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邪

                                                                      中 邪
        
                                                                          文/苏敏

      那年，两只乌鸦飞来飞去，在村庄上空盘旋，最后落在村头的苦楝树上，安营扎寨，生儿育女。高高的苦楝树上，乌鸦或是驻足，或是扑腾翅膀，俯瞰着村庄里的每一个角落，注视着每一个人。
      午后，一丝风也没有。我们蹲在空地上发呆。一个陌生的外地人，正朝我们走来。他肩背一条灰色的蛇皮袋，大声吆喝着：“收—红—豆—啰！”。他的声音，浑厚、苍凉。我似乎能看到，这声音正从他的幽暗的胸腔生发，然后挤出狭长漆黑的喉咙，越过猩红的舌头，翻过发黄的牙齿，溜过脱皮的嘴唇，飘过邋遢的胡须，发散成一波波的声浪。
      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平日里，人们见了面，大都低着头，灰着脸，憋着嗓子，生怕说错了什么。村庄上空凝滞的空气，迅速被这吆喝声划开一道口子。慵懒的阳光里，一种不祥的预感正不断地弥散，令人胸闷窒息。他接连喊了三遍，没有一个人搭理他。瞬间，他洪亮的声音又变得缥缈虚无起来，村庄又如死水般沉寂。
      洋狗的奶奶，神叨叨地说，他是来收魂魄的，谁答应他，谁的魂魄便会被他带走。母亲唉声叹气，再三地叮嘱我们，让我们不要随便和陌生人搭讪，更不允许我们随便走出村庄。
   

                                                                         黑 牛

      黑牛走南闯北。他跟我们说，洋狗奶奶胡说八道。
      黑牛有一把火铳，不知是买回来的，还是偷回来的。那时候，我们玩过纸折的手枪，偶尔也见过一块钱可以打十发子弹的气枪。父亲高兴时，还会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币，让我站在一排排红红绿绿的气球前，握起气枪，扣动扳机，“啪啪啪”，将气球射得砰砰直响。可我们从未见过真正的枪，包括我的父亲。
      那时，山上有野兔，山鸡，豪猪，山羊，还有更多叫不出名字的野兽和飞禽。黑牛说，他比双枪老太婆还要厉害，一枪可以打一只飞窜的野兔，可以射杀一只飞翔的斑鸠。他还说，打回来的野兽，拿到外面去卖，能换回一大笔钱。村里人，都没见过火铳，也都没见过黑牛讲的那一大笔钱，没有谁不对黑牛佩服得五体投地。
      黑牛将火铳背在肩上，挺着腰杆，目光炯炯，甩着手臂，那神气的样子，俨然一个威武的士兵。我们跟在他的身后，学着他的样子，踱着正步，嘴里齐声高喊：“一二一，一二一！”。那时，我想，等我长大了，一定要像黑牛那样，有一杆属于自己的火铳。
      那天早上，黑牛爹还在床上打呼噜，正做着他的春秋大梦。黑牛爹的鼾声如春天的响雷。黑牛爹打鼾时，嘴巴张得圆圆的，可以塞一只拳头进去；圆圆的嘴巴里，黑乎乎的，像一口深不见底的枯井。太阳还未爬上山头，天刚蒙蒙亮，瓦房的缝隙里，有一丝微光透进来。黑牛一骨碌爬了起来，从口袋里摸出洋火，抽出一支，“哧”的一声，划亮火柴，点亮煤油灯。煤油灯的火苗孱弱，晃动，忽闪忽闪的，像风中飘零的花朵。黑屋子里，顿时亮堂起来。这有点像黑牛此刻的心情。这一夜，他兴奋地几乎没合过眼。
      黑牛将火铳从墙壁的铁钉上取了下来，横放在木桌上。他盘算着，今天一定要逮几只山鸡野兔回来。他甚至想好了，要给相好的金枝婶子偷偷送一只去。他一想到金枝婶子，便忍不住笑了出来。他笑的时候，嘴里哈出的气流，差点就吹灭了刚点亮的煤油灯。黑牛连忙闭上嘴，可他还是忍不住想笑。此时此刻，桌子上的火铳，让他想起了躺在床上的金枝婶子。他觉得，火铳的杆子、准星、扳机、枪把儿，就是金枝婶子那高耸的奶子、圆圆的屁股、光滑的大腿。一想到这儿，黑牛的口水都快要流了出来。
      黑牛的手里紧紧地攥着一块白绸布，他仔细地擦拭着火铳，从枪杆，到枪把儿，再从枪把儿到枪杆。煤油灯孱弱的灯光下，火铳被擦得熠熠闪光。
      黑牛擦得如此细致，连扳机处都不放过。黑牛擦拭火铳的动作，和他抚摸金枝婶子的动作一样，有时有力，有时又温柔无比。黑牛想起他和金枝婶子满床打滚的样子。黑牛一手搂着金枝婶子，一手抚摸着金枝婶子的身子。他粗糙的大手，抚摸过金枝婶子的头发，耳朵，脖子，肩膀，然后是金枝婶子的胸，小腹，大腿和屁股。金枝婶子已经浑身颤栗，发出一阵阵呻吟来。那声音，让黑牛销魂。黑牛觉得，嘴里有一团火，身上也有一团火，那火足足可以点燃身下的棉絮。
      黑牛一边沉浸在这样的回忆里，一边用食指卷起白绸布，轻轻地将它塞到扳机的圆孔里。黑牛擦拭扳机圆孔的感觉，像是将手塞进金枝婶子大腿间那块神秘的地方一样。黑牛知道，等他的手塞过去，金枝婶子便会忍不住叫起来——“砰”，火铳响了，枪杆里喷出火焰和铁子弹。
      火铳的杆子正对着黑牛爹。黑牛爹连叫也没叫一声，床板上，血已如山洪暴发。黑牛坐在那里，半天都没能反应过来。
      黑牛爹的嘴巴一直张着，再也合不上了。黑牛爹的那个鼾刚打了一半；也或许是他梦里正等着黑牛打一只野兔下酒。   
      烧灵的时候，堆在一起的纸将军、纸白马、纸亭子、纸轿子、纸包袱，烧的噼啪作响。腾起的火苗，将村庄灰暗的天空照得亮堂堂的。我远远地望见，有一个地方，怎么也烧不透，如黑洞一般，冒着滚滚浓烟。

                                                                          银 花

      银花是水公公的大女儿。论辈分，我该喊她银花奶奶。可她那么年轻，我总觉得不好意思，喊不出口。
      小学四年级时，水公公教我们语文。每天到学校后，我们的第一件事便是晨读。水公公要求我们把每篇课文都要不打绊儿地背诵下来，若背不下来，到放学时，便关着不让回家。我们不管这些。大伙儿都知道，等天一擦黑，水公公总会假装着生气，说，明天还背不出来，就不给你饭吃。我们连忙点头，说：好。然后，拽起书包撒腿就跑。等我们回头，水公公还站在山坡上，远远地望着我们。
      每次晨读，只要水公公出了教室，我们便将课本丢在一边，玩耍嬉闹起来。水公公除了教我们四年级，还教五年级的语文。四年级和五年级的教室不在一起，中间隔着宿舍和办公室。水公公从走廊里走来走去，来回监督着我们背书。他总是拿着一根教鞭，一路不断地敲击着走廊的墙壁和房门，“砰，砰，砰”的声音告诉我们，他走了，他又来了。墙壁和门被敲出一个个小坑来，可他的教鞭从来没有落到过我们头上。
      银花负责给我们烧饭。见我饭量大，每次打饭时，她总要给我多打些。有同学不高兴，说银花偏心，喜欢小白脸。银花将手中的饭勺“咣”地一丢，指着那个同学的鼻子说，你也和他一样，考个一百分给我看看。银花凶神恶煞的样子，吓得抱怨的同学灰头灰脸，抱头鼠窜。为了不让别人再说，银花悄悄地告诉我，说，你吃完饭，再来厨房，锅里我给你留着锅巴粥。
      吃饭时，大家在墙角跟儿一字排开，有的站着，有的蹲着，把饭碗弄得“叮当”作响。趁他们不注意，我偷偷地溜进厨房，蹑手蹑脚地来到灶台前，轻轻地掀开木锅盖。那金黄酥脆的锅巴，浓稠香甜的米汤，混在一起，正咕噜噜地冒着热气，散发着诱人的清香。
      给我们做了一段时间的饭，银花不见了。听说，她去了合肥，跟了一个男人。合肥是什么地方，我并不知道。我只在地理课上听过，合肥是安徽的省会。那时，对安徽也没什么概念，我只晓得，这世上最大的地方是北浴，那是我们的乡镇，父亲经常去那里开会，每次开会回来，会给我们带一毛钱十颗的红薯糖。我还知道一个叫廖河的地方，那是我外祖母家。
      在乡下，一个黄花闺女跟男人私奔，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是一件天大的丑闻，它足足能让她的家人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何况银花还是水公公的女儿。银花不见后，有人指着水公公的鼻子，破口大骂，说，你还捏笔教人家的子孙？水公公连头也抬不起。
      过了一段时间，银花带着那个男人一起回来。那大概是我那时见过最帅的男人，你瞧，干净的头发，俊俏的脸庞，笔挺的西装，锃亮的皮鞋，脖子上还挂着一根布条。后来，我才知道，那叫领带。
      乡亲们潮水一般，涌到水公公家里。厅堂里，被围得水泄不通。我从人缝中钻了进去。银花和那个男人被棕绳反绑着，两只手扣在背后。他们一左一右，被吊在屋顶的横梁上，四只脚尖刚刚够着地面。
      嘈杂混乱中，有人朝他们吐口水，有人向他们身上扔鸡蛋和菜叶，有人用竹鞭不断地抽打他们。人们大声地呵斥着：你这死女子，败坏家风；你这臭男人，敢勾引我们村里的姑娘，往死里打！对，往死里打！有人跟着起哄。
      银花和那个男人不断吐着口水，口水里全是浓浓的血丝。水公公站在一旁的角落里，浑身颤立，筛糠一样发抖，额头上的汗如大豆。一起前去看热闹的女孩们，个个吓得脸雪白雪白。
      我瑟瑟地躲在一旁，用手捂着眼睛，不敢看，连大气也不敢喘。银花一定看到了我，一定看到了我的惶恐和不安。我想，她一定记恨我，一定觉得那些锅巴粥算是给我白吃了，早知这样，还不如喂了狗。终于，人们打累了，骂声也渐渐平息。我松开双手，发现银花却并没有哭，脸上似乎还有笑容。
      不久后，水公公跟着银花和那个男人去了合肥。水公公从未去过合肥。我们村，除了银花，谁都没去过那么远的地方，黑牛也没去过。去合肥前，水公公只走过山路。山路上，只有挑粪的，砍柴的，端着木盆洗衣服的，牵牛赶羊的。水公公从未见过柏油路，更没见过柏油路上疾驰的车辆。那天，过马路时，一辆车呼啸而来，“戛”的一声，水公公倒在血泊里。
      银花飞奔过去，拼命地拽着水公公。银花趴在一动不动的水公公身上大哭。
      再过了些日子，村里人第一次看见了骨灰盒。水公公的儿子双手颤抖，呜咽地说：只剩下这点碎骨屑了。

                                                                              猴 子

      猴子是我们村第一个会骑自行车的人。那时，我们村还没有马路。他翻山越岭，将自行车扛在肩上，硬是背了回来。
      猴子的车架上，有一只凤凰，金光闪闪，活灵活现，仿佛只要风一吹，便能腾云驾雾。村口的平坦上，猴子两手握着车把，一脚撑着地面，一脚踩着脚踏，“噌”的一声，大腿一摆，便轻松地跨上自行车。猴子的身子一左一右，屁股也一左一右，两条腿一上一下，动作轻盈协调。两只车轮快速地飞滚起来，链条与齿轮发出“滋滋”的响声，车轮上的钢丝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叮铃铃”，猴子按响车铃，清脆的铃声，像女人银铃的笑声。不对，比女人的笑声还要好听。
      猴子驾着凤凰，沿村庄转圈儿。我们围坐在村头的土跺上，远远地望着猴子忽近忽远的身影，眼睛死死地盯着他胯下的凤凰，一刻也舍不得离开，生怕这只凤凰飞走。有胆大的，跟在凤凰后面飞奔，蹭蹭蹭的脚步，在空地上腾起阵阵灰尘。妇女们纷纷停下手中的活计，一字排开，站在那里，她们红扑扑的脸上，笑得像花儿一样，眼神里似乎散发着光芒。猴子一边踩着凤凰，一边大声地喊道：谁跟我睡一晚上，我就用凤凰带谁兜一圈。妇女们嘴上说，你想得美，可心里都痒痒的。
      和黑牛一样，猴子也不甘心这一辈子就这样上山、下田，和黄土地较一辈子的劲儿。猴子驾着他的凤凰，走村串巷，走南闯北，做点小买卖，口袋里零花钱不断。不管是外出，还是回村里，他的凤凰后架上，总是摞得高高的，堆得满满的。他将女人们从山上剥回来的麻、纸皮（一种植物的皮，可以做纸）、采摘的茶叶收过去，带到外面去卖。回来时，带回满满一箱手帕、发卡，皮筋儿，头油、珍珠霜、针线、丝巾之类。
      那天，清风习习，阳光明媚。猴子吹着轻快的口哨，瞪着脚底的凤凰，在路上飞奔。路过一座石桥时，不知为何，凤凰的车把儿怎么也不听猴子使唤，硬生生地朝一旁拐去。等猴子反应过来，紧捏车刹时，这才记起，前些日子车刹弄坏了，一直没修。就这样，猴子一头栽进了河里。
      河滩上，乱石穿空，长满了杂草。猴子两眼一闭，眼前一片漆黑。 “砰”的一声巨响，猴子连人带车一起砸在石头上。猴子的头被砸了一个大窟窿，鲜血如喷泉一般往外涌。一只胳膊被砸断了，飞到了另一边。刹那间，一半的河水被染成了红色，像水公公教我们的那句古诗：半江瑟瑟半江红。
      乡亲们把猴子抬了回来。可那只胳膊早已找不到了，说不定是被哪只野狗给叼了去。
      道士们搭起台子，给猴子念咒做法事，超度亡魂。这是一年以来，离奇死去的第三个人。葬礼上，我们大气都不敢出。昏暗的烛火里，人们发现一只断了胳膊的虫子，紧紧地趴在白色的挽帐上，吃力地向上攀爬着。鞭炮声，锣鼓声，道士念咒声，交融混合，悲怆凄凉。狭长的弄堂里，一阵阴风吹来，挽帐晃动，虫子被掀落到地上。
      过了一会儿，那只虫子又奇迹般地爬上了挽帐的一角。那是我第一次如此细致地观察一只虫子，这也是我们村里人第一次如此细致地观察一只虫子。所有的人，都倒吸一口凉气。我们抓过无数只虫子，踩死过无数只蚂蚁，我们从未对一只虫子如此畏惧、恐慌、以及充满敬意。
      一场倾盆大雨，洪水迅速上涨，如咆哮的野兽，疯狂地吞噬一切。大水过后，凤凰不见了，河道里，乱石突兀，杂草疯狂。

                                                                     雪 梅

      村里来了一帮开矿的。他们开着挖土机，铲土机，翻斗卡车，牛吼一般，轰隆隆的碾了进来。挖土机，铲土机，翻斗卡车的屁股后面，突突突，冒着浓浓的黑烟。
      村里的后山上，到处是白色的石头。在开矿的来之前，乡亲们用这些石头砌墙，搭桥，垒猪圈，盖牛栏，他们从没想到，这些石头可以变成宝，可以变成花花绿绿的钞票。但那些钞票，并不属于我们村的，都给国家拿了去。国家是谁，我们也不太清楚，好像就是那些穿着整齐的干部。
      开矿的人进村不久，后山便经常传来爆炸的巨响。炸药爆炸的声音，比电影里的炮弹声还要震耳欲聋。引爆前，他们找一个人扯着嗓子，对着村庄大喊：放炮了！放炮了！
      听到这样的叫喊，我们便连忙躲进木楼下。还没等我们捂紧耳朵，便听得“轰”的一声巨响，顷刻间，地动山摇，房子也跟着一起摇晃，墙上的玻璃被震得哗哗作响。紧接着，便是一颗颗石子，密密麻麻的，如一群麻雀，“嗖”的一声，朝屋顶飞来。我家的房子，自从后山开矿后，每逢下雨，总要找脸盆、脚盆、水桶来接水。我教书的父亲，不得不拜泥瓦匠铁牛为师，跟着他一起学修瓦房屋顶。
      村里两个胆大的，自告奋勇跑去矿山，给外地人干活。外地人给他们发工资，给他们酒喝，每天还有一包“平原”牌的香烟。他们回来的时候，从口袋里掏出香烟，给父亲一支，我在一旁流口水。那时，我觉得，香烟的味道，和女孩子身上的味道一样迷人，一样能让人胡思乱想。
      铁锤、钢钎，嘿呦，嘿呦，打好洞，埋上炸药和雷管。外地人躲得远远的，他们留下来点火。他们俩胆子大，过年时放鞭炮，总喜欢将爆竹捏在手上，等引子快烧完，才“啪”的一声扔出去。
      雪梅便是跟着他们一起去矿山的。雪梅心灵手巧，会洗洗涮涮，会缝缝补补，还能做一手好饭菜。外地人都喜欢她做的饭菜。雪梅做的饭菜，色香味俱全，外地人都说，雪梅的手艺，比城里饭店做的还要好。尤其是那包工头，每次吃饭时，都要夸赞雪梅的手艺，他说，今天又要多喝一杯了，今天又要多吃一碗米饭了。包工头长得一表人才，说一口标准的外地话。雪梅听了他的夸奖，心里美滋滋的。
      可家里人怎么也不同意雪梅去矿山上。雪梅爹为此喝了几顿闷酒，他见人就说，无法无天了，无法无天了。可雪梅就是不听。人们劝雪梅爹，说女大不由爹和娘。
      包工头经常给雪梅买衣服，买鞋袜，还给雪梅买头油、珍珠霜、卫生巾之类女孩子用的东西。包工头一眼就喜欢上了雪梅，雪梅也一眼就喜欢上了包工头。他们经常眉来眼去。时间一长，雪梅做完饭，也不愿意回家去。
      那两个点炮的，神秘而又满脸嘻嘻地说，一次午饭后休息时，他们听见包工头的房间里有动静。那动静悉悉邃邃，却不像是有老鼠的样子。他们便蹑手蹑脚，凑了过去，扒着门缝往里看。门缝里，包工头正光着雪白的屁股，腰部一拱一拱的，“啪啪”作响。包工头的身下，正是雪梅。点炮的一边色咪咪地说，一边汲着口水。
      这些话，像清明后的野草，见风就长，终于传到了雪梅他爹的耳朵里。雪梅爹暴跳如雷，火冒三丈，气得脸色乌青。他怒气冲冲地跑到矿山上，举起铁锹，将包工头的办公室砸得粉碎。包工头见势不妙，从窗户里跳了出去，一溜烟躲得不见了踪影。雪梅爹揪着雪梅的衣领子，将她给拖了回来。雪梅死活不肯，她披头散发，衣服被撕得破烂不堪，身上到处是雪梅爹用鞭子抽的血痕。
      一把铜锁，雪梅被关在房里。雪梅两天不吃不喝，滴水未进。第三天时，雪梅娘实在忍心不下，躲着雪梅他爹，打开房门，准备给雪梅送点吃的。雪梅娘推门一看，雪梅已经被一根棕绳吊在了屋顶的横梁上。吊着的雪梅，舌头吐得老长老长的，身子已经硬邦邦的，两条腿像两根粗大的木棍。雪梅身上穿着的，是包工头给她买的那套碎花衣裳。
      雪梅娘疯了一样，嚎啕大哭，不断地捶着雪梅他爹，刮着他爹的耳光。雪梅爹一声不吭，也不反抗，坐在门槛上，像个木头人，眼里没有一点点的光。
      再过了几天，雪梅娘也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把自己套进了那根绳子，挂在了那根梁上。
      料理完雪梅和雪梅娘的丧事，雪梅爹精神恍惚，不吃不喝。乡亲们急了。年长的老人说，那根横梁不能再留下。趁着雪梅爹不在家，一伙人将那横梁卸了下来，用锯子锯得将断不断，系上一只鸡，等夜幕降临，扛到村头的河边，用木柴生火，把它烧了，木梁化作一堆灰烬。
      静静的河水，倒映着横梁燃烧的熊熊火苗。这条见证着苦难与喜乐的河流，在夜幕下呜咽，汩汩地流出村子，流向远方。
      在乡下，这叫“改吊”。如果不这样，这梁上，还可能继续会有人挂上去。

      夕阳下，乌鸦“哇哇呀呀”的叫声，在村头回荡。每每闻到乌鸦的叫声，母亲总免不了叹气。村庄接二连三地有人离奇死去，人们陷入持久的恐慌与不安之中。
      后来，年轻人纷纷离开了村庄，在不同的城市里打工、流浪。这些年，总能闻到一些令人伤感的消息，比如，水生被煤矿里的巨石砸死，桃子被工厂里的毒气熏死，铁蛋被庞大的机床压死，黑毛被人活活地打死。
      偶尔回村庄，见着这些熟悉而又陌生的一切，望着那起伏连绵的山岚和日渐多起来的坟岗，总让我想起很多的往事，却总又不知该说些什么。我不知道，我是悲伤难过，还是忧郁担心。
      人这一生，可能无法选择怎么生，也可能无法选择怎么死。活在这个世上，你似乎是在不断的选择之中。其实，你根本无法选择，冥冥之中，总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如滚滚洪流，裹挟着你，推涌着你，不知到何处，不知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