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城市的秘史或黑色童话

城中村：城市的秘史或黑色童话



城中村的意象揭示了时下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特殊关系：村在城中就像猎物在捕猎者的口中一样。按照这样的思路去描述，已在城市口中的村庄会慢慢被咀嚼，被吞咽，被消化，最终村庄融入了城市，成为有机的统一体。我所见过的一些城中村就是这样。经历过了拆迁和重建，曾经的独门独院变成了高楼林立的住宅小区，门前的小路变成了宽得一眼望不到边的柏油路，破旧低矮的店铺换上了高大气派的门面……这种变化是现代城市中最常见的景观。仿佛城市停下自己扩张的脚步，便不能叫做城市了一样。于是越来越多的乡村变成了城中村。有些城中村因为项目等机遇而迅速地被城市消化，原来的乡村躯壳变得一根骨头都不剩；有的城中村却要经历城市长时间的咀嚼和吞咽。前者一定程度上不能叫做城中村，因为村庄的物质形态已经荡然无存；而后者，则成为城中村的典型形态。

巴尔扎克曾说过：“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在这里挪用他的话，则可以把城中村称为一个城市的秘史。一定程度上说，城市都是由乡村发展而来的。如今高楼林立的上海外滩，最早也只是一片沼泽地上的几个小渔村。如果引用上海的例子还不具代表性的话，那么深圳则是由乡村到城市发展最为迅速和成功的样本。短短三十年时间，这个曾经的农业县发展成为中国四大一线城市之一，与北京、上海等城市并肩而立。而在2004年，深圳已成为无农村的城市。借用某小说的话来表述就是：深圳做为一个城市，在这一年，彻底洗白了自己的身份，和农村再无半点关系。

事实上，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已经不再像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初期那样僵化和截然对立。在那个时代，城乡二元结构曾让走进城市的农村人，对自己的身份产生过强烈的自卑感和耻辱感。一定程度上，城市人和农村人是中国当代身份序列中，最具代表性和冲突性的两种身份，也是规模最大的两个社会阶层。这种身份的获得，是不能选择的，户籍制度决定了人一生下来，就获得了这种“天赋身份”。要想把农村人的身份转换成城市人，在那个时代只有很少而且艰难的几个路径。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加大，这种身份转换的路径也不断增加，但在这条路径上留下的血泪却无法轻易被抹去。

五六十年代出生的那代作家，曾经浓墨重彩地书写过这种身份差距所产生的心理阴影，书写过这种身份转换所带来的心理的裂变。河南先锋作家墨白在长篇小说《欲望与恐惧》中就写了一个进城的农村人形象。在农村长大的吴西玉在上学时因普通话发音不准受到来自城市的女孩，绰号为“杨贵妃”的杨景环的羞辱。这次羞辱在他内心中铸就了巨大的心理伤痕。多年之后，蒙受更多耻辱和磨难在城市中混得有头有脸之后，吴西玉又用另一种方式羞辱了扬景环。这时他才发现自己这么多年来的苦苦奋斗，可能就是为了偿还那次关于身份的羞辱。小说将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描写得十分透彻，深入地揭示了这种转化过程中的疼痛感。

这一代作家大概不会想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代，城市郊区的农村人会以另一种方式完成自己的城市化历程。这种方式就像是多年前的革命路线“农村包围城市”一样，城郊的农村人对城市拥有了更多的主体性和主动感。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这些村庄对土地的占有。许多城中村的村民依靠拆迁完成了自己的城市化历程，成为拥有一套至几套房的城市人许多一线城市郊区的村民仅靠拆迁，便可一辈子衣食无忧。即使不拆迁，村民在自己原有住宅的土地上盖上几层小楼出租，也成为不竭的财富之源。原本相对平衡的乡村内部结构被打破，出现了结构和等级的变化。相较于那些远离城市的村庄，这些城郊的村庄成为乡村金字塔的塔尖部分。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差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村庄生产方式的改变。一般乡村都是以农业为主，以土地作为生产资料进行耕种。城中村却大都没有用来耕种的土地。但他们并没有丧失生产资料。宅基地和房屋成为了他们主要的生产资料；同时，如列斐伏尔所言，这些土地和空间也成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一个组织部分。同样是依赖土地和空间，城中村将附著其上的农业生产变成了房地产业和房屋租赁业。房地产业在当代中国已经成为最重要的产业之一，产值远远领先于许多传统产业。从农业到房地产业的转换，带来的是数十甚至百倍的产值。城中村巧妙地完成了由低产值到高产值的生产方式的转变，从而拥有了一定的“先进性”，也就领先了一般的传统乡村。城中村的居民因为对土地、建筑等生产资料的占有从农民一跃成为“房地产从业者”。这种轻而易举的身份转变，带来的不仅是经济状况的改变，还有社会地位的一定改变。在中国当代语境下，许多时候，判定谁在城市中更有地位和尊严，并不是以职业，而是看谁在这个城市里有房子。按照这个标准，城中村的村民也能够轻易获得这种地位和尊严，甚至涌现出了“拆二代”这个名词，跻身“富二代”、“官二代”之列，成为时代新贵。“农村人进城”主题中的沉重部分在这里被轻易消解，甚至是戏谑性的颠覆。

但这些城中村中，绝不仅仅只飘荡着这样轻而易举的笑声。这里往往因为房租的低廉成为农村打工者，尤其是年轻打工者的乐园，汇聚了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因为城市房价的高企，他们很多人都无法在城市中拥有自己的房子。在这个时代，阻止他们成为真正城市人的，不再是户籍制度，而是房价。尤其在一线城市，房价就像孙文波诗中所言“如皇帝的女儿一样高不可攀”。在新一代城市打工者身上，书写着另一番身份转换的血泪史。

城中村汇聚着大量这样的打工者。这里具有城市与乡村的双重人格，每逢下班时分，年轻的外来打工者将本来不大的城中村变成了摩肩接踵的“繁华之地”。房租价格低廉，往往是年轻人抵达城市的首站；许多人也把它们作为根据地，在这里长期租住。这里的餐饮服务业也因为较为低廉的房租，还有薄利多销的经营理念，提供了价格低廉的饮食与商品。郑州的城中村拆迁，最让人念念不忘的就是低廉的房租和餐费。在中心商业区一顿饭要花费数十元时，这里一大碗面曾经只要四元。除了住宿和餐饮，还有一些休闲娱乐业，如网吧。这是年轻人最常去的场所，而它们的价格，很多年一个小时只要一元。打工者这价格低廉的虚拟空间里，进行娱乐；也在这个虚拟空间中，完成对于城市的进入或者逃离。还有一些娱乐业是不会在后来被拿到桌面上提及的，那就是这里同样廉价且繁荣的性服务业。数量众多的年轻男性打工者的聚集，制造了这种需求。而商品社会的原则是，有需求的地方，就有商机，就会制造出需求的满足者。再加上管理相对薄弱，价格低廉的性服务业在这城中村落里畸形又旺盛地生长着，就像一朵朵鲜艳绽放的罂粟。

我所到过的其他城市，也基本上都见过城中村。这些地方无一例外地汇聚了众多的打工者，年轻人。只要有年轻的打工者，这样的地方就会永远拥有不息的活力。他们在这城中村肮脏又逼仄的空间里生活，打拼，娱乐，企望得到城市的接纳。

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在城市打工的年轻的同学或朋友，我对许多城市的城中村比对它们最繁华的街区还要熟悉。这是他们居住最多的地区。也许正因为与城中村有这样的关系，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每逢到一个城市，看到城中村，就会给我亲切感。我的许多年轻朋友也都对这样的地方有很深的感情。但这种感情却是复杂的。一方面，打工者喜欢这样的地方，因为它有租金低廉的房屋，价格低廉的饮食，甚至还因为它们在建筑形态上和乡村相似；另一方面，它们又不是真正的城市，不是打工者梦寐以求要生活的地方，它们所容纳的也不是真正的城市生活。所以打工者往往既热爱城中村，又痛恨城中村。

我的一个在郑州打拼的朋友，就不断地辗转于多个城中村。我有一次去找他，住到了他租的房子里。因为是在城中村，他可以拥有较多的空间来摆放他堆积如山的书籍。还有一些年轻的艺术家在这个村里居住，形成一个相互来往的小团体。但这里离他上班的地方太远。早上跟他一起上班，我们需要走将近半个小时的路才到公交站牌，然后再昏昏欲睡地坐一个小时的公交车，才到达他的上班地点。我不用和他交谈，就知道他有多么热爱城中村，又有多么痛恨城中村。

但他们又不得不居住在城中村。对于有些人来说，这种“不得不”似乎演化成了一种爱。深圳虽然号称不再有农村，但仍然有类城中村的存在。三和就是一个这样的所在。在距离深圳市中心七公里外的这个地方，睡觉的铺位十五元一位，早餐只要两元，上网也是一元一个钟头。这大概是珠三角物价最便宜的地方。在90后作家苏怡杰发表在“正午”的文章里，三和被称为南方的童话。在这样的类城中村中，虽然大多是暂居的求职者，找到工作后，就会离开。但还有一些人，长期住在这里，并且享受着这种生活，被称为三和大神。这里童话般的不真实感，甚至也成为他们梦想的归宿地，成为他们的一种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中，城市人和农村人的身份在这里可以随意地转换，他们既能拥有农村生活的低廉成本，又能得到城市丰富的机会，享用便利的城市公共设施。这种城市与乡村的混合体满足了他们双重的愿望，纯粹的城市和纯粹的乡村都不能同时满足的愿望。他们对这样的乌托邦似乎是单纯的爱。但这里却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乌托邦。在这里居住惯了的人，三和大神们，既无法融入真正的城市，又无法返回他们的乡村。他们成为了被双重抛弃的人。

童话终有破灭的时刻，这样的乌托邦也不能永远存在。城市终究要消化掉那些吞在口里并且咽下的村庄。2017年6月12日，郑州被称为“小澳门”的庙李村拆迁结束，郑州城区也不再有大型城中村。那些热闹的城中村已成为了这个城市繁华城区的记忆。在这个都市村庄中居住过的人纷纷发文怀念。他们曾经既爱又恨的复杂情绪，因为已成为历史，而过滤去了恨，只剩下了含意复杂的爱。一座城市洗白了自己的身份，但在城市村居住过的人，无法完全洗白自己的记忆，让它们成为单纯的温暖或者清新。

这种复杂感受，只有在城中村租住过的人，才体会得最深刻。我也在这样的地方租住过几年。那时，朋友去拜访我，要不停地在狭窄的小巷里拐弯，以至于走过许多次之后，依然没有人认得路。我的一个诗人朋友曾在诗中把这些小巷比喻为城市的盲肠，也比喻为城市的裤裆。我自己当然不会迷路，但对我来说还有更多的麻烦：居住环境脏乱，经常性地停水，维修管道；上厕所要出门走上几百米；居住人员混杂，复杂，经常性地和传销团伙同居一院……我在这样的地方感受到过彻骨的孤独与寂寞，恐惧和心酸，落魄与伤感，但同时，它也曾经让我感到过独立和自由，坚强和勇敢。这是一种无比复杂的感觉，我曾经把它写到过我的文章和诗作里。恰恰是它们，而不是我后来居住的商业小区，承载了我最铭心刻骨、难以忘记的一段城市生活。

而那些在城市多年仍然寄居于城中村的打工者们，他们所体会到的，也许比我的铭心刻骨，还要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