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的母亲
2021-12-23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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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走的时候,是痛苦的,还是平静的,意识是混沌的,还是清醒的,她有恐惧吗?我用一个梦里的场景,填补“母亲去世了”这个场景的空白。弟弟把妈妈的埋体推进了湖里,我在旁边看着,母亲蜷缩的身子用布裹着。母亲是冬天走失的,我一直活在“她还活着”的幻想里,从没有想象过她的埋体。那个梦仿佛亲历一般,我能感觉到那空气里的寒气,湖水看着很深,周围长满了芦苇和茂密的灌木,我很担心埋体会浮上来,心里希望弟弟用点力,推得远一点,不要让埋体在岸边打转,以免被人看见。母亲是不能够水葬的,梦里我很清楚这一点。
母亲还活着吗?她真的不在人世了吗?母亲至今没有下落,那个梦到底预示着什么,是我恐惧的反射么?也许潜意识里,我想用水葬的梦,为妈妈补上一个小小的葬礼。
我不厌其烦地审视自己的身体,这是母亲失踪的那个年龄的身体。摸摸自己的身体,感觉妈妈的肉长在我的骨骼上,腰腿酸痛时,我用妈妈的表情体验疼痛,我把身子借给妈妈,让她拼命使唤,使唤累了,我从妈妈的疲劳里抽出自己。我替妈妈吃她最喜欢的食物,吃很多,然后装着她的样子很满意地打嗝。我小小的,一直长不大,大约只有四五岁的光景,我看着妈妈发呆,妈妈白白地生了我,我什么都无法替她。
一、
我一低头,就能闻到类似母体的气味。这种熟悉的体味儿,让我想起母亲,还有母亲衣服上的气味。
母亲走失后,我一直没有收拾过她的衣服,她几乎没有什么衣服可以收拾。
母亲从里到外穿的,都是我穿旧了给她的,就连内裤也是。怕尿液不小心渗透到裤子外面,我在裆部缝了毛巾绒加厚。每次洗好晒干,穿之前我都要用手揉搓后再递给母亲,看着她不要穿反了。换好内裤,母亲总要叉开双腿,在院子里走一阵子,好让皮肤适应内裤的干硬。我总是不耐烦地看着她,她用表情示意裆部不舒服,一副抱歉的样子。现在想起来我冲动地恨不得立刻去超市,买一打内裤放着,叫她换上。母亲失踪后,我总是穿着破旧的内裤不肯换下来,用这种方式来减轻没给母亲买新内裤的内疚感。
母亲冬天的衣服是父亲在世时给我做的一身棉衣裤,里面穿的是哥哥的破秋衣秋裤,罩衣是我上高中时穿的那件藏蓝色涤卡翻领装,她捡了父亲留下的男式裤子当罩裤,用布带子系着裤腰,裤腰太大,一不小心会松了掉下来,有时候系得太死,母亲憋着尿,让我帮她解裤子,我一边责怪她,一边贴着她的肚子,用牙齿咬开她打的死解。往往我急得一头汗,母亲缩着肚子拼命往后退,嘻嘻地笑,说她怕痒,惹得我骂骂咧咧。
羊毛绿格子头巾,扎了二十年的那条,村里的妇女几乎每人都有,是父亲的亲戚从南疆捎来卖给村里女人的,母亲那条正是有疵点卖剩的。同时捎来的还有格子连身裙,很宽大,有绿格子和棕色格子的两种,父亲特地给母亲留了一条,母亲在镜子前试了一上午,回族女人不许穿裙子,她一直不敢穿,压在箱底,后来被外婆翻出来烧了。
母亲走失后,我没有为母亲哭过。我只是想她的时候才哭。我也从来没反过来想想,母亲会不会想我们,她应该记得我们每一个孩子,她也会向别人絮絮叨叨说我们吧。我一直把她当作一个没有意识的人,一直那么自私地认为,只有我会想她。
跟弟弟妹妹见面时,我们的谈话里只提起父亲,大家似乎竭力避免提到母亲,似乎从来没有过这个人。
有一次,一不小心我跟弟弟说到妈妈这个字眼,我说“如果妈妈在的话,应该有七十岁了。”说完我假装若无其事地看看弟弟,他吃惊的样子让我大惑不解,他像是第一次听到这个陌生的称呼那样,从一个长长的梦里清醒了片刻,也许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也有妈妈,又有点怨我不该随便提到这个词,妈妈对于他,只是一个没有实指的词,那个词代表的那个人,已经从他的记忆里消失了三十多年了。他很快恢复了正常,他的正常就是对妈妈这个词和它所代表的意义始终保持麻木,我知道,他的意识又落入了母亲早已不存在这个现实当中。
从弟弟观察我的神情来看,他似乎没有对我的平静表现出无法接受或失望,反而面露轻松之色,我理解他一直在担心我会为母亲的走失而悲伤,或者他也怕我看穿他曾偷偷伤心过吧。我们互相猜测彼此的伤心,但是我们从不互相诉说。我们不该伤心吗?母亲不在了,我们也不能表现出伤心,扭曲的感情和变硬的心,我们似乎是同一个师傅教出来的。母亲的失踪,变成了一件家族里隐晦的事情,不能像父亲的死那样被光明正大地提及。或者这比死更难让人承受,硬是要承认一个下落不明的亲人“已经死了”,这件事情比死本身还要复杂和残酷。
我最不忍心的就是告诉弟弟,我怕他的心理无法承受。可怜的弟弟,一个完全不知道妈妈为何物的孩子,六个多月就送给了小姨家。后来没见过母亲几次,再告诉他却是母亲丢失的消息,我居然把他的母亲给丢了,他这一生恐怕还期待过跟母亲再次相认,就在小姨突然去世后,他才将“二姨”(母亲在她家姊妹中排行老二)改口叫“妈妈”。母子的缘分真是一层薄膜一样脆,一触即碎。
妈妈这个词,会引发他脑子里一连串疑问:妈妈真的存在过?“如果还在”是什么意思?是说她不在了吗?不在了是指失踪了,还是殁了?
这是一个言语不能触及的禁区,大家都保守着一个假秘密。家里甚至从来没有人问起过母亲在边城那三年跟我一起是怎么过的,还有失踪的具体细节,每个人心里似乎都有自己想象的情境,我不由地去猜测。有时候我认为他们根本不去想这个,他们或许和我一样,会认定了母亲神志不清,就是说母亲根本不会知道子女在想她,把一个痴子当作付出怀念的对象,这在正常人的情感上是不对等的。或者他们根本忘了这回事,想到他们几十年了都不问,我心里有些替母亲悲凉,忍不住想提起来这个话题,但是,遇到的都是弟弟妹妹的沉默。
只有小姨对我提起过一次,那是在父亲去世二十年的那则尔(祭礼)上,她凑在我耳朵边上说,让阿訇念经的时候,把你妈也给带上。我听了吓了一跳,她的声音被我的吃惊放大,每个字都在扎在我耳朵里,像针扎一样刺耳。我很抗拒她给母亲带丧礼的想法和做法,那样意味着我承认我妈妈不在了。我没有去给阿訇说,对小姨无来由地判定母亲殁了,而且连这种丧亲的仪式还要蹭着让母亲搭便车,她太不敬重自己的姐姐,我内心很有些怨气。这样不明不白地就承认我妈已经殁了,我无法接受,我意识到自己从来没有在内心承认过,妈妈不在人世了,因为谁也无法确认她已经殁了。
二、
我承认,过去都是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让母亲一辈子活在她的病里。现在我们又让她活在的隐晦里,母亲从来没有以一个正常的身份,正确地活过或者殁掉。活着的时候不能健康地活,殁了又不能明明白白地殁了,母亲是活是殁都冤屈得很。
过去,无论她清醒还是糊涂,我们都不肯承认她是一个正常人,几乎可以这样说,我们用自己认定“她是一个精神病人”这个无理的说法,固执地剥夺了母亲做一个正常人的权利。我不明白,我们为何要这样否定她的意识,我们越是成长起来,就越是否定她,似乎我们的成长,一定要以她的意识消失为前提和代价,我们比小兽还要残酷。我们是在否定自己的母亲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我们一定要以母亲为镜子,才能看清哪些是正常的,哪些是病态的。似乎没有母亲,我们就无法认清自己和这个世界。我们试图把母亲的疯癫合理化,这样我们就不再需要一个正常的母亲。我们认定了自己的母亲天生就该是个疯子,这样就消除了本来要为此付出的痛苦,我几乎没有为母亲的病痛苦和抱怨过,只有对她的疯疯癫癫表示愤怒,我们用愤怒代替了痛苦。我们不想推翻已经认定的事实,谁都不想去追究已经转换了的痛苦,我们几乎不去考虑,就接受了这个疯了的母亲。这是一种自然而然、合情合理的接受方式,小的看着大的,态度惊人的一致。
父亲应该报过无数次希望,都被现实颠覆了,不如干脆不再承认还有希望,反而踏实,父亲的想法像是通过基因遗传给我们一样,我们从来不抱希望,不给自己恢复希望的机会,打定主意就跟这样的母亲这样生活。正是我们的绝望,让母亲再也没有机会做真正的自己。由我们表现出来的对她绝望,母亲判定了自己将永远病下去。
母亲得了这个病,与其说是治不好的,不如说是我们强加给她的,是我们让她一直停留在疾病状态中,没有人试着带她走出来,哪怕是用一点点的努力。我们对这种病没有一点认识,因为她的病,我们连自己的母亲都不认识了。有时候我甚至想,也许是她最后忍受不了这种状态才出走的。
母亲甚至在自己清醒的时候,都要装作发病,她怕我们不认识那个清醒的她。父亲有时恍惚着说她装病,撒懒不想去干活。母亲时好时坏的样子,也会让他疑心自己一贯的判断,他很矛盾地否定这一点,说她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根本没有脑子。
这句话,等于让母亲认定自己的病是不会好的,母亲只好再回到自己的病里躲起来。她怕父亲,父亲判定她的病不会好,她的病就不可能好。她也会反唇相讥,说我们是疯子,有病。我们恐怕真的有病,一家人真的都疯了。但是从来没有人会站在母亲那一边支持她,她的判定无效,她应该对我们很无望。在她的眼里,我们真是没救了,可我们从来都那么自信,从来没有反过来替她想过。是我们把她按在这个病里,让她一辈子抬不起头来,我们每天给她打上烙印,做上标记,刻上记号,她是疯子,疯子,疯子。她就这样忍受了我们几十年。
我是一个自我欺骗到可以假装代替她活着的人。母亲失踪那年刚满五十,此后二十年里,她和我的岁数一起在增长。我每年给她和自己分别加上一岁,每年我的头发增白,也就意味着,她的头发白得比我多一些。我想想不出她很衰老的样子,她走的时候,脸上只有麻子,还没有皱纹。也许脸上那些密集的麻点掩住了皱纹,或者说,阻止了皱纹的生成。
我经常回忆跟母亲走过雪地去看我女儿的那个下午,夕阳的余晖冷冷地斜射在雪地上,一会儿催着母亲走在我前面,我从后面看她小心翼翼生怕滑倒的样子,干脆三步两步走在前面,给她示范走快了也不会摔倒。我走了一截,站在路上等母亲走上来。站着站着,突然就想到了夏天,我抱着女儿走在这条路上,我累了,放她在地上,让她自己往前走,她一步都不肯走,就地站着不动,我再往前走,她跟了几步,见我停下,又就地站着,等我退回去过去抱她。我叫她走上来,她就往回退。我们中间始终隔着一段距离,谁都不肯让步。
我希望那段雪路一直在我记忆里延伸,我就可以和母亲并排走在一起。
到四道巷子婆婆家,母亲进门拉住外孙女的小手,要给她暖手手,母亲反复地叫她的乳名,口里呢喃着:让外奶奶揣一揣尕手手……娃娃稀罕呐。听到榕儿奶声奶气地叫外奶奶,母亲欢喜到满脸的麻点都拉成了细线,在脸上蹦跳,那天她口齿清晰、礼仪周全,也没有一句自言自语,一直跟我婆婆寒暄,让对方很惊奇地睁大眼睛。迫使我不得不用她的眼光,看待在我眼里显得有点异常的母亲。
三、
五十岁,母亲的身子骨还没有呈现出衰老僵硬的迹象,浑身的肉很活,充满母性的那种松垂温软。现在的我刚好长成了母亲那时的样子,我很欣慰,从五十岁开始,我觉得自己在替母亲度过慢慢走向老年的岁月。
我的意识经常飘出去,飘到跟母亲生活的边城。
母亲似乎刚刚还坐屋里,站起来将耳朵边花白的头发拢进绿格子羊毛头巾里,说出去转转,我知道她随时都能让她从大门那边进来,我随时都能把她朝着我走过来的样子,从记忆里调出来,复制到现在居住的小区的门口,她就那么在越来越深的暮色里,缩着脖子,溜着肩膀,小心地走在窗外我看得到的路上,我一喊,她就会抬头,看见窗口张望的我……
我差点要喊出来,我穿上衣服,匆匆下楼去叫她上来。
我下了电梯,走出居住楼的大门,马路一下子空了,小区的大门开着, 我问门卫,刚才那个进来的老年妇女,包着绿格子头巾,背有点驼,朝着这边走过来,看见她去哪里了吗?她可能是我失踪……是我妈妈。这个自然断了的句子,让我有点犯晕。我的另一股意识因为这个句子干扰,暂时中断了,我想起妈妈失踪已经20多年了。可我还是坚持认为我看见的那个女人,也许就是我妈妈,她这么晚来找我,本来能遇到妈妈的可能性,都被自己的动作迟缓不坚定破坏了。假如我早点下楼,不要盯着马路上的她发呆,也许我现在就站在她面前,向她介绍自己,让她辨认我。马路上与妈妈相遇这个场景,经过我无数次模仿和演练,随时都能出现在我眼前。
也许有人给她指错路,她走到别的楼里,走不出来了,我觉得还是应该去找找。或者我站在马路上,等她出来。
我很羡慕门卫,做门卫真好。如果我是门卫,一直看住边城报社的那扇铁门,母亲就不会走出去,我多次打问报社耳朵有点背的老门卫,他一直说不清楚,妈妈是在什么时候出去的。或许他睡着了,要不就是他开着门自己走出去办事了,妈妈钻孔子跑出去了。
我一直站在马路边,透过玻璃门看门卫在屋里看电视,他们对电视的专注,让我很不放心。
四、
我现在生活的这个城市,这个戴头巾的女人似乎一直出现在我的眼前,我过去居住在那个小区,她就在那条巷子转来转去,现在我居住的这个小区,每天去单位上班的那条巷子里,早上去和晚上回来,我都能看到这个女人。如果我中午偶尔有事路过这条巷子,也一定能遇到她。她从没有离开过我的生活,就像我从来不承认,母亲已经不在人世了一样,她成了我近在眼前的一个伤口,把我母亲活着的各种生活场景,每天展示在我的面前。
有时候我想试着对她笑笑,最后还是忍住了,我不想打搅她,其实是我没有自信能够打搅到她,她是那么专注于自己,几乎从来没有看过我一眼。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为这个偷偷地哭过。她居然不看一眼我,这就是我哭的理由。
早上穿过马路,在巷子口,我又碰到了那个女人,她坐在银行门口的台阶上避雨,她一边低头看着行人路过的脚,一边慢吞吞地把手伸进衣服里拼命拉扯,我顺着她的手看进去,衣服里高高凸起那女人的锁骨,锁骨下干瘪的胸,我猜测着她有没有哺乳过孩子,只看见她的手像拉起一块褐黄色布料一样,拉扯着一段肉皮的褶皱,从里到外看不见任何跟乳房有关的形状。
没带雨伞的我,在离她几米远的地方站住,装作躲雨的样子,用余光打量她的赤脚和裹在黑色紧身裤里的细瘦的双腿,我想到女儿曾说她是这个城市里最健美的人。她的脂肪都在没日没夜的奔走中消耗尽了,浑身上下没有一点赘肉。
女儿这样说的时候,她不知道我想到的是她的外婆,我丢失了的母亲。我关注这个女人纯粹是因为,母亲有着跟她一样的病,我知道自己关注所有的精神病人,都是因为他们跟母亲有着一样的病。女儿也会关注那些父母离异的孩子,像我一样默默地关注,不会说出来,甚至这种关注有时候是无意识的。
这些年,我用母亲的声音祷告,我用文字把亡人跟我的生命连接。我一直用另一个人的身份生活,什么都不做时,我偶尔回来,身份可疑。我抱住自己的身体时,感觉抱着父亲蜷曲的骨骼,我想事做事的架势很古怪,愤怒的时候是我爹,疑神疑鬼的时候是我妈,对我的孩子不得其解的时候,感觉那是来自父母血缘里面的东西。疲惫时,我时常感觉妈妈在我里面呻吟,我不敢用她的嗓音说话,怕把自己吓着。我不是我自己的时候,反而更像我自己。像记忆中小时候的自己,那时候多好,我也是一个有母亲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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