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的楷模
2021-12-23叙事散文潇湘渔父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8 04:36 编辑
做人的楷模在我师专读书的两年里,唯一没有大学文凭的老师是邓玉冰老师,然而说到人品,他又是我最服膺的一个,即使谈不上“高山……
做人的楷模在我师专读书的两年里,唯一没有大学文凭的老师是邓玉冰老师,然而说到人品,他又是我最服膺的一个,即使谈不上“高山……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8 04:36 编辑 <br /><br /> 做人的楷模
在我师专读书的两年里,唯一没有大学文凭的老师是邓玉冰老师,然而说到人品,他又是我最服膺的一个,即使谈不上“高山仰止,景行景止”,但他那种视功名为粪土,看钱财为糟糠的君子之风,却让我终身钦佩。
邓老师个头不高,典型的中等身材,稍嫌瘦削,皮肤白净,一口略带浏阳口音的长沙话,说起话来声音细腻,多少有点女腔的特点。邓老师的性格一点也不张扬,给人一种内敛的感觉,说话总是慢语轻声,让人听来很是舒服。
当我在师专读书时,因为老师与学生都少,所以师生关系都很亲切,来往频繁。论年纪他是语文组中最大的一个,当时已近五十,可他还是一个普通教师,既无职称,也无职务,可他却很淡然,一点也不在意。
说来他的家庭负担不轻,四个孩子都在读书,两边还有老的要关照,经济压力不小,然而你在他的脸上永远也看不到愁云,总是笑容满面,一副轻松的样子,既不叫苦,也不发牢骚。他们家的住房并不宽敞,全家六口人挤在两室一厨的小套间里。我们这些做学生的只觉得邓老师人好,特别容易亲近,因此有事没事总喜欢往他家跑,常常把他家挤得水泄不通,下棋的下棋,谈天的谈天,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毫无拘束。难得的是,师母与四个师弟、师妹都很通达、随意,一点也不嫌弃我们,每次都是热情地搬凳子、倒开水。有时人去得太多了,害得他家的人都没地方坐,只好靠墙站着,即便这样,他们一家子仍旧满面笑容,看不到半点厌烦的神色。看到这番情景,我们这些少不更事的学生才觉得不好意思,于是说:“对不起,打搅了。”这才起身离去。
邓老师教的是现代汉语。大概因为旧学出身的关系,他比较长于语音,尤其对于音韵一道颇为熟谙,诸如古音与今音、尖音与团音、清音与浊音的差别,以及从上古到现在汉语音韵的发展与变化,等等,讲授起来如数家珍。他平日虽不讲普通话,但讲起语音来却字正腔圆,从声母、韵母到声调,都念得极为准确。七八年后,他还兼教逻辑,并办起了逻辑培训班。他虽多年从事现代汉语的教学,但他总认为自己不是科班出身,在汉语方面缺少系统训练,所以他从不以行家自居。与此同时,他对学生中的佼佼者却特别看重。七七级中有一个学生,汉语学得特别好,又特别喜欢研究问题。这个学生与我是高中前后同学,关系自然比较熟。邓老师非常赏识他,几次对我说:“这个学生很不错,在汉语方面很有前途,以后肯定比我强,最好能留下来搞教学。”他又郑重向科里推荐,请求将这个学生留校任教,后来科里还特地找到我,要我做工作,说服那个学生留下来。只可惜他已结婚十年,孩子都已三个,考虑到实际困难,最终他选择了回县一中教书。这件事,邓老师总觉得很遗憾,认为可惜了一个教学、研究汉语的好苗子。
对于教学,邓老师从来就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他总是说当老师千万不可误人子弟,讲错了就要勇于纠正,绝不能文过饰非。大概因为身体原因,邓老师五十几岁后记忆力就有所衰退,教汉语还好一点,教逻辑就比较麻烦了。记得八五年暑假我从华东师大回来,我去看他,他一反以往的乐观情绪,心情沉重地对我说:“小郭,我不行了,记忆力衰退,讲话前言不搭后语,自己乱自己的套,看来得退休了。”听了邓老师的这番话,我心里着实有点难过。果不其然,第二年他就退休了。
邓老师在为人处事上总是抱持“知足者常乐”的信条,对名誉、地位、金钱等,都淡然视之,诸如评定职称、评选先进,提升工资等,他从来不伸手、不张口,更不用说去争、去要。
他在师专教了一辈子的书,专门讲授现代汉语,按说也算得这方面的行家了,可他只在恢复职称评定时评了一个讲师,最后连个副教授也未评上,可他却心满意足,连半句牢骚话都没有。
七九年是文革后第一次给教师加工资,教职工都嗷嗷叫,唯恐自己加不上,于是串门拉票者有之,找领导诉苦者有之,跑后门拉关系者有之,只有邓老师安坐不动。其实说来他的工资是偏低的,与他资历相当的人,工资多在八十五到九十五元之间,可他只有七十五元。但他却说:“我的工资虽然不高,但比我低的人多的是,我又何必同别人去争呢。”
至于荣誉方面,邓老师更是一个心如止水的人。他在师专二十多年,不知碰到过多少次评选先进工作者、优秀教师、劳动模范的机会,可据我所知,他竟然一次也未评过!这或许与他为人比较低调有关,但更与他从来就是见荣誉就让的君子作风有关。
邓老师是个公私极为分明的人,更是一个在金钱、物质面前毫不动心的人。说来他家的负担不轻,经济算是比较拮据的,可他对于集体财产、他人财产从不动心,并且要求子女也与他一样,不许占集体、他人半点便宜。那时因为单身职工多,而单身职工是没有单独户口的,所有的物质供应都在食堂,连生个火都没条件,于是就由学校烧锅炉,供应开水。这也算是教职工的一种福利,不仅单身职工在锅炉房打开水,就连有家有室的教职工也在锅炉房打开水,大家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可邓老师却不这样看,他认为有家庭的职工煤炭有定量供应,不应该再去占学校的便宜,于是他不仅自己不去锅炉房打开水,也不准子女去打开水。别人都觉得邓老师是死脑筋,不开窍,可他却不管别人说什么,一直坚持这样做。
那时,每个家庭的煤炭都是定量供应,但数量却不足。于是有些喜欢贪小便宜的人,就免不了盯上露天堆放的食堂与锅炉房的煤堆,趁着夜色,用袋子或笨箕偷偷地弄点回去。有的家庭为了解决煤炭供应不足的问题,就让孩子去捡煤球或木头、木块。但邓老师是决不允许家里人这样做的,一旦知道孩子偶尔有这类行为,必定要受到他的严厉惩罚。
邓老师平日给人的印象是个谨言慎行的谦谦君子,言语不多,会议上更少说话,可当他认为他该说话的时候他又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说出一些掷地有声的话。记得八一年刚恢复评审职称时,每个老师都要自我评议一番,然后由他人进行评议。当时有个老师出于个人意气,有意贬低另一个老师,在场的老师都意识到他的说话带有明显的偏见,想说话又怕得罪人,只好大眼瞪小眼,相互望着。就在这气氛尴尬的时刻,只见邓老师突地站起来,大声说:“×老师,你说的不对,这是你个人的偏见,××老师决非如你所说,他的教学是得到老师与学生认可的。”在场的人都没想到这个平日不大说话的邓老师今日却对别人的发言敢于提出直率的批评,不由得露出惊诧而又钦佩的眼光,只有那位发言的老师脸“嗵”的一下脸就红了。
说实话,经过文革,人们说话、办事往往都是小心谨慎,唯恐祸从口出,谁还愿意为了别人而去得罪另一人呢。邓老师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敢于讲真话,为了他人不受委屈,他不惜得罪说话带有私心的人。象他这样是非分明,敢说真话的人,现在是越来越少了。
邓老师为人低调,平日里不显山,不露水,其实他是个精华内敛的人。譬如他写得一手非常漂亮的蝇头小楷,但一般人并不知道,但凡见过他这一本事的人都不由感叹道:“好漂亮的小楷,大有蔡襄之风!”
又譬如他在古典诗词方面功夫颇深,可直到他退休之前知道的人没几个。退休后他闲来无事,就自吟自唱,赋诗填词,最后还汇集成编,分赠给相知相契之人,我也有幸得到他的眷顾,细细拜读之下,才知邓老师在这方面是真人不露相,古体诗词写得还颇有清雅之气呢。
对于生死问题,邓老师的态度很是通达。记得一九九七年重阳节时,我与中文系领导班子成员一起去慰问离退休老同志时,我问及他的身体情况,他就笑着对我说:“古语云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经七十大几了,应该知足了,什么时候老天要收我回去,我都乐意。”见他如此豁达,我们都感到安慰。过了两年,邓老师将近八十大寿,他因衰老而去世,亲朋戚友虽感悲痛,但看到老人平安离去,我心中自也有几分释然。
在我师专读书的两年里,唯一没有大学文凭的老师是邓玉冰老师,然而说到人品,他又是我最服膺的一个,即使谈不上“高山仰止,景行景止”,但他那种视功名为粪土,看钱财为糟糠的君子之风,却让我终身钦佩。
邓老师个头不高,典型的中等身材,稍嫌瘦削,皮肤白净,一口略带浏阳口音的长沙话,说起话来声音细腻,多少有点女腔的特点。邓老师的性格一点也不张扬,给人一种内敛的感觉,说话总是慢语轻声,让人听来很是舒服。
当我在师专读书时,因为老师与学生都少,所以师生关系都很亲切,来往频繁。论年纪他是语文组中最大的一个,当时已近五十,可他还是一个普通教师,既无职称,也无职务,可他却很淡然,一点也不在意。
说来他的家庭负担不轻,四个孩子都在读书,两边还有老的要关照,经济压力不小,然而你在他的脸上永远也看不到愁云,总是笑容满面,一副轻松的样子,既不叫苦,也不发牢骚。他们家的住房并不宽敞,全家六口人挤在两室一厨的小套间里。我们这些做学生的只觉得邓老师人好,特别容易亲近,因此有事没事总喜欢往他家跑,常常把他家挤得水泄不通,下棋的下棋,谈天的谈天,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毫无拘束。难得的是,师母与四个师弟、师妹都很通达、随意,一点也不嫌弃我们,每次都是热情地搬凳子、倒开水。有时人去得太多了,害得他家的人都没地方坐,只好靠墙站着,即便这样,他们一家子仍旧满面笑容,看不到半点厌烦的神色。看到这番情景,我们这些少不更事的学生才觉得不好意思,于是说:“对不起,打搅了。”这才起身离去。
邓老师教的是现代汉语。大概因为旧学出身的关系,他比较长于语音,尤其对于音韵一道颇为熟谙,诸如古音与今音、尖音与团音、清音与浊音的差别,以及从上古到现在汉语音韵的发展与变化,等等,讲授起来如数家珍。他平日虽不讲普通话,但讲起语音来却字正腔圆,从声母、韵母到声调,都念得极为准确。七八年后,他还兼教逻辑,并办起了逻辑培训班。他虽多年从事现代汉语的教学,但他总认为自己不是科班出身,在汉语方面缺少系统训练,所以他从不以行家自居。与此同时,他对学生中的佼佼者却特别看重。七七级中有一个学生,汉语学得特别好,又特别喜欢研究问题。这个学生与我是高中前后同学,关系自然比较熟。邓老师非常赏识他,几次对我说:“这个学生很不错,在汉语方面很有前途,以后肯定比我强,最好能留下来搞教学。”他又郑重向科里推荐,请求将这个学生留校任教,后来科里还特地找到我,要我做工作,说服那个学生留下来。只可惜他已结婚十年,孩子都已三个,考虑到实际困难,最终他选择了回县一中教书。这件事,邓老师总觉得很遗憾,认为可惜了一个教学、研究汉语的好苗子。
对于教学,邓老师从来就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他总是说当老师千万不可误人子弟,讲错了就要勇于纠正,绝不能文过饰非。大概因为身体原因,邓老师五十几岁后记忆力就有所衰退,教汉语还好一点,教逻辑就比较麻烦了。记得八五年暑假我从华东师大回来,我去看他,他一反以往的乐观情绪,心情沉重地对我说:“小郭,我不行了,记忆力衰退,讲话前言不搭后语,自己乱自己的套,看来得退休了。”听了邓老师的这番话,我心里着实有点难过。果不其然,第二年他就退休了。
邓老师在为人处事上总是抱持“知足者常乐”的信条,对名誉、地位、金钱等,都淡然视之,诸如评定职称、评选先进,提升工资等,他从来不伸手、不张口,更不用说去争、去要。
他在师专教了一辈子的书,专门讲授现代汉语,按说也算得这方面的行家了,可他只在恢复职称评定时评了一个讲师,最后连个副教授也未评上,可他却心满意足,连半句牢骚话都没有。
七九年是文革后第一次给教师加工资,教职工都嗷嗷叫,唯恐自己加不上,于是串门拉票者有之,找领导诉苦者有之,跑后门拉关系者有之,只有邓老师安坐不动。其实说来他的工资是偏低的,与他资历相当的人,工资多在八十五到九十五元之间,可他只有七十五元。但他却说:“我的工资虽然不高,但比我低的人多的是,我又何必同别人去争呢。”
至于荣誉方面,邓老师更是一个心如止水的人。他在师专二十多年,不知碰到过多少次评选先进工作者、优秀教师、劳动模范的机会,可据我所知,他竟然一次也未评过!这或许与他为人比较低调有关,但更与他从来就是见荣誉就让的君子作风有关。
邓老师是个公私极为分明的人,更是一个在金钱、物质面前毫不动心的人。说来他家的负担不轻,经济算是比较拮据的,可他对于集体财产、他人财产从不动心,并且要求子女也与他一样,不许占集体、他人半点便宜。那时因为单身职工多,而单身职工是没有单独户口的,所有的物质供应都在食堂,连生个火都没条件,于是就由学校烧锅炉,供应开水。这也算是教职工的一种福利,不仅单身职工在锅炉房打开水,就连有家有室的教职工也在锅炉房打开水,大家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可邓老师却不这样看,他认为有家庭的职工煤炭有定量供应,不应该再去占学校的便宜,于是他不仅自己不去锅炉房打开水,也不准子女去打开水。别人都觉得邓老师是死脑筋,不开窍,可他却不管别人说什么,一直坚持这样做。
那时,每个家庭的煤炭都是定量供应,但数量却不足。于是有些喜欢贪小便宜的人,就免不了盯上露天堆放的食堂与锅炉房的煤堆,趁着夜色,用袋子或笨箕偷偷地弄点回去。有的家庭为了解决煤炭供应不足的问题,就让孩子去捡煤球或木头、木块。但邓老师是决不允许家里人这样做的,一旦知道孩子偶尔有这类行为,必定要受到他的严厉惩罚。
邓老师平日给人的印象是个谨言慎行的谦谦君子,言语不多,会议上更少说话,可当他认为他该说话的时候他又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说出一些掷地有声的话。记得八一年刚恢复评审职称时,每个老师都要自我评议一番,然后由他人进行评议。当时有个老师出于个人意气,有意贬低另一个老师,在场的老师都意识到他的说话带有明显的偏见,想说话又怕得罪人,只好大眼瞪小眼,相互望着。就在这气氛尴尬的时刻,只见邓老师突地站起来,大声说:“×老师,你说的不对,这是你个人的偏见,××老师决非如你所说,他的教学是得到老师与学生认可的。”在场的人都没想到这个平日不大说话的邓老师今日却对别人的发言敢于提出直率的批评,不由得露出惊诧而又钦佩的眼光,只有那位发言的老师脸“嗵”的一下脸就红了。
说实话,经过文革,人们说话、办事往往都是小心谨慎,唯恐祸从口出,谁还愿意为了别人而去得罪另一人呢。邓老师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敢于讲真话,为了他人不受委屈,他不惜得罪说话带有私心的人。象他这样是非分明,敢说真话的人,现在是越来越少了。
邓老师为人低调,平日里不显山,不露水,其实他是个精华内敛的人。譬如他写得一手非常漂亮的蝇头小楷,但一般人并不知道,但凡见过他这一本事的人都不由感叹道:“好漂亮的小楷,大有蔡襄之风!”
又譬如他在古典诗词方面功夫颇深,可直到他退休之前知道的人没几个。退休后他闲来无事,就自吟自唱,赋诗填词,最后还汇集成编,分赠给相知相契之人,我也有幸得到他的眷顾,细细拜读之下,才知邓老师在这方面是真人不露相,古体诗词写得还颇有清雅之气呢。
对于生死问题,邓老师的态度很是通达。记得一九九七年重阳节时,我与中文系领导班子成员一起去慰问离退休老同志时,我问及他的身体情况,他就笑着对我说:“古语云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经七十大几了,应该知足了,什么时候老天要收我回去,我都乐意。”见他如此豁达,我们都感到安慰。过了两年,邓老师将近八十大寿,他因衰老而去世,亲朋戚友虽感悲痛,但看到老人平安离去,我心中自也有几分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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