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人六新散文作品9号：《露德圣母堂》

露德圣母堂（散文）

总盯着过去，你会瞎掉一只眼；然而忘掉历史，你会双目失明。
——[俄]亚历山大•索尔尼仁琴

一

命运，年轮编织的神龛。
生命，被年轮附着和包裹的磁场。
不断创造和改变着世界容貌与格局的磁场，不止是一具鲜活的肉体，还有细腻、充满幻想而且复杂多变的灵魂参与其中。人不过是这颗古老星球皮肤上微乎其微的一部分。大千世界，人其实非常渺小、卑微。仿佛渺小、卑微，就是每个个体在世间的另一个妈妈。
二零一一年六月，我的大学生涯宣告结束。不想说“终于”，不想说“彻底”，骨子里毕竟还有些恋恋不舍，还有些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里面的主人公富贵早年的放浪形骸，犯不着为生计发愁，更谈不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成都平原无比燥热的夏日，同学们或兴高采烈，或泪流满面，纷纷收拾好行囊，离开呆了整整四年的校园，而我，因为无处可去，暂时住在三台一位学弟的宿舍，内心深处似乎还无法接受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打击往往都是突如其来的，比如二零一零年秋天父亲的去世。毕业不是，从到大学的那一天起，我们就知道四年后的今天会毕业，学校会给我们发毕业证，让我们卷铺盖立马滚蛋。
每天，我竭尽全力让自己继续保持着从前的生活习惯和无所事事，仿佛这才是正确的人生选择。我除了睡觉吃饭去超市买烟和饮料，就是上网，信心满满地将自己写的一些诗歌不断地塞进一些刊物的投稿邮箱，希望它们能够发表，挣些稿费。更梦想某天一夜暴富，去过凯鲁亚克、海明威或者杰克•伦敦那种“带着最初的激情，带着最初的梦想，感受着最初的体验”的浪荡不羁的“在路上”的生活。
大学毕业之前，我从未正儿八经地想过明天，也没有想过未来何去何从。我认为自己活得很好，在生命中的某些阶段，也许每个人都有过这种体验，包括蓬头垢面的流浪汉，包括那些一到夜晚就开始擦脂抹粉的漂亮姑娘。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恐怖的，比巴尔加斯•略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中那头从足部开始吞食自己名叫卡托布勒帕斯的动物还有恐怖，毕业的来临，掐灭了我精神上最后一丝松懈和跨入社会的恐惧。
卡托布勒帕斯是卡托布勒帕斯，我是我，独一无二的个体。我已经长大成人，自食其力，是理所当然的事。而透明的空气让我明白，在充满喧嚣的尘世，除了吃饭喝水，人完全不需要张嘴，人完全可以沉默地活着，直到年轮停止生长。那段时间，我像一块会移动的石头，几乎没人跟我说话，似乎每个人都在忙碌，疲惫的脸上写着大颗大颗的汗水，以及一种有所事事的满足感——我至今骨子里还有些自命不凡，就是因为，我连这个都看得出来；我几乎没跟别人说话，一张嘴，除了咀嚼食物、喝水、抽烟，更多的时候形同虚设。
秋天，成都体育学院开学之前，学弟们陆陆续续开始返校，本来奢望继续拖延一段时间的我不得不离开校园，重觅寄身之所。我在学校外面租了房子——这就像青年小说家石一枫在他的《地球之眼》里提到的“校漂人群”，死活都想赖在这里似的。算是合租吧。只有巴掌大的一个单间。房子里，还住着一对小情侣，一个中年男子。房租每月六百，显然这不是个小数目，为了让自己在灯红酒绿的省城继续混下去，我不得不跟一个兄弟在赶集网和58同城卖二手自行车，各种牌子的山地车以及公路跑是我们经营得最好的车型。我们卖车的借口无非是，大学刚刚毕业，即将回老家工作。很多人信以为真。我的这位兄弟名叫黄鹏，也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内江人，跟我舅舅的儿子一个名字，他在罗马广场一家健身会所当健身教练。以前读书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就很铁。促成我们友谊的，在我看来不过是一件小事，他却说得一往情深，他告诉我之所以觉得我这个朋友可以交往，是因为，大二有次上田径课学习跨栏，因为身材臃肿，跨栏姿势别扭，老师和班上同学们都因为他笑得前俯后仰，只有我一个人没有笑。
他记住了那个没有笑的人。
其实，换做任何人，我都不会笑的。我并不觉得这样交待就是在炫耀自己有多么慈悲和正义，我只是觉得，人，各有所长，我们今天嘲笑的人，明天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很多时候，黄鹏说起曾经的大学同学都是满脸不屑、咬牙切齿的样子，我想，也是这个缘故。
卖一辆自行车，利润差不多就是一百块钱。为了卖自行车，我花了一千块钱在商场里买了个普通的BenQ明基数码相机。在自行车贩子那里，买车不叫买车，叫“打车”。那段时间，我们跟九眼桥的二手车贩子打得火热，打了车，然后拍照挂在网上。每天生意好的时候可以卖五六辆自行车，生意不好的时候，差不多也可以卖二三辆。这在我们看来，确实比上班强多了，我们野心勃勃，希望把事业做大，黄鹏甚至连他的健身教练也不想干了。
卖自行车是个灰色行当，虽然，从来没有问过这些自行车的来历，但我相信，这些车绝不仅仅是旧车翻新然后再处理给我们这么简单。真正让我们良心不安并且洗手不干的是我们自己，或者说是那些职业小偷。一天，我们从九眼桥打的车被偷了，一辆捷安特山地车。几百块钱在眼皮子底下打了水漂，我发现后，气得肺都炸了，以为小偷把我们买回来的自行车偷走又卖到了九眼桥。我气冲冲回到租房，提着沉甸甸的铁制双节棍——别的寝室的兄弟送给我的“防暴武器”——平时关系要好的在外面受了欺负和委屈，都是给我打电话，叫人。两人一道去九眼桥晃了几圈，四处打听，心想要是碰到了绝不手下留情。这很荒诞和莫名其妙，但确确实实是我走过的路。
如同我和黄鹏之间友谊的诞生一样，卖自行车的人自行车被偷这件微乎其微的小事，却有着某种石破天惊的力量，一下子就浇灭了我们生机勃勃的野心，激活了我们枯萎的良知，让我们意识到卖自行车并非长远之计。那个夜晚，坐在一环路路边的水泥台阶上，望着车水龙马的一环路灯火如昼仿佛一条永恒灿烂的河流，我们说着说着就决定洗手不干了，说不干就不干了，彻底不干了。黄鹏继续去他的健身会所安心当他的健身教练，我则继续我的无所事事。那些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日子，我反复告诉自己，苦难早晚灰飞烟灭，就像身体总会翻过黑夜。
山不转水转，终于，在一位作家朋友的牵线搭桥下，我退了尚未到期的房子，结束了我的“校漂生涯”，回到老家绵阳，在北川一家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找到了饭碗。“老家”这个词，有时想起来很奇怪，在绵阳之外，绵阳就是我的老家；在绵阳市内，潜意识里会觉得只有断裂带才算得上是我的老家。老家好像长腿似的，一直在逃离。

二

二零一二年，我已在北川工作了差不多半年时间，撕心裂肺的汶川地震过去四个年头，整整四岁，有四个年轮了，在北川，灾难的四个年轮的脚后跟上，地震的阴影犹在，各种后遗症也在显山露水，不断膨胀，向我——生活生存经验极为匮乏的断裂带之子——展示、讲述，让我目睹耳闻过太多的生死与疼痛，让我慢慢变得成熟了。
这一年，我肉身的土壤上面业已长出二十五道年轮。我的二十五道年轮，是二十五个春夏秋冬浸泡出来的，有日常生活的深沟浅壑的哺育，也有断裂带山山水水的滋养。我的年轮跟平原、河谷、丘陵以及山区地带那些为岁月而生长的树类似，长得不快不慢，挤牙膏似的，一年只长一圈。印第安人有句谚语：别走得太快，等一等灵魂。我的年轮还是长得太快了。快得有些突兀，就像有人在它生长的道路上专门为它铺了一条高速路。西蒙娜•波伏娃说：成人是什么，一个被年龄吹胀的孩子。是的，我希望自己还是一个孩子，而不是一个被年龄吹胀的孩子。毫无疑问，我肉身的土壤上面的年轮还会继续生长出更多的年轮。至于，已有的年轮，我想起来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感觉自己好像只是到这儿到现在来旅游观光，而那个真正无忧无虑的我，仿佛还活在从前的某个角落——同样虚无缥缈的背景之下，距离现在的自己，就像银河系以外的世界，或者就像恐龙遍布星球的史前原始世界那么遥远。那么遥远。
人，永远去不了的地方就是过去。
过去，却可以抵达现在和未来。
年轮，我心中的针，显然，我没办法逃避它们的来临，也没办法阻止它们生长。我曾多次在断裂带看到过各种树的年轮：松树的、青杠树的、苹果树的、春芽树的、梅子树的、李子树的、珙桐树的、柏树的、紫荆树的、白桦树的。但我从未亲眼目睹过自己的年轮。我只想能想象它们，一些经历的碎片与一些过程的混合物，在皮肤下面的血管里循环往复。也许，它们，就像我充满倦怠的呼吸，秘密活在空气的肺中。我结结实实的二十五道年轮，所供奉缠绕和绑架的躯壳，完全没有值得我去纪念、骄傲和忘乎所以的东西。完全没有。我的布料裤兜，我的黑色钱包，经常处于饥饿状态，空空荡荡，双手却经常强盗似地闯进去，跟里面压抑的空气一起分享彼此的寂寞。有时候路过一片草地，我真想随手扯些青草，塞进去喂饱它们的肚子。浑身上下，除了一堆血肉和骨头，以及一眼就能得出结论——不过是些地摊货——的衣装，我所拥有的，不过是一无所有。更大的威胁来自脚下的路，它让自以为是、满腔热血的我深感不安，整个人似乎都要在内心的愧疚当中沉没了。
我的年轮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它是世俗的，也是具体的。
“都成老小伙子了，还没个正儿八经的工作，还不结婚生娃？！”每次回断裂带，独自在家操持家务的母亲，总会如此夸张地揶揄我，她满脸不屑，好像我压根就不是她亲生的，好像我很愿意这样很享受这种状态似的。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我们见面的方式，简单直接，一针见血。
母亲身上还有种惊人的能力——火眼金睛，她似乎总能从我的面色苍白，从我的落寞神情，洞悉到点什么，就像外婆家的那只大黑猫，总能捉到老鼠。她的担心，跟这个季节的草，跟断裂带河里的水，一样幽深。母亲所谓的正儿八经的工作，就是当公务员。在断裂带，公务员无疑是乡亲父老们眼中最好的出路。公务员的饭碗是铁饭碗。母亲希望我能端上铁饭碗。我没有时间。很多时候，我是一块随波逐流的泡沫。
二零一一年岁末，我找到了我人生以来的第一个饭碗，在绵阳新北川县城，给一家旅游公司打杂跑腿。虽然饭碗不是铁的，但我已经非常满足。直到今天，我还记得第一次从财务手上领到一份工资的心情和颤抖。二千六百块钱，拿在手上，沉甸甸的。身体轻飘飘的，像山里的云和雾霭。
然而，好景也不长。初夏的一天，我大学毕业以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好像一九一二年泰坦尼克号处女航时的遭遇，没能够在生活的海面上挣脱无情的命运，说没就没了。公司垮了。我失去了我的工作，它也失去了我，眨眼间，它已经成为路过的风景。失去是我们彼此唯一的联系。失去的滋味，即便万语千言，也难以描绘，就像，明知考试时交了白卷，当拿到成绩单，可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得了零分的那种感觉。迫在眉睫的生存压力，就像巍峨的珠穆朗玛峰，或者就像亲爱的巴勃罗•聂努达先生写到的马楚•比楚高峰，活活压住我的肩膀，压疼了我的呼吸。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没有结束，就不会有开始。”
好就好在，我的念头里并没有长出诸如“遗憾”，或者“感伤”之类的尾巴，虽说，这份工作的地位非比寻常，堪称是我所有工作的妈妈。我并不是真的喜欢工作。
“就当是投错了胎吧！”
望着镜子里我正在疯长的黑色胡须，我如此幼稚地安慰自己。
苦难早晚灰飞烟灭，就像身体总会翻过黑夜。
我跟女友决定退掉租房，离开新北川县城，到绵阳城里“另谋生路”。公司拖欠了我和女友差不多两万块钱工资，看样子是没指望了。离开新北川县城那天，应该是在上午。我的心就像震后选址兴建的新北川县城，就像我的布料裤兜我的黑色钱包，空空荡荡。巴拿恰商业街人影稀疏，花坛里的草木却生机勃勃，让我想起多丽丝•莱辛在她的《野草在歌唱》中描述的非洲场景。脚踩着草尖小小的露珠儿和川西北平原料峭的寒风，创造并主宰苍茫大地的遥远恒星，或者说长着一张大圆脸的金色朝阳，像是丝绸般光滑的岁月一个寻常夜晚终老后留给人间的礼物。孤家寡人的它，就仿佛一颗迷惘而又透着几许慈悲的眼珠，趴在一块没有无忧无虑的牧人，没有锈迹斑斑的栅栏，没有像断裂带的老家那样永远呈现着召唤姿态的青瓦房，也没有牲畜的死气沉沉的牧场的皮肤上。牧场那辽阔的皮肤，像祖母脑袋上面的头发的颜色，要黑不黑，要白不白，是灰色的。
我们找了一辆面包车帮我们搬运虽然不多但却沉甸甸的行李，包括我们自己。
还记得，开着半新旧面包车的司机，颇为健谈，让我忽然想起舅舅——我外婆唯一的儿子。面包车总是让我想起我的舅舅。外婆有五个儿女，就养了舅舅这么一个儿子，外婆当然希望生下的每个孩子都是儿子，结局有些勉强和不遂人愿。舅舅先后买过好几辆面包车，每辆车遇到舅舅都堪称是灾难的开始，面包车折旧的速度，仿佛吃了兴奋剂似的。面包车总是让我想起我的舅舅。
一路寒暄。
就要到了，就要到了！
小我五岁的女友为我指引着。脸上闪烁着某种喜悦，那一刻，我觉得她很美，像自由女神。透过车窗，远远望见一座哥特建筑风格的古老教堂耸立在成片的楼宇中间，有些庄严，有些肃穆，有些另类，仿佛它自己也明白这一点，四周，高高的砖墙帮助它与它们划清了界限。“路德圣母堂”五个大字似乎在向我主动介绍着自己的姓名。女友告诉我，新租的房子位于绵阳市三里村三舍。具体位置，在路德圣母堂背后顺数第二栋廉租房。
成都毕竟是省城，一个小单间就要花六百大洋。在绵阳，我们租的这一套房子，每月加上水电费也才五百左右，还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一番比较，我感到自己就仿佛捡了什么大便宜似的，开心，满足。就这样，我跟女友在绵阳市三里村三舍住了下来，在路德圣母堂背后顺数第二栋廉租房里住了下来。这一住，就是挨边五年。

三

无形之中，我已将露德圣母堂这一带，或者说，这块徘徊在城市边缘的土地，视为我精神上的伊甸园。它的外在并不繁华，但也足够喧嚣和热闹了，麻将馆，游戏厅，网吧，超市，烧烤店，菜市场，理发店，面馆，包子铺，卤菜店，水果店，茶楼，美容店，五金店，裁缝店……海岸线上的浪花一样密密麻麻、随遇而安地拥挤在坑坑洼洼的水泥路两旁，宛如热情似火的巴西女郎一般——呈现着东方的无序、凌乱与自足。
置身其中的露德圣母堂，则越发显现出它的与众不同。
刚到绵阳三里村三社那段时间，我总是如其所是，将露德圣母堂称作“露德圣母堂”。后来，我才慢慢知道，绵阳的本地人和外地人压根不会把路德圣母堂称作“路德圣母堂”，而是唤作“天主教堂”；同样的，刚到绵阳那段时间，但凡别人问我住绵阳哪里，我都会如实相告——三里村三舍。后来，我就不这样说了，也不说自己住在“路德圣母堂”背后顺数第二栋廉租房，而是说自己住在“天主教堂”。
这是“地方思维”，还是入乡随俗？我不敢肯定自己今后能否找到铁饭碗。但是，我敢肯定，在绵阳，知道天主教堂的人，绝对比知道路德圣母堂的人要多得多。不管怎么说，现在，好就好在，我总算是跟路德圣母堂扯上一点点关系了。这是缘分？造化？仅仅是偶然？或者，别的什么？
每次从外面穿过锈迹斑斑的铁门，经过它高高的用红砖砌成的围墙，看见露德圣母堂尖顶上庄严肃穆的十字架，以及比起周围的建筑显得格外独特的造型——在某些人眼中它一定有些不伦不类、多余或者好笑——我没有过这种感觉——它带给我的是神秘，是信仰、慈悲还有寄托之类的精神上的淡淡的放松跟愉悦——我总是会莫名其妙地想起莫言和他小说里写到的高密东北乡，史铁生和他散文里写到的地坛，于坚和他诗歌里写到的尚义街六号。我对宗教没什么兴趣，也没有具体的宗教信仰。露德圣母堂之于我，恰似君子之交——淡如水。门口铁制的大门随时开着，我从未刻意要求自己哪一天走进去瞧瞧，这个大葫芦里究竟装的是什么？
我的脑袋也是一个葫芦。估计断裂带的母亲经常在想我的葫芦里究竟装的是什么。我没办法告诉她，这是我的秘密。来绵阳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母亲才知道我北川的饭碗没了。我不想她再为我的事情操心，而且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刚刚开始的一切无比艰难，为了不至于穷困潦倒，女友很快在一家农业公司找到了工作，而我，因为没有合适的职业，不得不老老实实呆在租屋，至少，可以少花些钱。当然不能再这么无所事事地荒废下去，写作，成为一名名符其实作家，成了我唯一的退路，我开始沉下心来认真读书写作，希望今后能以稿费维持生计，书读累了写作累了，通常是傍晚时分，女友下班之前，我就独自到露德圣母堂对面僻静的西山公园转转。
每天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精打细算，钱包捂得紧紧的女友会给我留十块钱，作为我每天必要的生活开支。剩下的时光租房里就只剩下我，各种书籍，还有一个个空白而又饥饿的word文档——我制定了周密的写作计划——希望通过大量的练习与摸索，写出与众不同的文学作品，就像与租房仅仅隔了一栋廉租房鹤立鸡群的露德圣母堂。
人都是逼出来的，在绵阳来了一段时间，以前大男子主义思想盛行，宁愿干苦活累活脏活，却打死也不愿意做饭的我，竟然学会了做饭，炒菜，洗衣服，自己照顾自己了。这样一来，家里又似乎多了一个女人，就是我。
即便经济上如此步步为营，没钱的日子还是时不时地降临到我们的生活中，实在没办法的时候，我也只好厚着脸皮跟关系要好的兄弟和同学借钱，五百块，一千块，不敢再多了，怕还不上。有什么办法呢？好就好在，虽然偶尔翻脸、争执，女友却从未怀疑过我的碌碌无为，她自始至终支持我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了我信心。
天道酬勤，日子不会总是这么灰暗下去，慢慢地，我的作品开始在国内一些文学刊物陆陆续续得以发表，稿费也越来越多。当然，纯粹依靠稿费还不行，为了多挣些钱维持生计，我除了写自己的东西以外，还在一些网站上寻找各种征文启事写征文。一般情况都是筛选奖金比较高的。几年下来，我似乎已经成了某些人眼中的“获奖专业户”——虽然我极其厌恶这个名词，我的抽屉里已经摆满了一百多个获奖证书，它们在我看来毫无用处，我感谢的是那些如同甘霖如同雪中炭的奖金，让走投无路的我有了一线生机。
二零一四年二月，我跟女友全款买了一辆白色轿车；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我跟女友在绵阳园艺山以首付的形式买了一套一百多平米的房子，似乎，一切都有了着落。提到这些，我并没有苦尽甘来或是功成名就之类的自豪感，这实在没什么可嘚瑟的。就算没有它们，我一样会感到满足，毕竟，这些年的写作与阅读生涯已经让我挣脱了之前的焦虑、失落和迷惘，让我真正的成熟了，某种程度而言，也是让我成为了自己。
与二零一一年在成都平原灯红酒绿的皮肤上汗水断线似地卖二手自行车情形类似，随着生活渐渐好转，我再也用不着想方设法或低三下四到处借钱——仿佛是在出卖自己的尊严和灵魂。在我眼里，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比金钱重要，日常开销够花就行，我没太大的物质欲望和野心——或许，这也是文学和写作的魅力跟陶冶。
因此，出于尊重自己写下的汉字，也渴望在文学方面有所建树的我决定不再为了挣钱去写征文，而是心无旁骛写自己想写的作品。当然，挣钱绝对不是庸俗，不愿意挣钱也绝对不是清高。我只是更希望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一点，而已。
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在其小说《燃烧的心》题记中如此深情写到：“高山燃烧了大家都会知道，心在燃烧谁又会知道呢？”
我的心也在燃烧，在为梦想而燃烧。

四

来绵阳的这些年，在露德圣母堂背后顺数第二栋廉租房的这些年，我外在的锋芒就像是失去了翅膀的鸟儿再也不能飞翔，我习惯了沉默寡言，让自己的喜怒哀乐隐藏在文字里，而不是把它们涂在空气的皮肤上，最后彻底变成空气。
改变总是无形的，改变的力量总是无形的，精确而忠实的镜子不会告诉我这些秘密，偶尔，不是经常，我自己却能意识到，比起从前，如今的我确实变了许多。
我骨子里的傲慢与狂野，就像老年人身上的皮肤，慢慢松弛；我的心也越来越柔软，像母亲托人从新疆寄回来的棉絮，有时候，我都难以分辨，我的一些落在具体事件上的行为或者表现，到底是软弱，还是一种大智若愚？
二零一五年的一天，我正在租房里全神贯注改一篇小说。忽然听到楼下一阵谩骂如同雨点，从楼下升上楼顶，升上天空。谩骂夺走了我的注意力，还在感叹，楼下终日麻将声不绝于耳，这样突然换了个频道，还真有些不适应。结果没多久，屋外就传来了一阵粗暴的敲门声，那种力度，估计是恨不得把门敲碎。
我迅速起身，离开电脑，开了门。一个愤怒的中年男人指着我的鼻子，劈头盖脸地问道：“刚才是不是你把水从楼上泼下来的？泼了老子一身！”因为个子不是太高，这个中年男人始终扬着脸，一副要置人于死地的架势。说完，他又有意指了指自己，蓝色衬衣已经湿透了。
一瞬间，记忆像是被什么激活了似的，我望着面前怒发冲冠的中年男人，就像看到多年前的自己，野蛮而肤浅。
“没有。”我告诉他，我没有到楼上去过，更不会玩这种无聊的游戏。
中年男人显然不相信我的话，显然看我对他说话毕恭毕敬，反而更加变本加厉。他居然用力推开我，大摇大摆地闯进门。好像他进的不是别人的屋，而是自己的家。
我觉得这人真有些莫名其妙。我之前还从来没有遇见过这种人。
中年男人先去了卧室，看了一阵，又转身走进厨房，然后又推开卫生间的门，看了一阵，然后背着手，目露凶光，阴险地看着我，问：“小伙子，你说，到底是不是你？”
还记得，这个中年男人一边进屋搜查证据一边叫嚣，“今天要是被老子逮到了，一定把他弄死！”愤怒已经冲昏了他的头。
连最起码的礼貌都没有。我已经失去了解释的耐心，我也不是好惹的，我提高嗓门说道：“说了不是我就不是我，请你出去！”
中年男人却对我的话置之不理，继续在屋里东张西望。我的拳头已经生气了，嘎嘎作响，不过，我尽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保持理智，不惹是生非。过了半分钟，估计确实没有找不到什么把柄，中年男人这才背着手骂骂咧咧走了出去，又去敲隔壁的门了。我迅速将门关上。
当我回到电脑桌前，我就有些后悔了，这种人，该狠狠教训一顿才是。
可是，我终究没有动手。要是我还是以前不惹事也不怕事的我，可不会这么善罢甘休！
印象中，还有一回也差些发生斗殴事件。二零一六年，我跟女友一道开车去城里购物，车刚开出露德圣母堂不远，因为超了一辆轿车的缘故，引得人家车上四五个男人一起冲我们破口大骂，女友也不示弱，一一回敬。这下子就像是捅了马蜂窝，要不是车正在行驶过程当中，那辆车上的几个人估计早就冲过来了。其中一个人还挑衅地说，有种把车停路边上去。我出于息事宁人的态度，飞快摇下车窗，示意女友继续开车，不管了。正如赫塔•米勒所言：“如果咒骂中断了，那它就没有存在过。”不知为什么，那个当口，这句话一直在我的脑海旋转。
后来，事情虽然过去了，女友当时的一句话却一直活在我的心中，她问我：“你还算是男人吗？”
“你还算是男人吗？”我问自己。按当时的情形，我们的实力明显薄弱一些，不过，毕竟离露德圣母堂不远，我亲家在这一带也算混得开的人物，只需打个电话，这几个人估计都得去一趟医院。我估计女友也是这么想的，才敢大着胆子跟人家闹得不可开交。不过，真的打起来有什么意思呢？真的有个三长两短有什么意思呢？人不受罪，钱受罪。我的态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算了好。
“你还算是男人吗？”
我只能在内心轻叹——我肉身的土壤上面都二十九道年轮了，世界，你还是这么热衷于争强好胜，还是这么喜欢好勇斗狠！难怪巴勃罗•聂努达先生写在《鳏夫的探戈》的那句话真是一针见血：“夜是如此广阔，大地是如此孤单！”
如果一件事不能让我们变得更好，生活得愉快，我们何必让它发生？只要是人，谁不会遇到点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事实上，迄今为止，这些略微不快的记忆，始终都没有被时间冲走，它们坐在我的灵魂深处，有短暂的耻辱和委屈，也有着正确的光芒，更多的，是平和与冷静，是一如既往的对卑微和渺小的认同——
尤其是我自己。

五

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又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
园艺山上买的房子正在紧锣密鼓的装修。我得出门去看看。楼下稀里哗啦到深夜的麻将馆的卷帘门死死关着。露德圣母堂围墙里面探出的树木生机勃勃，暖风吹得树枝嘎嘎作响，尖顶上的十字架闪闪发光。
正是这天早上，露德圣母堂附近所有人们平淡无奇的生活，注定要因为一个衣着普通的女人，一个明显愤世嫉俗的女人，掀起一块不大不小的波浪。
我也碰巧遇了个正着。
路过现场的时候，那个女人已经被警察控制，面无表情地蹲在地上，双手背在背后，戴着一副亮闪闪的手铐。她老老实实蹲在那里，像块石头，一动不动。
真相如同摁进水底的游泳圈，迅速浮出水面：她做了一件让众人瞠目结舌的事情，拿着一把菜刀，将停在小区停车场的几十辆轿车的挡风玻璃砸了。每辆车的挡风玻璃上都有一个鸡蛋大小的窟窿。
一个头戴安全帽的民工大叔正冲着人群，激动而难掩兴奋地讲述着当时的情形，事情来得太过突然，当他看到这个女人开始拿着菜刀大搞破坏，就立马冲上前去阻止，不过，效果似乎正好相反，他拦在哪辆车的前面，那辆车反而会多挨上一两刀。也就是说，一辆车的挡风玻璃本来只有一只眼睛，他这样一拦，反而帮了倒忙，挡风玻璃上的眼睛反而更多了。
“我拦都拦不住啊！”民工大叔委屈地说。
围观群众议论纷纷。
有人说她是疯子。
有人说她是神经病。
有人说她是正常的普通女人。
我想，还好，幸亏她是个女人，不然的话，那些牛高马大的车主可能真的不会放过她，她也不可能安然无恙地蹲在那里了。
好就好在，这个女人没拿菜刀砍人。
我最不能忘怀的还是这个女人的一番话，或者说质疑：“我才挣五十块钱一天，这些人凭什么有车开？”
我为自己看热闹的心思缠上裹尸布。没有兴趣再在人群中呆下去，于是，默默退出人群。步行至露德圣母堂门口的人行横道，等机械的绿灯睁开眼睛，然后踩着画在黑色沥青上面的白线穿过马路。再往上走，是西山公园，是园艺山。我转身看了看那些高高竖在顶上的十字架，然后，头也不回地朝园艺山，朝我的新家走去。
再过上几个月，我就会离开这里，住进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想起来觉得挺好的。
山上的植被比山下茂密得多，视野也开阔，空气好，有风，一路都是树枝嘎嘎作响的声音。
只好慢慢走着。
世界真大。
我不想说话。

2017年2月14日  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