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着马车去他乡
2021-12-23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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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着马车去他乡（散文）
文/李新立
1976年的春节已过，大地回暖。但年前的积雪还没有消融，在星辰映照下闪射着寒冷的白光。父亲领着我们一家人，踩着晨曦，出逃似的，悄无声息地走出了村庄。当时，平日里嚣张的狗们，集体吃了安眠药似的，竟然没有声张。那时，我不知道什么叫焦躁，也不想知道父亲要把我们带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只是隐约听说，我们要去另一个地方安家。家，就是有父亲、有母亲，还有兄长小妹，一起吃饭，一起吵吵闹闹。只要和大家在一起，就感到安全，内心踏实。
我们大手牵着小手，过沟，穿山，不知疲倦，天麻麻亮时，抵达了小镇。小镇还在沉睡，婴儿一般。我们都不说话，也不咳嗽，筒着手在公社大门前跺脚、走动，抵御初春清晨的寒冷。约摸一个小时后，一辆油漆斑驳的班车迎着一缕阳光驶入小镇。班车停在公社门口，乘客还没有下完，父亲赶羊似的把我和哥哥推上了车，司机从一侧的车门处跳了下来，把父亲肩上简单的行李放到了引擎盖上。稀里糊涂在指定的位置上座下后，因早上起得太早的缘故，我和哥哥又稀里糊涂入睡。醒来，已经是中午---我第一眼看到的静宁县城。
小城的全部印象只是一个车马店和一顿晚餐。旅社好像没有响亮的名字，只叫做“车马店”，大众化，易懂好记。一排瓦房，几十个从门窗上伸出来的半旧铁皮烟筒；零星出进的身穿棉袄、表情模糊的旅客；积雪消融时的流水、泥泞、马粪及尿臊气味；乱七八糟摆放在大院子里的马车。我没有看到骠悍骏马，但我知道那些马匹在北边的大棚里休憩。晚餐也是在旅社开办的食堂里解决，偌大的房间里，摆了许多布满油渍的木桌木凳，连水泥地面也积了一层油垢。就餐的人们，大都不擦拭一下就一屁股坐到木凳上。蒸汽在食堂弥漫，杂着各种难以分辨的调和味。烩面片一毛八分钱一碗，我把难吃的豆腐全部挑到了母亲的碗里，哥哥也把豆腐挑到母亲碗里。母亲说：“这些娃娃，多好吃的东西！”坐在母亲腿上的小妹，大眼睛瞅着我们的嘴巴，不时要把手伸进桌子上的碗里。
父亲说，我们明天，如果路上不滑，将坐马车去一个叫新店的地方。父亲的话刚完，哥哥们多少有些兴奋，我没有。马车，实在没有什么稀奇的地方，和1975年第一次看见“突突突”从路边驶过来的28型拖拉机比，拖拉机近乎粗野的声音和自动行走的恐怖，更让人难忘。“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也是在这一年，生产大队水利工程开工，一辆大板车由四匹马拉进村庄，车厢上装着从远处采来的石头，从我身旁过去，朝红旗招展的大战场走去。我当时觉得它就是用来运送石头的工具，就像我看见一只土狗从身边跑过一样，自然、亲切，实在没有什么奇异的感觉。如果有些许不同感受或者疑问，就是暗暗感慨那些用木头做成的辐条，它们瘦削的身材，是如何承受数十吨重压的！
在县城的车马店里，我想不起当晚和谁住在一起的，只想起临睡之前，父亲反复叮咛说：“好好睡，明日一早要乘马车赶路呢”。我们从老家带出来的行李很简单，但这些行李已经能够用在马车上。车厢上早就铺了一层厚厚的麦草，包裹衣服的包袱放在车厢中间，我们背靠着包袱坐在麦草上，两床红面子的棉被扯了开来，盖着我们的腿。我和哥哥没有唱歌，或许应该唱首什么歌。小妹很快在母亲暖和的怀抱中睡着了---她除了睡，就是哭，再是吃奶。父亲和母亲也没有说话，只有他俩知道离家的滋味，不说话也是有道理的。马车夫也不说话，两手筒在棉袄袖子里，长长的马鞭夹在腋窝下，盖在头上的棉帽子的两个耳朵耷拉着，随马车的行进节奏一闪一闪的。他背对着我们，看不清面貌，也就不知道该怎样称呼他，反正我们弟兄嘴硬，不喜欢见人就叫大叔大伯大婶什么的。当然，马车夫，应该称他为师傅，按当时最流行的称谓，或者该叫车把式。因为青松岭生产大队的赶车好手钱广和模范饲养员张万有都是有名的车把式。钱广的“三鞭子”和张大叔在青松岭生产大队村口的老榆树下沉着应对“三鞭子”的行为，都是优秀车把式的具体体现。
马车在山路上盘旋，一会儿左，一会儿右。一路上没有鸟呜，没有牛哞，声音很是单调，只有整齐的马蹄声，踏哧，踏哧，踏哧，还有我们弟兄使劲吸进清鼻的声音。初春阳光的影子显得单薄虚弱。温度不高，这一切让山阴处的积雪散发出挣扎的寒意。灰白色的山，与我们一起缓慢地前行，山顶上残败的土堡，极像没有咬到什么东西的残损的牙齿，一只、两只老雕，伏在土堡的破墙上，羽毛在山风中抖动。我们都知道，它们虽然一动不动，僵了一般，但深邃的眼睛肯定在瞄准着附近啃草的野兔。这些熟悉的景象，从眼前走过时，产生了巨大的催眠作用，太阳升高、温度回升时，我们弟兄又都睡着了。
“刚----”。我被沉闷、绵长地声音惊了醒来，一下子挺直了半个身材。马车在下山。我担心出现惊马时，马车夫有没有张万有大叔的那一鞭子本领？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们的马车夫十分镇定，没有任何事的样子让人放心了许多。马车顺利地下了山，小跑了起来。马车夫好像后背上长着眼睛，他说，其实赶马车不难，不是啥技术活儿，主要是马要好，尤其辕马，几乎所有的承重都在它身上，既要精壮，又要灵性，上山能出力，下山能撑住，载重能扛住。我们没有谁问他，他愿意说话，就让他说吧，说话是好事。当然，我从他的话语中可以猜出，他肯定也看过连环画《青松岭》。后来，我一知半解地了解到那一声“刚----”是刹车发出的声响。一辆马车，除了好辕马，还得有个好刮木---我们可以理解成一辆好车得有一副好刹车。刮木是马车的制动装置，装在车轮的轴承上，靠与车轮内侧的摩擦阻力减速，类似自行车车闸的胶片。
我似乎对车辆没有任何兴趣，即便是如今许多朋友的私家小车摆在眼前，也不会有“自己有一辆”的想法。虽然“我们是坐马车来的”，但由于不热爱车辆，便很快把马车忘记得一干二净。在那个叫新店子的村庄，我和哥哥一起玩耍、交朋友、上小学，日子过得平静、自在。我第一次见到了生长在土地上的辣椒、黄瓜、西红柿，还找到了许多好玩的地方。我们寄居在川道里的一座土堡里，土堡的东、南、北，是平展展的粮田，秋收时节，几百号子人摆在地里，高过金黄色的麦浪。他们卷起裤子，头戴草帽，漫着“花儿”，成熟的小麦便倒在身后。茬耕时，几辆“东方红”牌28和55型拖拉机一字摆开，烟筒冒着圈儿，土地打着滚儿。如果放学回家，拖拉机们还没有回到农机站，可以坐在驾驶室里，过过安逸行走的瘾。土堡的西边，是一条在史料上可以查考得到的葫芦河，大多数日子里，河床宽阔，河水平缓。一场雷雨过后，暴涨的河水将河床上的沙子细细抚摸过几遍，太阳照照，热风吹吹，河床就变得平整、松软。民兵经常在这里集合，唱着《打靶歌》开练，报数、立正、稍息，向左、向右、向后转，卧倒、匍匐前进，结束后，唱着《打靶归来》回去。河岸被洪水冲刷得整齐而且瓷实，我们弟兄学着当地小朋友样子，将凝结在一起的沙子扳下一块，用石头慢慢打磨成自己喜欢的小条块，磊起自己喜欢的房子，或者什么都不像的建筑。我相信这是很快乐的生活。
总体上来说，我对新生活、新环境有一种亲近感，主要是当地人并不拒绝我们这些迁移来的外地人。偌大的土堡里，还住着一户姓苟的人家，他们一家五口，经常下地耕作，空旷的院落里，只有母亲守候，幸好还有我唯一的小妹，绕在她的膝前哭闹。闲暇时间里，母亲向苟家老人学会了做秫秫面摊馍---我的老家，土地不产这种粮食。我们弟兄上学时，就可以带上这种枣红色的、蓬松发涨的摊馍作早餐。苟家三叔平易近人，他把豆芽煮熟了，放上厚厚的辣椒，喊我品尝，说辣椒越多越解馋。我吃了，果然辣得满嘴生香，停下嘴巴，则辣得悠长。小学的带课老师，一位刚近三十的年青人，语文、算术、音乐、美术无所不能，叫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也经常来我家走动，不是那种工作性质的家访，而是串门。他向我的父亲谈我们弟兄的学习情况，比如说起过我的一篇美术作业，夸我有理想，将来会有出息的，至少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拖拉机手。那只不过是一篇不得不完成的作业而已，是用蜡笔在一张白纸上涂了一张红色的拖拉机，没有一点立体感，显得十分稚气，连现在的幼儿园小班孩子的作业都不如。但当时我从父亲的眼睛里看到了赞许和满意。可惜我辜负了这句话，并没有成为那时人们眼热的拖拉机手，甚至，连作当时最革命的张大有式的车把式的想法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1976年晚秋，大地萧瑟。我们没有乘着马车回家，而是搭乘拖拉机，翻山，过河，回到了老家，在村子中心的瓦窑坪上下车。时光短暂的异地生活，没有拣回什么，却丢失了不少，比如居舍。父亲和母亲去寻找一家人可供落脚的地方，我和哥哥在瓦窑坪上守着那些居家用品，面对乡亲的多个关切询问，显得手足无措。我相信这句话：孩子是一张白纸。是的，虽然在他乡生活了只有八九个月时间，可我连乡音都改了，变得叫老家人觉得难听、难懂。终于，约摸两个小时后，父亲和母亲回来了。在生产大队的帮助下，我们住进了村里的养猪场，一住就是两年。那时，经常有饿狼出没，在养猪场，我曾经在深夜被猪的残叫声惊醒；我还目睹了每年腊月杀过年猪的情景，猪的喊叫声弥漫了半个村庄。
谁也拒绝不了衰老。现在，当年带我们流浪的父亲，已经78岁高龄，他虚弱的身体，经常艰难而又执着地晃动在小城的一条巷子里。他再也不想提及以前的人和事，只用现实的目光打量着我们这些奔波劳顿的子女们。数十年过去了，我也由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长成了世俗、固执的中年人，那些往事，不但没有淡出记忆，反而愈加清晰了起来。那些诸如失业、低收入、负债一类的词语，不断走进我的生活。一天深夜，我突然想起了马车这个业已消失了的运输工具，突然有了做马车夫的冲动。我只是想驾着它，选择春暖花开时节，走在去遥远的他乡的路上。我坐在前面，不时扭头看着车箱上的老婆孩子。他们靠在不多的家什上，脸上一片安详宁静。挂在马脖子上的铃铛，一路走，一路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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