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棵水稻的现代属性

        一
        我长久地注视一棵稻子，却未看清露水是如何爬上它衣襟的。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同时，又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每天从它跟前走过，却弄不明白它何时完成了灌浆，小小的秧苗突然蹿得那么高，还结出了金黄的谷粒。往日禾苗青涩，穗叶高举，此刻低垂着头颅，它们更迭得那么快，让人难以察觉，而我，似乎总处在某种恍惚之中，正如那沉甸甸的稻穗，在晚风中左右摇晃。   
        无从确定，是我当时遭遇的最大困境。首先，我不能确定自己是在农村还是城市。我的宿舍在一片农田之中，春天，空气中飘荡着泥浆的气味，蛙鸣响彻夜空，秋天，鸣虫的叫声更加丰沛杂乱，如同闹市，让人难以成眠。可是，这片稻田里竖着不少烟囱，四周分布着低矮的厂房，盖石棉瓦，或者烂木板，隔那么一段距离耸立一座高大的写字楼。旧时的阡陌被现代公路所取代，只是那公路经常见不到一个人，车也极少，有也是大货车，稀稀落落地往来。大货车像我一样，很是孤独，走后，留下一溜烟尾气，颓废，无助，像长长的叹息。我的工作身份飘忽不定，一下是行政助理，一下是企业文化宣传员，一下又是质检监察员，此时，公司派我来巡视稻子的成熟程度与虫害情况——这份工作，连个固定称呼也没有。没人愿意接受这份差事，我要面对的不是一亩两亩庄稼，而是几百公顷的水稻田，放眼看去，渺无边际！我在田野中晃荡，像一个无业游民，很难确定我到底是一个农民，还是打工者。在田垄站久了，觉得自己成了一棵稻子，每日接受雨水与阳光的洗礼，这不得不使我成熟，最终像稻穗一样，低下沉重的头颅。这样的环境下，我不能不向现实低头。  
        这里是常德市经济开发区新产业园，我在一个以大米为加工对象的工厂上班，厂房在产业园的最边缘。
        为什么不直接说是大米厂？
        这并非出于羞愧，或者有意遮掩，怕别人说，一个本科大学生居然在大米厂混日子。这确实是一个大米厂，可又不是一个厂子那么简单，它是中国第一家上市的粮食企业，从事深加工。机械化的、大规模的甚至包括更远端的事业——高科技杂交水稻培植技术研究与推广，厂里还有博士后流动站。我应该叫它公司，而不是厂，它的名字本来就叫xxxx股份有限公司，除稻米之外，还有好几个其他产业。不过，这一切与我无关，我看见的是一片一片的稻田和一个一个装米车间。除了收割特殊期，我的日常工作主要是写一些工作总结以及企业文化宣传方面的文章，并抽空制作车间质检报表。在我看来，粮食是没有文化的，最大的文化就是让人吃饱了。在我老家，仍有不少人存在衣食问题。我理解不了报表上的那些指标，也不理解车间里的加工程序。工人们所做的事，只是让米变得美观一点、好看一点，让它们看起来不像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而是原本就属于城市的一员。抛光和打磨有损米的营养，可人们更愿意接受这虚假的现实，他们觉得过去的米不够光鲜。
        原粮清理、砻谷（也就是脱壳）、谷糙分离、未熟颗粒分离、白米分级、色选、抛光、配制（各种成分比例有配方）、包装，这是大米加工的九道程序。来此工作之前，我从未想过，一粒米要经过这么多工序才能走上饭桌。一直以来，我所看到的一棵水稻的生命之旅是这样的：将秧苗插到田里，生长四五个月，稻子成熟之后再收割回来，碾成白米，就是每天要吃的粮食。现在，它却有着如此复杂的现代属性。从一个车间，去到另一个车间，从一台机器，输送到另一台机器，这令我想到城市对人的改造。去掉粗糙部分，选出杂质，打磨棱角，装扮一新，使之看起来显得光鲜，这样一来，这个人就符合了现代生活的基本要求，混迹在人群中，看不出彼此间的差别。只有消除差别，才能说你融入了群体，而这正是我的难处。我的棱角太过分明，个性粗糙，体内杂质太多，又表现得过于明显，所有这些都有待加工，与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幼稚、傻逼，他们从来不会用“不成熟”这种斯文词汇。  
        每次去车间，都要经受莫大的折磨。厂房噪音太大，工人们穿着工作服，戴着口罩和帽子，站在各自的位置前，搬运工坐在叉车上来回运动。他们的声音被轰隆隆的机器声所屏蔽，动作是静态的，表情是无声的，麻木而焦虑，像一具具木偶，成了机器的一部分。他们只有编号，没有名字，也没有声音，看不到一丝生命体征。难怪，当小萍从流水线换到质量检查员的时候，激动得泪流满面。
        作为第二车间的质量检查员，小萍是我的工作下线。每隔两天，我们就要对接一次，两三个月之后，渐渐熟了。小萍的老家在本市一个很偏僻的县区农村，属大湘西范畴，是土家族，此前。我想象不到湘北居然还有这么偏僻穷困的山区，我以为，这里都是平原。小萍做事细心，性格也好，适合做质检工作。这比以前在流水线当包装员，轻松很多。她告诉我，她有一个比自己小两岁的弟弟，她以前成绩很好，可家里只能送一个人读书，她读到高二就辍学了，出来打工给弟弟挣学费。她的所有希望都放在弟弟身上，好在弟弟争气，如愿以偿地考上江南一所重点大学。小萍没去南方打工，却选择本市工资这么低的工厂，是因为家里还有一个重病在床的母亲，离得近，好方便照顾。小萍很喜欢文学，当她听说我是因为在刊物上发表过文章才被招进公司的，常来找我借书。有时，她会拿几首短诗来向我请教。这令她的车间小组长黎华很不满。黎华喜欢小萍厂里人都知道，原本，黎华跟我关系不错，隔三差五一起吃夜宵、喝啤酒，他在厂里口碑也很好，业务纯熟，是厂里最年轻的车间组长。因为小萍的事，后来每次碰面，他就横我一眼，去车间核实数据，也不给好脸色看。小萍说，她怕。黎华人高马大，像一个巨大的影子跟在她后面，小萍不喜欢这样的人。我也不喜欢。他的眼睛不该那么肆无忌惮地在小萍身上逡巡不止。   
         出于某种原因，每次小萍说到这个苦恼时，我总是有意回避。她以来找我的名义避开黎华，可我不能总陪她。我是有女朋友的，女朋友周末有时会来看我，我担心被女朋友误会，常常吃了晚饭，一个人偷偷出去。误入某个村子，天黑之后看不清路，一脚踩进水田，最后狼狈不堪地回来，是常有的事。更多时候，我沿铁路而行，这样可以避免迷路。
        铁路，是一个伤感的名词，它与理想沾亲带故，意味着背叛与奔跑，向未知延伸，以及其他种种可以发挥的想象。我在本地唯一一所三流大学读的本科，因为欠交学费，虽然毕了业，却得不到学校的通融，没拿到毕业证。这意味着我不能参加任何正规的招聘考试，公务员、老师、外企等最好的那类工作，都没有资格。我必须在这里干满一年半，拿到工资，赎回毕业证，才有其他选择。
  
        二
        独自在原野散步。有月亮的时候看月亮，没月亮的时候，只能看看脚下这片庄稼。晚风吹过，稻浪起伏不定，成熟的稻田像梵高笔下的油画，有暗流涌动。落日硕大，下降过程中发出轻微的摇晃，大地像一个巨大的断头台，一晃，就将火红的头颅斩落地下。

                              三
        黑夜降临，洞庭湖平原的某个腹地，我像一个幽灵，游荡在工业区之外。
         月亮出来得早，蒙蒙昧昧地挂在头顶，周围的一切都不大看得清楚，成群的蝙蝠在作低空滑行。火车从厂房背后穿过来，奔南中国而去，这令我想到了广州，又或者深圳。儿时的记忆，这两个地方是村里所有人发财的梦想地，年轻人都去那里打工，有的去了，挣了一些钱回来，有的一去不回，再也没见过，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月色洇浸，有蚂蚁爬过肌肤的感觉。在湘南老家，月亮很少这么早出现，村里四周有很大山阻隔，只有升得很高的时候，才能看见它，那时，它通常已经浑身金黄，非常亮堂了。而此时，平原上的月亮苍白得像一口痰，夜色是铺开过来，稀薄而大，它的大让人感到恐惧。当然，有时也会呈现出希望，像绝境中的否极泰来。总之，那么的令人不安。不像老家，那里是闭塞的，也是安妥的，人们看不到太多的远方，日子过得心安理得，吃饭、睡觉、干活、死去，不管贫穷，还是富贵，怎么都是一辈子。               
可我的处境跟他们不一样。
         那些日子我像得了癔症，发疯似地沿铁路线狂走。火车开过来时，发出“哐当，哐当”的巨响，它撞击着大地，也撞击着我心脏的内壁。所有火车都无视我的体重，它们从身边驰过时，刮出蛮横无理的风，将我重重摔倒在地。好在，我只是打了个趔趄，跌在了路边的茅草窝里，并没被铁轨轧成几截。我的脸被茅草的锯齿割破了，脚裸也被石头磕出一道口子，鲜血直流，但我并没停下脚步，那痛楚于我来说像一剂强心针，起到很好的提神作用。        
        夜色渐浓。云幕之后，月色苍白。
        火车上的人都很疲惫，他们坐着、趴着或者睡着，姿态慵懒，对我的跌倒无动于衷，当然，很可能他们根本就没看见我。车厢里开着灯，窗外那么黑，火车开得那么快，而我又那么渺小。偶尔有人将头贴在窗户上，朝我一瞥，露出惊讶的表情。他可能在担心，第二天报纸上会不会出现某人卧轨自杀的新闻。那人一定看出了我的心态，难道他跟我一样，也是内心暗淡，被雾霾所充斥的人？不然，他坐火车去那么远的地方干啥？我们都是在寻找——那光！
        一个不自由的人，即便站在广袤的平原，抬头看天，天也是逼仄的。夜色中挣扎的飞蛾啊，我能怎么帮你？只能熄灭那光——熄灭你心中的希望。站在铁路边，给一个叫毕亮的人发短信，他是我的师兄，现在在深圳，网上搜索的信息显示，他已经写出一些名气，在他那里我能得到认同感。可每次对话到最后，他总劝我要沉住气，因为外面，并，不，好，混！尤其对我这种单纯得像白纸一样的老实人来说。  
        考上大学那年，村里人得知我是去常德读书，都很高兴，虽然学校一般，可地方好。村里年逾九旬的老人告诉我，那里有一个大池塘，名字叫洞庭，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呐”，老人摇头摆尾颇具幽默感地唱道，惹得旁人一阵发笑。住在山里的人们，一生都在寻找一块三亩大的平整的田，在那里，他们只有梯田可以耕种。他们的命运就像自家的田埂一样，拐弯抹角，狭窄难走，很多人一辈子连县城都没去过。他们觉得能在这样的地方读书是莫大的幸福。我不止一次地听说，58年那回，苦日子没熬过去，村里饿死了十几个人。洞庭湖是粮仓，不可能饿死人。在他们的想象中，平原大概跟村里的晒谷坪差不多，到处堆满了粮食。可后来，他们听说我毕业后没去教书，而是在一家米厂上班，回村见了我，一个个神色古怪。时代变了，在村里人眼里，现在除了政府领导，只有老师是好职业，我念的是师范专业，却没当成老师，是不是在学校犯了错误？背地里流言像风一样四处传播，嘲笑声不断传入父亲和母亲的耳朵里。村里人至今都不相信读大学是要交学费的，大学生可是国家培养的人才啊，他们说。他们不信。大学哪有交学费的道理，隔壁村以前出过一个大学生，他从来没交过学费。至于不交学费就不发毕业证，就更没人信了。他们问，什么叫粮食企业？不就是米厂么？那么，你是管仓库的咯？我说，我们厂有老家粮站几百个那么大。他们吓了一跳，但还是心存疑惑，认为我在说假话，不大相信。      
         父亲很不高兴。读了大学，最后却还是和稻子打交道，跟种田有什么区别？父亲是个好面子的人。他说，读书人，就应该做一些读书人的事。不过，他也没办法，他刚生了一场大病，家里欠了一大笔债，正因为这，才没钱给我交学费。父亲说，等病好了，一定要来看看。世界上有那么大的大米厂？如果有，以前怎么会饿死人？父亲终究没能踏上我所在的城市。

                             四
        从铁路回来，已经八点，在公司厂房的前坪，我遇见了小萍。
        她满脸焦急，把路灯光踩得一片凌乱，看起来已经在那徘徊了许久，每次见到她，都是兵荒马乱的样子。这个拥有几个产业和十几个工厂，员工数千的大公司，只有我们俩爱看书。他们每晚都在宿舍打牌，啤酒花生，烟雾缭绕。周末，就在厂里的舞厅里唱歌喝酒，或者去市区找姑娘，这些我都不喜欢。看着我拿一本书转身离开，他们会在背后小声嘀咕一句：装什么清高，还他妈文学青年，有病！工业区离市中心有一个小时车程，除了农田，四周只有荒郊野地，冷落凄凉，他们如此打发时间并没有什么错，我的存在，就像掉在他们碗饭里的一粒沙子。
        每次，小萍还书给我，都会在书里夹一些小玩意。《活着》中夹两片苦艾，《许三观卖血记》夹的是一只紫色的蝴蝶，蝴蝶已经风干，露出被压扁的干燥的内脏，粉红色，样子依然光鲜，像一团橡皮泥。有一天，她拿着一封信，脸上笑开了花。她从信封里抽出一张照片告诉我，这就是我弟弟，他叫杨小岭。照片上的男孩比我高一截，起码有一米七五以上，阳光、帅气，他站在校园里的一棵大榕树下，像某部青春偶像剧的男主角。他们家基因真好，一对儿女都长得这么俊。
        接到来自老家的消息，说，父亲死了。也许是今天，也许是昨天，我搞不清他们是否说谎。我就像加缪笔下的那个局外人，这种重大消息也只能被外人告知。长久以来，因为所处的困境，我跟家里的联系不够紧密。父亲一直生病，大家已经习惯，此前没人想到他会真的死去。回家奔丧，三天未满，我的顶头上司，就是那个办公室主任兼综合部部长打电话来说，公司事情太忙，早点回来。这令我心有不忿，这回可算看清了他的面目，平日教这教那，看似古道热肠，原来只是想把那些琐事推到我身上，他便可以撒手不管。他的电话令我想起他那双老鼠一样小而凸出的眼睛，势利并带有轻蔑笑容的嘴角，活脱脱一个戏子模样。个头矮小，眉毛寡淡，留着像艺术家一样的披肩长发的他，在这件事上处理得一点也不艺术。就算他不打电话，我第四天也是要回去的，丧事只能请三天假，他暴露了自己。   
        刚回到厂里的那几天，煎熬，连着失眠，脑袋空空如也。野外，蛐蛐乱叫，嘶鸣不已。给父亲办丧事时，并不感到非常难过，此时，深处的那块领地突然塌陷了。父亲埋在我家对面的小山坡上，漫漫长夜，活在人群中的我尚如此孤独，父亲一个人在那边会怎么样呢？他才去，肯定还不习惯吧。父亲生前太硬气，做什么事都不惜命，有了病痛也死撑着，他觉得只要撑过去就会没事。年轻时，他不把疾病当回事，老了，疾病也就不把他当回事。  
                             
                              五
         深秋。稻子陆续收割，平原上鸟雀云集，除了少数种类，大多都不认识。这些鸟赶在粮食收割的季节从北方迁徙而来，为的就是这些粮食。从清晨到傍晚，四下喧嚣，这是一场盛大持久的集会。偶尔传来一声枪响，制造出一小段安静，只是很小的一段，很快热闹又会恢复。枪声是湖区的偷猎者发出的。数亿计的鸟，死一两只，根本引不起他者的注意，就好像父亲，世界上多一个人呼吸、少一个人呼吸，并不会改变地球的重量。有些鸟飞着飞着就消失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不见了，而天空颜色不变，平原永远坦荡。
         在湖区，稻子秸秆，要么烧掉，要么堆在一起，让它们自行腐化。湘南山区则不同，稻子秸秆要扎成小捆，然后找一棵结实的大树，在树杆上踩成草垛，储藏起来给耕牛过冬。这里不需要牛，耕田、插秧、杀虫、收割，全是机械化。现在是收割焦灼期，大家没工夫理会稻草，它们堆在田里，凌乱而高耸，像摆了龙门阵。天黑下来之后，我寻找回去的路，在里面七拐八弯，转得头晕脑胀。时有秋风吹过，不禁打个冷战，脚下不小心踢到什么东西，稻茬或者土坷垃，踉跄几步，惊起一群乌鸦。那些乌鸦站在草垛上，或蹲在旁边的白杨树上，与黑夜融为一体，分不清彼此。正因如此，当我听到另一种声音，竟以为也是乌鸦，走近了，才发现是两个人影。   
        若不是我阴差阳错从那里经过，及时出现的话，小萍会是怎样的遭遇可想而知。后来，我问她，你怎么那么傻，他的话也信，怎么能答应他到这么偏僻的地方来？小萍说，是啊，我真傻，真傻，黎华说他只抱抱，亲一下，没想到……她头发凌乱，衣裳不整，口齿也非常混乱。浑身沾满草屑的她，见了我死死抱住，趴在肩头泣不成声。我问，抱一下，亲一下，你就能答应？她说，不，不是这样的，你是不是看不起我？我没有说话。我怎么会看不起她？夜色浓密，我看不见她的表情。
        她一边哭一边说：“我只让你抱，再也不让别人抱了……”
       “我一直把你当妹妹看……”
       “我知道。”她哽咽。
        她哭得整个人几近虚脱，我的后背被她的眼泪打湿一大片。忘了小萍哭了多久，最后我是背着她回的宿舍。小萍说，她弟弟在学校和同学为一个女孩争风吃醋，把同学的脑袋打破了，要赔一大笔钱，不然就劝退。她的工资除了供弟弟上学、负责母亲的药费，一个月下来所剩无几。黎华答应借钱给她，她才同意出来。这个傻姑娘啊。
那晚，夜黑得深邃，窗外满天星斗，它们不停闪烁着光芒，像无数利刃刺破长空。我迟迟没有睡着，走廊对面，小萍房间里的灯整晚亮着。
        我决定替小萍找回公道，不能让她这么被欺负了。上午，要准备每月的例会材料，只能下午去。下午去到车间，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黎华做事走神，被机器绞断了一条胳膊，是平日最敏捷、干活最得力的右边胳膊。他用这只胳膊做事，用这只胳膊指挥下属，同时，也就是在昨天，还用这只胳膊撕开过小萍的衣服，可现在，它已不再属于他。车间地板上有一摊冻结发暗的血迹，人已经被送去医院，据说，一到医院那只胳膊就被锯掉了。  
        黎华出了事，我才知道虽然他是小组长，却还是临时工。临，时，工，多么令人惆怅而熟悉的称呼，它意味着不负责、逃避、顶包以及所有可以想象到的种种可能，只要需要的时候，它就会不失时机地出现。从报纸、电视以及人们的口中，各个角度将我们死死围住，像一群藏在暗处的杀手。所有人都可能是，那些便衣，站在打工第一线的人，似乎，我们临时活着！
        从未想过，黎华这个高大威猛的男人，竟然也是弱势群体——比我还要弱势，我签的是完整合同，而他却没买医保。如此一来，他们家就没有足够的钱给他治疗，厂里只同意给五万块，领导说，这已经是赔偿的最高额度，如果不是出于人道主义，根本没有这么多。黎华媳妇，一个三十岁出头、长相平平、满脸悲伤的农村女人，每天挂着眼泪来厂里闹事——不，不是闹事，是哀求。她用近乎乞讨的举动，多次给领导跪下。这个女人别无所长，最大的能力是能随时随地跪下来，她的双腿似乎是专为下跪而生的，难道，她之前专门练习过？否则，怎么会跪得那么纯熟而准确？最初，他们家的亲戚全员出动，气势汹汹地要找个说法，可是，当他们面对十几个荷枪实弹的警察以及一百多个身强体壮的保安——我不知道，我们公司为何突然多出了这么多保安——那些表面强硬的乡下亲戚，是那么的不堪一击。最后，只剩下那个女人，拉开了马拉松式的哭泣与哀求。     
        面对如此情形，之前我对黎华的恨意已渐次消失。黎华媳妇不知从哪里打听到，说黎华是因为小萍才酿成事故的。那个女人失去理智，不去找领导赔钱，却要和小萍拼命。小萍没法上班，一连几天堵在宿舍里。一个人受了强者的欺负，遭遇冤屈，没法找强者报仇，只能把怨气撒在比她更弱的人身上，这符合当下众多恶性报复事件的发生逻辑。职工宿舍不能让外人轻易进出，黎华媳妇被两个保安架起双臂，像风筝一样给扔了出去。这样，她只能守在工厂外，她不相信小萍永远不踏出厂门，她必须向她找回丈夫的另一只胳膊。小萍当然拿不出她丈夫的胳膊，那只胳膊已经彻底从人间消失了。
        小萍没法再在厂里呆，领导主动找小萍谈话，多给了她两个月工资，让她辞职。小萍决定远走他乡，去南方打工。临走之前，送给我一条围巾，她亲手织的。平时工作那么忙，没见她去买毛线，也没见她做这种活，不知道她什么时候织的这条围巾，显然，是老早就织好了的，直到现在才给我。湘北平原一到冬天风就大，寒风刺骨，我从小怕冷，身上有旧疾，温度一降，骨头便隐隐作痛，有时候痛得下不了床。冬天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难关，碰到外出监督收粮，更是难熬。小萍知道我的这一弱点和痛楚，偷偷织了这条围巾，藏了这么久一直不敢拿出来。我不知说什么，她心里是喜欢我的，这一点我知道，我对她也有好感，可她毕竟是我妹妹，永远都是。
        我把那本《活着》送给她，血一样红色的封面，像一团方形的火。
         “我们都要好好活着。”
          “嗯，好好活着。”她点点头回答。
         这一叶小小的浮萍不知飘向何方，不知今生是否还有机会相见。
                              
                               六
        12月底，领到工资和小额度的奖金，我从公司财务部出来，径直打了一辆的，从工业园飞奔市里，来到我的母校，将钱交上去，把毕业证赎了回来。那一刻，我知道自己自由了。
        毕业证，就像我的一张卖身契。为了它，我在一个完全不喜欢的地方呆了一年半，我的求学之旅总算画上了句号。当年，含泪送将我送出村口，一直想到我读大学的城市来看看的病父，已经离我而去。是的，他死于大学这场事故。看网上的新闻，农家子弟如此遭遇的并不是我一人，他们也像我一样挣扎着去读大学，砸锅卖铁、勤工俭学，他们的父亲像我的父亲一样，在这过程中老去，或者死掉。所有牺牲，只是为了不想继续做一棵生长在大山农田里的稻子，洗掉那粘在祖祖辈辈腿上的黄色的泥。用所有的家当和性命，去换取那一张证明书。拿到那张薄纸时，我猛然觉得这一切太不值当。
        拿回毕业证，手上已所剩无几。年关就要到了，我辞掉了工作，不知该不该回家过年。有人说，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看得出，可再久一点呢？就会胎死腹中！我不能在这座小城再耽搁下去，可是能去哪里呢？除了目前所在的小城，人生的头二十五年里，我从未出去走动过，在别的地方，我无人可以投靠。
        那一段，我常一个人到处转悠，在清晨或者黄昏，总之，是那些被人忽略的时间里。这座我读了四年大学，又工作了一年半的城市，我还并不太了解，我想好好看看它的样子，如果注定离开，也算留个念想。
        沅江边有一条著名的“常德诗墙”，整整三公里，全用石头砌成，像一条水上长城。我发现，住在诗墙边的人并不写诗，也不读诗，她们在干什么呢？他们在做人类最原始的生意。今天的沿安路是沈从文笔下的麻阳街，水上男人的福地，商人、水手和排古佬。现在，女人们住得更好了，打扮得也更入时，招聘小姐的消息公然贴在护栏和门柱上。站在公交站台等26路车的人总忍不住往店里张望一把，白天，除了几张招聘小姐的消息，他们什么也看不到。这座城市最柔软的部位依靠石刻这种坚硬的东西支撑着，不知道它还能支撑多久。   
          岁末，街上的人们来去匆匆，心神浮动。很多店子提前歇业了，只发廊依然热闹，门口停满了车。姑娘们来自哪里，是城市还是乡下？如果是乡下，她们回家过年么？那些男人在发廊进进出出，洒脱自如的样子我永远都学不会。虽然我和他们住在同一座城市，在同样的天空下，呼吸着同一种空气，经过差不多六年的时间，表面看似乎没什么差别了，可一旦提及“理想”“爱”“责任”这些抽象名词，我们的界限就显示出来了。我从门口走过，姑娘们并没有像拉住其他客人那样拉住我。她们看出了我内心的慌乱，我是来自乡下的一棵水稻，未经打磨抛光的原生态米粒，散发着大山深处的泥土气息。就此，我断定，她们跟我一样也是从乡下来的。在这座城市，除了职业，我和她们没什么差别……也许，她们是想赚足了钱再回家过年吧。
         我们都是为了活命，为了混一口饭吃——这人间粮食。
        天边雾色浓厚，呈铅麻色，那不是粮食，而是堆积的雪粒子，堆到一定程度，它们就会洒落下来。太阳一点温度也没有，假得像发光的冰，即将坠入地平线。在常德，除了落日似乎没有其他特别的景色值得一看。
         接到一个未知电话，号码显示是深圳的。“别在那个地方呆了，赶紧出来吧，我都能呆，你那么有才华，一定能…… 过完年，我弟弟也要来深圳了。”声音大方爽朗，自信满满，洋溢着跌宕的激情，虽然没报告姓名，但我还是听出了她是谁，她再也不是以前那个羞涩腼腆的姑娘了。
                              
                              七
         城门外，河水无声，光秃秃的柳枝在寒风中发出萧瑟之音。
         我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在这寒风凛冽的人间走动，我必须长成一棵树，而不是弱不禁风的水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