们创造的国家里，命运就改变了，身份也改变了。
其间，也并非这么单纯，家里还是发生了很多事。浑浑噩噩也就过来了，直到我18岁，在纽约上了大学。现在回想起来，我和舅舅不知是咋应付过来的，一切都是奇迹。
更大的奇迹是，舅舅花了三十年的时间，慢慢的，一日日的，竟是搜罗积攒有一千多本书籍。在我要进大学时，他一冲动，非要我收下那些书，只当作是我离开家的礼物。我拼命拒绝，但多愁善感又慷慨大方的舅舅不愿意，都有些恼了。“我没钱好给你，”舅舅对我劝说，“也没啥好指点你，把书收下，让我高兴吧。”在当时，以及那种情境下，面对我满脸诚恳的舅舅，我就把那些书收下了，但之后的很长时间里，我没动那些书，连装书的纸箱子我都没拆开过。我的本意是打算看在什么合适的时候，把这些书我再原封不动地退还给舅舅，因此，我没动那些书，我不想让这些书有一点闪失。
哥伦比亚是大一外地生的都规定住校，但大一学年一结束，我马上搬到了西112街的公寓去住了。公寓没配备附属家具，这时那些装书的纸箱子就派上了用场，它们统统都成了我“假想的家具”。这有些像在玩拼图游戏，譬如我先把纸箱分组，然后排列，相叠，反复调整，再调整，到后来，家具的样子就呈现出来了——其中的16个箱子充当床脚，支撑起上面的床垫；另12个箱子砌成桌子，其余的7个则变成椅子，还有两两一组的床头柜，以此类推。不过作为“家具”，整体色彩委实太过单调了，满屋子都是灰扑扑的浅棕色，但一想到这些都是来自我想象力的创意，心里还是忍不住得意洋洋。当然在外人眼里，尤其是第一次到我公寓来，看到我的这些摆设，总是觉得怪异，困惑丛生，不能理解。我便和他们说，你想想看吧，在床上，连做梦都是枕在19世纪美国文学上的满足感；坐在餐桌前，垫在食物底下的可是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精华荟萃，又是何等的愉悦！——不过说实话，我连那些箱子都没拆开过，那些箱子里装的是哪些书，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说的都是假话，最多不过是在瞎编故事，煞有介事的；我当时是编故事的高手，同时我特别喜欢编的这些话在讲出时的语调声响，这使得即使是假话，由于激情铿锵，我也没觉得是在说假话。
需要解释一下，当初母亲被车撞死时，公交处提出的和解方案非常丰厚。舅舅算过这笔赔偿款，基本能够应付我大学四年的花费，而且还会有多余的一些钱让我过过校外的所谓的“现实生活”。但接二连三的事情发生了：舅舅结婚，离婚，他的“月光心情”乐团解散，重组“月球人”，去世界各地巡回演出……然而就是在巡回演出期间，时运不济，厄运连连，他们遭到毁约背信、汽车爆胎、萨克斯风手的鼻子惨遭醉汉重击，乐队成员终于分道扬镳。可怜舅舅就住在爱达荷州的博伊西，找了份兼差，挨家挨户推销百科全书。最后，舅舅在给我的信中写道：“竖笛在当铺里，银行存款零，博伊西人对百科全书压根没兴趣。
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迅速给舅舅汇钱，电报催他快快回纽约。
几天后，舅舅回复说感谢我的邀请，说在周末前就打好包，然后马上搭公交离开那里。按我算计，这样最晚也就是礼拜三，舅舅就能回来，但礼拜三来了，又过去了，舅舅没有出现，再拍电报去，舅舅音信全无。于是发生不幸的可能性一下扩大到无限。我的内心骤然充满惶恐和不安，无奈联系到警方，回报：舅舅在北12街的寓所被人发现气绝身亡，根据验尸官的初步报告，死因可能是心脏病。警官对我说：“运气不好，孩子，很遗憾。”
舅舅最后被运回，安葬在我妈妈身边。
舅舅突如其来的不幸去世之于我，与巨大悲伤一起到来的是，我的经济状况正在恶化。这是最为迫切而现实的问题。舅舅去世后的那几天凄惨的日子里，一下就花掉了几千块，本来可以供我念完大学的预算规划早就被粉碎。依照目前的花钱速度，大致算来，如果再没有任何办法弥补亏空，我铁定无法挨到最后，届时，月亮将遮蔽太阳，我将消失，我会身无分文，我会变成徒有血肉却一文不名的废物。
我就是这个时候开始来阅读维克托舅舅的那些书的。
还是在舅舅的葬礼过后的两个礼拜，我随意捡出一箱，小心翼翼地用刀子划开胶带，然后读起里头的书，每一本书。这样，也就是说，只有打开来，我才知道了，那原是一箱奇怪的混合物，那些书以及摆放没有清楚的顺序，更没有任何明显的意图。那些书，有小说、剧本、历史书和旅游书、西洋棋指南、侦探故事、科幻小说以及哲学作品等等，一堆混乱的印刷品。但这对我没有差别。我把每本书从头读到尾，拒绝给予任何评价。对我来说，作为书籍，每本书都平等，每个句子都是由数目正确恰当的单字所组成，每个单字都在正确恰当的位置上。我选择用这种方式来哀悼舅舅。一箱接一箱，我会打开每个箱子；一本接一本，我会读完每本书。这是我为自己定下的任务，我会咬紧牙关，坚持到底。
这样读下来，发现其他纸箱里的书也一样杂乱，没有顺序，没有意图，整箱都是水平参差不齐的大杂烩：昙花一现的作品散布在经典著作之间，破旧的平装书夹杂在精装书中，劣质文学作品跟约翰•邓恩、托尔斯泰的大作穿插一起。于是猜测，舅舅既没对书做索引和分类，也从未系统化地整理过他的书。平时可能就是每买一本，就直接上架放在前次买的那本书旁边，然后再买了书，翻阅完毕，接着往上放。经年累月下来，藏书形成行列，不断增长，往前延伸，书架一排排的渐渐填满。我突然想到，这不正好也是这些书装进箱子里的次序。要是其中果然没有任何差错，也确实没有任何人接触，那么，这个时间表应该是完好无错的，原来的顺序就这样被完整地保存下来。
也许这对于书本身以及阅读没有意义，但这种安排对于我来说太理想了。
哦，我每打开一个纸箱，我就进入了舅舅生命的一个片段，一段确切存在的时日或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它让我深深感觉自己也进驻了舅舅曾进驻的心灵空间——阅读同样的文字，活在同样的故事里，更或许怀抱了同样的想法——这让我觉得安慰。就像是在久远以前追随某个探险家，复制着他探索处女地的步履，和太阳一起西进，追逐光亮，直到熄灭。
纸箱上没写数字，没有标明顺序号，也没贴任何标签，因此我在拆开其中的一个箱子时，我完全无法得知我会进入舅舅的哪个阶段、哪个时空。如果把这种阅读比作旅途的话，那么整个旅途便是由断断续续的短程旅行所构成。正看的这一箱代表的是这一次短程的旅行，谁知再拆开的那一箱是哪一段路程，如果恰好是接续了上一次的旅程，那也是碰巧了。即使几率中有这样的碰巧，我也不会知道。反正我就是这样跳来跳去，一会儿去了前面，一会儿返回头，一会儿是结尾，一会儿又回到开始，我不介意，我也不探究，我也不知道；反正，只要把书读完，最后所有即使跳过去的空白，都会被填满，所有路线都会经过。
很多书我以前读过，有一些就是舅舅曾大声念给我听的，譬如《鲁滨逊漂流记》《化身博士》《隐形人》，等等。就像那些路我已经走过，但我没让那些经验阻碍旅程。我用同等的热情在每本书里破浪前进，把旧书当成新书一样贪婪阅读，就像在曾到过的地方依然兴致勃勃欣赏那里的风景。看完的书堆在卧室各角落，你可以想见那种情景，而当那些书像塔一样在摞高后将要出现崩塌的迹象时，我就用购物袋装满那些书籍，等下次顺道带出去卖掉。
在百老汇街上，也就是在我们学校的正对面，是钱德勒书店，怎么形容呢，那就像是个空间局促、满布灰尘的老鼠洞。而老鼠洞经营旧书买卖，生意兴隆。我就是这样，从1967年的夏天到1969年的夏天，我先后去了十几次，把曾经一度拒绝而继承下来的舅舅的遗产给慢慢耗光。就我的实际处境而言，利用已经拥有的东西，是我容许自己去做的一种行为。没有办法，而这种行为延及到和舅舅的生前所有物分开，着实让我心痛，但我总是安慰自己，我觉得舅舅那么好的人，不会反对我的这种处理方式。我读这些书，有点像是在清偿欠下他的情，而如今我手头拮据，我只能进行阅读的下一个步骤，把书换成现金。别的，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可惜的是，这些书没卖多少钱，我赚得不多。钱德勒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长期经营旧书，接触过此类的各色人等，这让他很会砍价。他对书的理解跟我完全不同，所以在他面前我根本不知道该跟他说些什么。书对我来说不是装载文字的容器，而是文字本身，书的价值取决于它的精神质量，而不是物质状况。这很简单，譬如有折角的荷马比完整无缺的维吉尔肯定要有价值，三册一套的笛卡尔就低于单册的帕斯卡尔。这没什么好说的，这些对我来说最基本的差别，对钱德勒来说根本就不存在，仿佛对牛弹琴。在他眼里书不过是个东西，是属于物质世界中的某个东西，所以就书本身而言，他和一个鞋盒、一个浴室水塞或一个咖啡壶没什么两样。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个钱德勒是怎么来做买卖的。
每次当我把舅舅“图书馆”的一部分带到他的店里去，钱德勒这个老头子就开始进行例行性的工作：不屑地拨弄书本，挑剔地检视书背，翻查污渍瑕疵，永远让对方觉得好像自己拿来的是一堆废物。这带有表演的一招，人人皆知，心知肚明，但屡试不爽。他就是借由贬低货物的品质，来给你开出最低的价格。除此，数十年的老经验，让他的表演拿捏得恰到好处，其演出的剧目包括了喃喃自语，顾左右而言他，脸部抽搐，舔唇砸舌及悲伤摇头。整出戏的设计要达到的效果，就是让我感到自我判断，包括对书的判断全都不切实际，以至先让我对自己厚着脸皮把书带给他的行为觉得丢脸。言下之意是，什么？你是在跟我说你要用这些玩意儿来换钱？什么？你竟敢指望我这个帮你处理垃圾的清洁工反过来给你钱？
我知道这都是生意策略，是商人伎俩，固然蹩脚；我也知道自己被骗，却懒得去计较。能怎样呢？又能做什么？在交易关系里，钱德勒站在强势的位置，没什么能改变这个事实；我总是急着要把书卖掉，而他却总是无所谓。要自己假装不想卖也没什么好处，因为这样一来书就卖不掉了，而卖不掉的下场比被骗还糟。譬如那么多的书放哪，怎么再拖回去，拖回去又怎么处理。不过我很快获得了一些经验，我发现一次不要超过12本，最多也不要超过15本，量少的时候卖的比较好，每册书的平均价格会略高一些。但书卖得越少，那我就得经常回去拉书；我也知道自己尽量少去，你去的越多，就像每次书拉去的越多，就越卖不上价钱，你就越处于劣势。
总之，无论怎么做，钱德勒都是赢家。买家没有卖家精，到了他那里，成了卖家没有买家精了。几个月过去了，钱德勒这个老谋深算的老头儿，你看他，都不想花力气和我说话了，他甚至从没给我打过招呼，从没咧嘴笑过，从没跟我握过手，从来都是面无表情，那是生意和金钱的冷酷！
罢了，不说他了。现在的情形是，我把书卖掉的同时，住处自然也随着变了。每打开一个纸箱，就毁掉一件家具，不可避免。床铺给拆了，椅子渐渐变小然后消失，书桌缩减成一块空间。人生化整为零，而那是我能确实看见的东西，明显的、迅速生长的空虚。每次探索舅舅的过去，就会在现实世界中产生一项物质结果、一个具体的影响。因此，后果就在眼前，毫无后退之路。
很多箱子还在，很多箱子已消失，这房间是衡量自身状况的工厂，一架机器，那么还有多少的我留在这里，还有多少的舅舅不复存在。我既是加害者也是目击者，在这单人剧院里，我既是演员也是观众。我能注视着自己解体的过程，当然还有舅舅解体的过程；我能看见自己一点一点地消失，当然还有舅舅一点一点地消失……
哦，舅舅，舅舅就是舅舅；我是谁？我是保罗•奥斯特，或者马可•佛格。可以肯定，我不是平子1954。至于其他，你就不要再问了。
2012年2月11日 信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