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来的怀念
2021-12-23叙事散文敬一兵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8 03:15 编辑
很久没有想起藏穆了。他时隔三十多年后再次出现在我的记忆里时，照样带来了标本馆楼前斜坡上，长得十分茂盛的滇橄榄的绿色和清香气息。他不像我生活中接触的一……
很久没有想起藏穆了。他时隔三十多年后再次出现在我的记忆里时，照样带来了标本馆楼前斜坡上，长得十分茂盛的滇橄榄的绿色和清香气息。他不像我生活中接触的一……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8 03:15 编辑 <br /><br /> 很久没有想起藏穆了。他时隔三十多年后再次出现在我的记忆里时，照样带来了标本馆楼前斜坡上，长得十分茂盛的滇橄榄的绿色和清香气息。他不像我生活中接触的一些人，天天可以想起，但想起后就索然无味了。只要滇橄榄不死，藏穆的味道就不会消散。这确实让我很吃惊。他在我的记忆中，被生活的琐事和抑郁症带来的袭扰压在了大脑沟回的最深处了。很想读读他充满了文学色彩的科研论文，突然发现他已经有四年多没有写东西了。这不符合他的习惯。我打电话向云南的朋友问询，才知道藏穆的灵魂抛下他八十岁的肉体已经四年多了。
没有机会去昆明油管桥见藏穆最后一面，就是有机会也不想去见他最后一面。我害怕藏穆遗容中衰老、沧桑和沉重的成分，会悄悄爬进我的脑袋，损坏他在我记忆里永远五十岁不会衰老不会陈旧的形象。也害怕他撒手人寰的事实会伸出无情的手，掐断他在我记忆中行走的道路。我希望他继续蛰伏在我的记忆里，只是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被我生活的琐事和抑郁症带来的袭扰压在记忆的底层，让我尴尬愧疚让他失望。
我和藏穆相识在1982年的夏季。在通往昆明植物研究所标本馆大楼的路上，绿油油的滇橄榄枝条伸进了我的眼帘，也伸进了我眼帘中的天空里。因为滇橄榄的映衬，红土高原夏季的一个午后阳光显得特别温柔，金黄的色泽富有水质的感觉也很丰腴，就连穿过滇橄榄的枝叶间隙投在我身上和地上的光斑，从轮廓到线条也都是圆润与弯曲的。我一边走一边看滇橄榄背后的标本馆大楼，对坐在这幢大楼的某间办公室里的藏穆是个什么模样，见面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设想了很多种情景。我唯独没有想过的是，一个风光明媚的下午，就会决定我一生的性格走向。
走进藏穆的办公室兼标本鉴定室，藏穆马上起身迎候。没有客套也没有繁缛礼节的过场。他吩咐助手搬来椅子让我们坐下后，立马就将话题切入到主题。年轻人有宏大的志向是好事情，只是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考研究生上面了，其实踏踏实实专注地做点事情，像司马迁那样一生埋头在史记中，比什么都重要。他说话的时候，从窗户外面投进来的阳光照在他穿的白大褂上面，使得胸口上写了“昆植”的两个红字很醒目，也让他背后桌子上的显微镜和堆放的外文书籍，还有几个盛放真菌标本的塑料盒有了油画的那种层次感。阳光和藏穆房间里的东西相互配合在一起，没有让他的研究变得出人意料的神秘和复杂，反而明晃晃地折射出了藏穆正在用外文书籍、标本和显微镜与阳光与时间赛跑的细节。
我坐在他助手的办公桌旁。桌子的玻璃板下面压了一张巴掌大的白杨树树皮。树皮背面朝上，上面有毛笔写的“入木三分”四个歪八斜扭的字。藏穆见我凝视此物，笑呵呵说可惜一物不能送二主，否则我就把它送给你了。穿过满房间的书籍味道和标本散发出来的清香，五十岁的藏穆并不晓得，他的话此刻正在入木三分地刻录到我这张肉质的白杨树皮上。他可能也不晓得，我这个二十二岁锋芒毕露好高骛远的人，因为对他的字体嗤之以鼻，从而也对他的副研究员身份不以为然。
这应该是我第一次把藏穆当成标本看待的印象。直到一年后我俩第二次相见时，他当着他身边一大群外国真菌学家的面，也当着坐满了一车我所在研究所同仁的面，大声喊叫道一兵，一兵，你下来，下午我就把这些外国专家交给你了，你陪他们去西山考察并给他们做好翻译工作。当时坐在我身边的研究所所长就对我说，你看你多幸福，藏先生如此器重你，上次他和我在一个学术会议上还专门打听你的近况呢。如是的情形当时真的让我很感动也很惭愧。我对藏穆不以为然把他当标本看待的时候，他却把我当成了人才当成了朋友。我想我就是从那个时候才突然意识到，隔着门缝看人，主观臆断依凭自己的好恶来判断一个人，是一件十分危险和错误的事情。
在我的记忆里，藏穆还在迈着方步，双手背在屁股后面朝着前方走去。他的前方，是丽江行政公署招待所的一幢二层楼的小别墅。小别墅的旁边连着一幢同样是二层楼的普通楼房，当时我在丽江考察时就住在那里。我从房间里出来去饭厅，他吃完饭从饭厅回房间，我俩在过道上相遇了。我喊了一声藏先生，并没有主动伸出手去握握他的手。他点点头算是答复，然后有气无力说我知道你们在丽江，我刚从横断山脉回来。我给你的信收到了吗？我说收到了。我本以为他会就信的事情和我说点什么，但他却只说了句收到就好的话后就走进别墅了，只留下一阵风在他的屁股后面和我半天回不过神的脸庞之间吹拂。说老实话，当时我还真有点生气。不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嘛，虽然算得上是我的长辈，但也犯不着在小辈子的面前摆谱嘛。当时为了发泄自己被人忽略的不满，我再次把他写给我的信中那些歪八斜扭的字，连同这些字所驮载的不考硕士研究生怎么样？考上了博士研究生又怎么样的意思，从信笺上揪到我的脑袋里狠狠嘲笑和批驳了一番。很长时间过去了我没有给他回信，也没有去拜望过他。事后从他的助手那里得知，当时藏穆在横断山脉考察时，因为海拔高导致他缺氧触犯了他的心脏病复发。如果不是及时吃了救心丸和从高山撤回到丽江，说不定他已经去见他早已过世的恩师戴芳澜先生了。
我对藏穆的记忆每次走到这个环节，都会发生卡壳。因为卡壳，我就知道这是我曾经的恶习在提醒我，由于主观、自私、妄自尊大和不懂换位思考，我的恶习让我与周围火热的生活有着多么深的隔阂。但自责归自责，藏穆也是该被我在心里面虐待一下的。当时我确实是这样认为的。因为他做事喜欢独断，就如同他给那些不会说话的真菌命名，只有他自己晓得是依据了什么标准这样命名的。至于那些被他以新物种命名的真菌，从芸芸众生之中划分出来的时候，他给它们之间制造的种族隔阂他有没有反思过我就不得而知了。但愿真菌永远不会说话，但愿永远无人过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短板，因为自己的短板，特别是对自己的短板还非常痴迷和自信，那就离心态的衰老不远了。当然，藏穆心态衰老的情况不多也不会频繁出现。和他比较反而是我未老先衰了。我常常以自己扭曲的认识，把幸福和甜蜜从我的身体里挤压出去了。
很多时候，人们都认为白内障和失明比近视眼更加可怕。但我和藏穆相处的过程却让我逐渐发现，结果恰恰相反。眼不见心不烦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眼不见就不会乱想乱说乱做。从这个角度来说，藏穆为人处世和独断行事的风格，应该是和他的经历相关的，也应该是对我近视眼的认识态度的一次次挑剔。臧穆是什么时候提拔为研究员的我并不清楚，我仅仅晓得1953年毕业于东吴大学生物系的他是一个高材生，在南京师范大学任教后对真菌痴迷，调至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从事真菌系统学、生态地理学、外生菌根及其应用等领域的研究一直到死为止。作为高职称的学术带头人，获得过中科院科技进步特等奖及国家科学进步二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和美国田纳西大学访问学者，在他的前面是等待他去填补空白的广阔无垠的科学世界，在他的后面是一大群嗷嗷待哺的学子。他是有资格挑剔我的，也有资格独断专行的。当然我说的独断不是垄断也不是操办，而是一种事后可以证明他英明的举措。
他的儿子比较逆反。对子承父业一说没有一点兴趣和自觉性，好像他生下来只是为了证明他父亲的英明。高中毕业后，藏穆送他的儿子去参军，据说藏穆的同事和助手们当时都用惋惜的眼光看着他是如何残忍对待自己儿子的。1978年从西南地区当兵的，一般都直接编入14集团军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在战场上他儿子表现英勇无比，立下了战功。儿子凯旋没有在子夜，没有在阳光明媚的藏穆的家中，而是在收音机里。我在收音机里听见了他儿子的消息后，为藏穆的儿子自豪，也为藏穆教子有方的英明自豪，但更多的还是在突然间明白了他对我一次次挑剔的良苦用心所在。他在给我的那封信里说：你不考研究生怎么样？就算你考上了PH?D（博士）又怎么样呢？之前我对他的话不以为然，对他写的字也不以为然。事后证明这是我的浅薄也是我的无知。就拿他写的字来说，看上去歪八斜扭的，其实不然，那字体可谓是最正宗的板桥字体了，没有研究没有深厚的修为是写不出来的。
我和藏穆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广州，也是夏季。那是中国林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共同举办的一次学术交流和研讨讲习会。会议期间我的老毛病又犯了。我对那些比规定在了流水线上的产品还要机械的研究方法嗤之以鼻都不说了，我经常对中方的一些年轻学子们的英语发音加以羞辱并公开表示鄙视也不说了。我只想说说我在整个会议期间都是心猿意马的，脑袋里想的是那个时候颇为时髦的广州黑市上出现的精工牌镀金手表，还有占据了人们夜晚主要时间的粤语版的电视连续剧霍元甲。因为看电视影响了别人的探讨和休息，自己没有一点悔过的表现，反而还肆无忌惮用霍元甲的口吻讥讽别人。结果别人没有被我讥讽倒，自己却发高烧先倒在了别人的面前。藏穆晚上到我的房间来看我，还买来了水果。当然，被我讥讽过的人也来看过我。我的脸顿时就红到了脖子根。他们都以为是我发高烧的表现，其实只有我自己明白，是我羞辱和尴尬的表现。
藏穆坐在我的床边，用手在我额头上试了试温度，对我说不用着急，要吃药要多喝点水，让心静下来，慢慢就好了。眼泪花在我的眼眶内好几次都差点滚落出来。第二天晚上，会议组织了一个自由恳谈活动，还专门喊我带病也要到场，哪怕就是只呆上几分钟也好。我明白这是会议主办方关心我，担心我一个人躺在房间里感到孤单。那是我迄今最难忘怀的一个恳谈会了。见我来到了会议室，藏穆起身手指我对澳大利亚的学者用英语说，他叫敬一兵，是我见过的最有个性也最有想法的年轻学者。他和我用英语对话，还和我探讨过真菌分类命名与种族隔离问题。发现我像女娃娃那样不好意思了，藏穆才把话题转开，给大家讲了虎奶菌的故事，然后还即兴用英语演唱了世界名歌雪绒花。悠扬的歌声把我带到了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上，也把我带进了藏穆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里了。
藏穆擅长书画，喜欢集邮，爱好古董。他的科研论文都是他自己亲自插图并总是穿插进很多文学典故，读后让人回味无穷。他的歌声和他的书法及其绘画，已经超越了多才多艺的层面。我的生命由食物唤醒，我的意识由他的多才多艺激励。这种美感和享受，只能意会难于言表。一个研究自然科学的人，还具有书画，集邮和古董方面的渊博知识又不将之炫耀，只能说明他的多才多艺代表了他的审美和情态取向。情态必须养自于阅历，阅历必须养自于时间。因此，在广州的时间中，在我一生的时间中，我在藏穆面前是没戏可唱的人。
如今他抛弃了自己的肉身，任由灵魂携带着重新回到了幽深幽黯的泥土帝国当中去了，回到了曾经被他制造过种族隔离的真菌世界里了。他过去给我写的那封信，本来可以变成他继续活在我生活现实中的一种方式，可惜在我缺席昆明二十多年中的某一天，被我的父亲当成垃圾，连同我的衣服裤子一起扔掉了。现在我也用不着替我的父亲来给藏穆致歉了。我的父亲也在三年前过世了。估计在天国里，我父亲与藏穆说不定还会见面的。至于见面后他怎样给藏穆说这件事情，那就看他自己的了。
我现在也到了当年藏穆的那个年龄段了，再加上我感觉自己得了抑郁症，所以在感官，包括生理和心理的感官退化迟钝的同时，反而是回忆的细胞功能越来越活跃了。譬如最近时不时就要出现短暂的精神恍惚，也不知道自己的眼睛是睁开抑或闭起的，只是觉得身体很轻，一晃便飘到了过去的旧时光里了。觉悟不分快慢，纪念不分早迟。作为忘年之交的朋友，我想藏穆是不会计较我很难得喊他先生的烂德行，也不会计较我这份迟来的怀念。
没有机会去昆明油管桥见藏穆最后一面，就是有机会也不想去见他最后一面。我害怕藏穆遗容中衰老、沧桑和沉重的成分，会悄悄爬进我的脑袋，损坏他在我记忆里永远五十岁不会衰老不会陈旧的形象。也害怕他撒手人寰的事实会伸出无情的手，掐断他在我记忆中行走的道路。我希望他继续蛰伏在我的记忆里，只是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被我生活的琐事和抑郁症带来的袭扰压在记忆的底层，让我尴尬愧疚让他失望。
我和藏穆相识在1982年的夏季。在通往昆明植物研究所标本馆大楼的路上，绿油油的滇橄榄枝条伸进了我的眼帘，也伸进了我眼帘中的天空里。因为滇橄榄的映衬，红土高原夏季的一个午后阳光显得特别温柔，金黄的色泽富有水质的感觉也很丰腴，就连穿过滇橄榄的枝叶间隙投在我身上和地上的光斑，从轮廓到线条也都是圆润与弯曲的。我一边走一边看滇橄榄背后的标本馆大楼，对坐在这幢大楼的某间办公室里的藏穆是个什么模样，见面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设想了很多种情景。我唯独没有想过的是，一个风光明媚的下午，就会决定我一生的性格走向。
走进藏穆的办公室兼标本鉴定室，藏穆马上起身迎候。没有客套也没有繁缛礼节的过场。他吩咐助手搬来椅子让我们坐下后，立马就将话题切入到主题。年轻人有宏大的志向是好事情，只是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考研究生上面了，其实踏踏实实专注地做点事情，像司马迁那样一生埋头在史记中，比什么都重要。他说话的时候，从窗户外面投进来的阳光照在他穿的白大褂上面，使得胸口上写了“昆植”的两个红字很醒目，也让他背后桌子上的显微镜和堆放的外文书籍，还有几个盛放真菌标本的塑料盒有了油画的那种层次感。阳光和藏穆房间里的东西相互配合在一起，没有让他的研究变得出人意料的神秘和复杂，反而明晃晃地折射出了藏穆正在用外文书籍、标本和显微镜与阳光与时间赛跑的细节。
我坐在他助手的办公桌旁。桌子的玻璃板下面压了一张巴掌大的白杨树树皮。树皮背面朝上，上面有毛笔写的“入木三分”四个歪八斜扭的字。藏穆见我凝视此物，笑呵呵说可惜一物不能送二主，否则我就把它送给你了。穿过满房间的书籍味道和标本散发出来的清香，五十岁的藏穆并不晓得，他的话此刻正在入木三分地刻录到我这张肉质的白杨树皮上。他可能也不晓得，我这个二十二岁锋芒毕露好高骛远的人，因为对他的字体嗤之以鼻，从而也对他的副研究员身份不以为然。
这应该是我第一次把藏穆当成标本看待的印象。直到一年后我俩第二次相见时，他当着他身边一大群外国真菌学家的面，也当着坐满了一车我所在研究所同仁的面，大声喊叫道一兵，一兵，你下来，下午我就把这些外国专家交给你了，你陪他们去西山考察并给他们做好翻译工作。当时坐在我身边的研究所所长就对我说，你看你多幸福，藏先生如此器重你，上次他和我在一个学术会议上还专门打听你的近况呢。如是的情形当时真的让我很感动也很惭愧。我对藏穆不以为然把他当标本看待的时候，他却把我当成了人才当成了朋友。我想我就是从那个时候才突然意识到，隔着门缝看人，主观臆断依凭自己的好恶来判断一个人，是一件十分危险和错误的事情。
在我的记忆里，藏穆还在迈着方步，双手背在屁股后面朝着前方走去。他的前方，是丽江行政公署招待所的一幢二层楼的小别墅。小别墅的旁边连着一幢同样是二层楼的普通楼房，当时我在丽江考察时就住在那里。我从房间里出来去饭厅，他吃完饭从饭厅回房间，我俩在过道上相遇了。我喊了一声藏先生，并没有主动伸出手去握握他的手。他点点头算是答复，然后有气无力说我知道你们在丽江，我刚从横断山脉回来。我给你的信收到了吗？我说收到了。我本以为他会就信的事情和我说点什么，但他却只说了句收到就好的话后就走进别墅了，只留下一阵风在他的屁股后面和我半天回不过神的脸庞之间吹拂。说老实话，当时我还真有点生气。不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嘛，虽然算得上是我的长辈，但也犯不着在小辈子的面前摆谱嘛。当时为了发泄自己被人忽略的不满，我再次把他写给我的信中那些歪八斜扭的字，连同这些字所驮载的不考硕士研究生怎么样？考上了博士研究生又怎么样的意思，从信笺上揪到我的脑袋里狠狠嘲笑和批驳了一番。很长时间过去了我没有给他回信，也没有去拜望过他。事后从他的助手那里得知，当时藏穆在横断山脉考察时，因为海拔高导致他缺氧触犯了他的心脏病复发。如果不是及时吃了救心丸和从高山撤回到丽江，说不定他已经去见他早已过世的恩师戴芳澜先生了。
我对藏穆的记忆每次走到这个环节，都会发生卡壳。因为卡壳，我就知道这是我曾经的恶习在提醒我，由于主观、自私、妄自尊大和不懂换位思考，我的恶习让我与周围火热的生活有着多么深的隔阂。但自责归自责，藏穆也是该被我在心里面虐待一下的。当时我确实是这样认为的。因为他做事喜欢独断，就如同他给那些不会说话的真菌命名，只有他自己晓得是依据了什么标准这样命名的。至于那些被他以新物种命名的真菌，从芸芸众生之中划分出来的时候，他给它们之间制造的种族隔阂他有没有反思过我就不得而知了。但愿真菌永远不会说话，但愿永远无人过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短板，因为自己的短板，特别是对自己的短板还非常痴迷和自信，那就离心态的衰老不远了。当然，藏穆心态衰老的情况不多也不会频繁出现。和他比较反而是我未老先衰了。我常常以自己扭曲的认识，把幸福和甜蜜从我的身体里挤压出去了。
很多时候，人们都认为白内障和失明比近视眼更加可怕。但我和藏穆相处的过程却让我逐渐发现，结果恰恰相反。眼不见心不烦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眼不见就不会乱想乱说乱做。从这个角度来说，藏穆为人处世和独断行事的风格，应该是和他的经历相关的，也应该是对我近视眼的认识态度的一次次挑剔。臧穆是什么时候提拔为研究员的我并不清楚，我仅仅晓得1953年毕业于东吴大学生物系的他是一个高材生，在南京师范大学任教后对真菌痴迷，调至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从事真菌系统学、生态地理学、外生菌根及其应用等领域的研究一直到死为止。作为高职称的学术带头人，获得过中科院科技进步特等奖及国家科学进步二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和美国田纳西大学访问学者，在他的前面是等待他去填补空白的广阔无垠的科学世界，在他的后面是一大群嗷嗷待哺的学子。他是有资格挑剔我的，也有资格独断专行的。当然我说的独断不是垄断也不是操办，而是一种事后可以证明他英明的举措。
他的儿子比较逆反。对子承父业一说没有一点兴趣和自觉性，好像他生下来只是为了证明他父亲的英明。高中毕业后，藏穆送他的儿子去参军，据说藏穆的同事和助手们当时都用惋惜的眼光看着他是如何残忍对待自己儿子的。1978年从西南地区当兵的，一般都直接编入14集团军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在战场上他儿子表现英勇无比，立下了战功。儿子凯旋没有在子夜，没有在阳光明媚的藏穆的家中，而是在收音机里。我在收音机里听见了他儿子的消息后，为藏穆的儿子自豪，也为藏穆教子有方的英明自豪，但更多的还是在突然间明白了他对我一次次挑剔的良苦用心所在。他在给我的那封信里说：你不考研究生怎么样？就算你考上了PH?D（博士）又怎么样呢？之前我对他的话不以为然，对他写的字也不以为然。事后证明这是我的浅薄也是我的无知。就拿他写的字来说，看上去歪八斜扭的，其实不然，那字体可谓是最正宗的板桥字体了，没有研究没有深厚的修为是写不出来的。
我和藏穆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广州，也是夏季。那是中国林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共同举办的一次学术交流和研讨讲习会。会议期间我的老毛病又犯了。我对那些比规定在了流水线上的产品还要机械的研究方法嗤之以鼻都不说了，我经常对中方的一些年轻学子们的英语发音加以羞辱并公开表示鄙视也不说了。我只想说说我在整个会议期间都是心猿意马的，脑袋里想的是那个时候颇为时髦的广州黑市上出现的精工牌镀金手表，还有占据了人们夜晚主要时间的粤语版的电视连续剧霍元甲。因为看电视影响了别人的探讨和休息，自己没有一点悔过的表现，反而还肆无忌惮用霍元甲的口吻讥讽别人。结果别人没有被我讥讽倒，自己却发高烧先倒在了别人的面前。藏穆晚上到我的房间来看我，还买来了水果。当然，被我讥讽过的人也来看过我。我的脸顿时就红到了脖子根。他们都以为是我发高烧的表现，其实只有我自己明白，是我羞辱和尴尬的表现。
藏穆坐在我的床边，用手在我额头上试了试温度，对我说不用着急，要吃药要多喝点水，让心静下来，慢慢就好了。眼泪花在我的眼眶内好几次都差点滚落出来。第二天晚上，会议组织了一个自由恳谈活动，还专门喊我带病也要到场，哪怕就是只呆上几分钟也好。我明白这是会议主办方关心我，担心我一个人躺在房间里感到孤单。那是我迄今最难忘怀的一个恳谈会了。见我来到了会议室，藏穆起身手指我对澳大利亚的学者用英语说，他叫敬一兵，是我见过的最有个性也最有想法的年轻学者。他和我用英语对话，还和我探讨过真菌分类命名与种族隔离问题。发现我像女娃娃那样不好意思了，藏穆才把话题转开，给大家讲了虎奶菌的故事，然后还即兴用英语演唱了世界名歌雪绒花。悠扬的歌声把我带到了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上，也把我带进了藏穆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里了。
藏穆擅长书画，喜欢集邮，爱好古董。他的科研论文都是他自己亲自插图并总是穿插进很多文学典故，读后让人回味无穷。他的歌声和他的书法及其绘画，已经超越了多才多艺的层面。我的生命由食物唤醒，我的意识由他的多才多艺激励。这种美感和享受，只能意会难于言表。一个研究自然科学的人，还具有书画，集邮和古董方面的渊博知识又不将之炫耀，只能说明他的多才多艺代表了他的审美和情态取向。情态必须养自于阅历，阅历必须养自于时间。因此，在广州的时间中，在我一生的时间中，我在藏穆面前是没戏可唱的人。
如今他抛弃了自己的肉身，任由灵魂携带着重新回到了幽深幽黯的泥土帝国当中去了，回到了曾经被他制造过种族隔离的真菌世界里了。他过去给我写的那封信，本来可以变成他继续活在我生活现实中的一种方式，可惜在我缺席昆明二十多年中的某一天，被我的父亲当成垃圾，连同我的衣服裤子一起扔掉了。现在我也用不着替我的父亲来给藏穆致歉了。我的父亲也在三年前过世了。估计在天国里，我父亲与藏穆说不定还会见面的。至于见面后他怎样给藏穆说这件事情，那就看他自己的了。
我现在也到了当年藏穆的那个年龄段了，再加上我感觉自己得了抑郁症，所以在感官，包括生理和心理的感官退化迟钝的同时，反而是回忆的细胞功能越来越活跃了。譬如最近时不时就要出现短暂的精神恍惚，也不知道自己的眼睛是睁开抑或闭起的，只是觉得身体很轻，一晃便飘到了过去的旧时光里了。觉悟不分快慢，纪念不分早迟。作为忘年之交的朋友，我想藏穆是不会计较我很难得喊他先生的烂德行，也不会计较我这份迟来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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