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回乡见闻（旧文修改稿）

                                                                       清明回乡见闻
                                                                                文/苏敏

                                                                              1

      戛。妻子急促的刹车声，划破了村里的宁静。我身子本能地往前一顷。车窗外，围坐在小店门口的几个老人，不约而同地挪动身子，伸长脖子，急切地望着，谁回来了？
      这几年，我回老家的次数屈指可数。让妻子开车陪我回去，更是头一回。以至于，我从车里出来时，这些老人们的脸上，满是意外。
      坐在小店门口的，论辈分儿，我该喊他们爷爷奶奶，或者比爷爷奶奶还要高一两辈的称呼——公公、婆婆之类。打小我就羞于自己这么低的辈分，羞于见着村子里随便一个人都得要称呼他们爷爷、奶奶或者公公、婆婆。到现在，我也总觉得不好意思喊出口。我的喉咙里像噎着一团饭粒，嘴里像是含着一个萝卜，声音怎么也发不出来。我喊他们的声音，我自己也听不太清楚。
      我一边支支吾吾，一边冲他们傻笑。老人们一眼便认出了我，是敏佬吧？他们孱弱苍凉的乡音，是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我连忙应道，是的，是的，我是敏佬。我从口袋里掏出香烟，走上前去，给他们每人递烟。那一刻，除了给他们递一支香烟外，我不知道该跟他们说些什么。关于农事、村庄、以及村庄里的家长里短，我现在一点都不晓得，它们早就远离了我的烟火生活。
      不远处，几个孩子，一脸好奇，满脸羞涩，傻傻地盯着我们。儿童相见不相识，他们眼里，我大概已经是个外乡人了。总不能给孩子抽烟吧？我只好冲他们笑。我笑得极不自然，我能感到脸上的肌肉都是僵硬的。孩子们带着试探性的步伐，蹑手蹑脚，朝我走来。这些孩子，我一个也不认识，一个也叫不出名字。他们稚嫩的脸上，也以微笑回报我。那种笑里，满是生涩，胆怯和我一样的僵硬。后来我才晓得，他们其中的一个男孩儿和一个女孩儿，是我八叔家的孩子。论辈分，我是他们的大哥，我和他们“共尊公各爷爷”（我的爷爷和他们的爷爷是亲兄弟）。在我们这个家族里，可能还有比他们更小的堂弟堂妹，我连见都没见过。

                                                                  2

      三爷爷，我爷爷的弟弟，八十岁了。他踉踉跄跄，步履蹒跚，朝我缓缓走来。他的脸，微微发肿，头顶上，几根白发稀疏凌乱。听母亲讲，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可能就是这一两年的事了。前些日子，他被接到县城里住过一阵子，不习惯，还曾走丢过一次，半天找不到城里儿子的家门。后来，他干脆又回到山里。
      这些老一辈的人，他们当年生龙活虎的样子我都记得。比如三爷爷，他给我家砌石头坝的场景，我记忆犹新。烈日下，他赤裸着古铜色的上身，一个人搬起一块块大石头。我跟在他屁股后面，捡些小石块。他笑眯眯地跟我说，力气大，关键是要有一副好腰。说完，他用手“啪啪啪”地拍打着他宽厚的腰膀，又涩又咸的汗水溅了我一脸。三爷爷个头矮，但生来虎背熊腰，有一身的好力气。只可惜，岁月是把杀猪刀。他不仅老了，没有了牛一般的大气力，而且现在如一支风中枯烛，影影绰绰，颤颤巍巍，行将就木了。我说，三爷爷，抽烟不？三爷爷说，不客气，我抽烟。他这样子还能抽烟，我心底里顿时生出一份敬意来。我抽出一支香烟，塞给三爷爷。三爷爷慢腾腾地接了过去。我给他点火。打火机的火苗，映着他蜡黄的脸。他那皮肤皱褶、青筋暴凸的手，如一截枯枝。
      浓雾弥漫。整个村庄，都笼罩在一片白茫茫之中。女儿刚从车里出来，便不断说，爸爸，好冷，爸爸，好冷。山间的气温，比县城低很多，而村里的寂静，让这阴冷平添一份凄清。偶尔一声狗吠，一声鸡鸣，都那么清晰明亮，像一把利剑，从村庄的某个角落而出，越过迷雾，于村庄上空回荡，久久不能散去。我担心她冻着，便说，回车里吧。
      说实话，我不知道该把她放在哪里。女儿自生下来，在老家呆的时间，累计起来，也就两三个月的样子。那时，她还是个婴儿，村里的男女老少，她一个也不认识。这些我再熟悉不过的房屋、道路、竹林、田野、河流、桥梁，在她眼里，全然陌生。她与那些挤上前来看热闹的孩子，彼此间互不认识，相互间面面相觑，如同路人。他们若是在一起，肯定不会像我和当年那帮玩伴们那样，见着面就追追打打，搁一起便疯疯傻傻吧？
      店主是平的母亲。我叫她平奶。平奶和我的母亲一样，也不再年轻，头发间，银丝闪闪，眼角上，全是鱼尾纹。我客气地跟她说，平奶，我买点香纸炮。平奶也客气地回我，说，你要哪样的。我说，你随便拿，简单点就好。说实话，我不知该买些什么？小时候，每逢清明或过年，父亲都会带着我去祖坟山上，给祖先们烧香挂纸，但像今天这样，独自一人前去祭拜，还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平奶将几叠纸钱、几挂鞭炮、几朵塑料花和一把香塞进塑料袋里，递给我。
      三爷爷说，多买几朵花。我说好。我让平奶再拿了几朵。三爷爷喘着粗气，说话显得有些吃力，可他执意要陪我一起去。
      我付了钱。然后，再买了两包香烟。塞给三爷爷一包。

                                                                        3

      我将另一包香烟给了的毛公公。
      的毛公公年轻时，是村里活跃人士。他擅长口技，能模仿很多人以及动物的声音。记得小时候，有哪家孩子淘气哭闹，他便模仿赤脚医生水印：来，来，打一针就好了。他憋着嗓子，叼着一只香烟，与赤脚医生水印一模一样。每隔段时间，赤脚医生水印便会挎着药箱来村里转一趟。他暗红发黑的药箱里，有棕色的药瓶，有洁白的棉签，有发黄的橡皮带，有纸糊的黑膏药，有一个铝白色的大饭盒。大饭盒里，装的不是吃的，全是大大小小的玻璃针管。赤脚医生水印一出现，或者他的声音一响起，就连村里的狗也不再叫唤，再调皮的孩子都立马乖乖地、不哭不闹，变得老实起来。
      有时候，我病的不轻，烧的糊涂，分不清到底谁是的毛公公，谁是赤脚医生水印。可的毛公公仅仅只能模仿赤脚医生水印的声音，终究不能像他一样给人治病。的毛公公的妻子，叫巧英，我管她叫巧英婆婆。她是邻村的，多聪明能干的一个女人，会读书写字，会背诵诗文。嫁过来后，给的毛毛公公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不久后，便疯疯癫癫。每当发病时，赤脚医生水印便来给巧英婆婆打针。巧英婆婆只要听到赤脚医生水印的声音，便顿时安静乖顺起来；也只要赤脚医生水印的这一针打下去，巧英婆婆便能好上一阵子。可后来，赤脚医生水印每次打针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巧英婆婆疯疯癫癫的样子也越来越厉害。
      过了些日子，的毛毛公公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少了，赤脚医生水印来的也便越来越少了；又过了些日子，的毛毛公公口袋里再也拿不出钱了，赤脚医生水印便再也不见了踪影。巧英婆婆再发病时，的毛毛公公便憋着嗓子，学赤脚医生水印：来，来，打一针就好了。巧英婆婆以为是赤脚医生水印，立马乖巧温顺起来。再过了些日子，巧英婆婆便走了，化作一处孤坟。
      的毛公公除了能模仿之外，还有一身好力气。他用牙齿咬着箩筐上的绳索，将百来斤的稻子叼在嘴里，毫不费力，一口气能走几里路。碰上人家办喜事，搞上一顿酒喝，他从不用撬子开啤酒，嘎嘎嘎，一口气能咬开二三十瓶。老家当年修一口水井，他负责扛水泥，他一趟能扛三包。他一边扛水泥，一边吹牛说，他的鸡巴能撬起两百斤的大石头。所有的人，都前仰后合，笑得肚子疼。他给我们带来过那么多的快乐，他模仿的虫鸣鸟叫陪我们度过那么多的漫长黑夜，可那些年，他孤身一人，带着两个孩子，将日子过得箪瓢屡空，惨不忍睹。
      我生病时，急着用钱，父亲将房子贱卖给了的毛公公。那时，他的房子快塌了一大半。父亲卖房子，算是一举两得，既救了我的小命，又让的毛公公一家有了遮挡风雨、避暑防寒之地。一纸契约，五千块钱，的毛公公成了那几间老屋的新主人。那时医院说账上没钱了，要停药，那五千块钱管了一周。
      偶尔我回村里去，总忍不住要多望上几眼老屋。房子还是那几间房子，门还是那扇门，窗还是那个窗，只是房顶的瓦缝里长满了杂草，墙上的石灰壁斑驳脱落，门口的石头上布满了青苔。有时，望着望着，泪便涌了出来。

                                                                         4

      刚出村口，团脸爷爷迎面走了过来。
      团脸爷爷是个哑巴。见着我，嘴里咕噜咕噜地，不知说些什么。可看得出，他那张风霜刀割的脸上，洋溢着激动和兴奋。我可真是他看着长大的。没事时，团脸爷爷经常跑到我家门口，看我们读书写作业。他一边看，还一边咿咿呀呀，指指点点。那时，我能从他那焦急的脸上，和那慌乱的手势里，猜得出他要表达什么。可这么多年过去，这些独属于我们彼此之间才能读懂的手语，早就忘得一干二净。
      乡下朴素的日子里，或许不需要过多的语言。比如，这些老人们，他们整整一上午，或者一下午，可以一言不发。他们可以在一支香烟的明灭中，安然度过一天枯索无味的光阴。他们的生活如此简单，尤其像团脸爷爷这样的哑巴。
      我经常在想，到底是什么支撑着一个哑巴，孤独地从青春年少到鬓发苍苍，从身强力壮到步履蹒跚。除了能用一身蛮力气和这脚下深厚的土地较劲外，他还能做些什么？是的，团脸爷爷仅仅只是不会讲话而已，其余所有的地方都再正常不过。他抽烟，喝酒，吃萝卜白菜，也吃鸡鸭鱼肉；他上山砍柴，也下水摸鱼；他懂善恶是非，晓人间事理；他知人情冷暖，有七情六欲。他为何能在那个无声无言的黑白世界里，如此坚强地坚持走过他这默默无闻、孤独寂寞、索然无味的一生？我曾亲眼见过，一个黄昏，他躲在草垛里，用他粗糙的手握着他硕大的阴茎来回抽动，一个人忘我地发出阵阵神仙似的呻吟。他活得如此的简单，如此的惨不忍睹，却又如此的满足、淡然和与世无争。
      我递给团脸爷爷一支烟，给他点火。他猛吸着，青烟从他的鼻孔里呼出来，从他不能讲话的嘴里吐出来。他吸得那么过瘾，如痴如醉。我又想起，许多年前的，那个黄昏，如血一样的黄昏，他在那堆草垛里的呻吟。

                                                                      5

      东生的母亲，我该叫她爱华婆婆，从山路的一角转了出来。爱华婆婆的丈夫很早便死了，是骑自行车从一座桥上摔下去的，几丈高的河下面，全是石头，尸体被摔得血肉模糊，缺胳膊少腿儿。丈夫死后，爱华婆婆一个人拉扯着三个孩子，在苦难里煎熬。
      几年后，邻村一个男人进了爱华婆婆家的门。不久，他们又生了个女儿。那男人憨厚沉默，不怎么说话。村里有些人，或是冷嘲热讽，或是给他难堪，或是在背后指指点点。他图的是什么？是爱情吗？还是为了生一个孩子传宗接代？那男人是一把干农活的好手，尤其善于耕田犁地。他来之后，爱华婆婆家的田地，光滑得像是抹了油。
      不知什么时候，他们分开了。女孩儿被男人带回了邻村。是过不下去？还是他们早就约定？爱华婆婆又重复着孤苦的日子，继续着伶仃的光阴。听母亲说，她曾只身外出。一个没有一技之长，没有半点文化的乡村女人，在千里之外的城市里，举目无亲，无依无靠，是怎样度过那段岁月的？这些年，爱华婆婆年纪越来越大，在外再也找不到事情，只好重回家中。可家徒四壁，穷阎漏屋，不避风雨，哪里还像是一个家呢？又是什么东西支撑着她走过这坎坷苦难的一生？
      爱华婆婆跟我说，让你妈回来住住。我说，我妈身体不好，眼睛不好使，手脚麻木，再说回来也没地方住了。她说，回来跟我一起住啊。是啊，母亲和她们那一代人，在那些贫穷的岁月里，结下了毫无金钱利益的乡亲关系，那是一种如黄土般朴素的深情啊。她们一起上山砍柴、种地，一起下田插秧、收割；她们一起在村头的河里洗衣服拉家常；她们谁家做点好吃的互相送上一点，谁有困难相互帮持一把。可如今，你一个，我一个，零零落落地都搬走了，在城里那间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屋里，缩手缩脚，受着媳妇的指责，忍着儿子的牢骚；也或是漂在异乡的某个角落，艰难地混个生计谋口饭吃。她们如果见面，该有多少话儿可以一起说说，多少家常可以一起唠唠啊？
      爱华婆婆叹了一口气。
                                                                        6

      与爱华婆婆道别，我和三爷爷继续往前走。
      祖坟山脚下，是我家一块菜园。菜园里，有一棵高大的木梓树，春夏时葳蕤茂盛，秋天时木梓累累。那可是我家最好的一块菜园啊。黄瓜、豆角，辣椒，茄子，丝瓜，扁豆，莴苣，西红柿，应有尽有。母亲像是一个魔术师，去一趟菜园，便给我们带回一竹篮子蔬菜，水灵灵的，嫩滋滋的，清香扑鼻。可如今，菜园里，荒草萋萋，满目苍夷，木梓树光秃着枝丫，在风中呜呜作响。它知道当年的小孩儿回来了吗？它见我两鬓渐生白发了吗？
      远望去，田地大都荒芜，无人耕种，遍野寻不出一颗庄稼来。那条窄窄的小路，似乎也容不下我脚下的这双穿皮鞋。几只白鹅正在路上觅食，看见我后，嘎吱嘎吱的惊叫，如嚎啕，如喊救命般凄惨。我脚下光亮的皮鞋和身上笔挺的西服，在此刻的乡野，该有多么的滑稽，多么的刺眼啊？莫非这几只白鹅将我当成捕捉杀害它们的贩子、杀戮者？乡下人，哪能像我这样？你看，迎面走来的点松爷爷，他扛着一把锄头，裤管儿上全是泥浆，额头上满是汗渍。白鹅见着他，嘎吱嘎吱地，朝他一摇一晃一摆地跑过去，如见着救星。
      满山的杂草疯狂，不见一棵树木。那漫山遍野、碧绿葳蕤、郁郁葱葱的松树和杉树都不见了。几座水泥浇筑的坟头，在疯长的杂草间，惨白，刺眼，如一块硕大的永远也不能治愈的伤疤。这座山上，该埋着多少亡魂啊？
      沿着新修的台阶，我拾级而上，来到祖坟附近。三爷爷走不动，在山脚下，吃力地喊着，就是那里，就是那里。他的声音，浑厚，粗犷，透满沧桑。我应声回答，晓得，晓得。我们的呼唤，像是唤醒了山间的草木，惊动了山间的生灵。一阵风起，草丛哗哗作响，两只野鸟扑翅而起，腾空，飞跃，滑翔，越来越远，凝成一个黑点，消失在山间的雾气里。
      我怎能不晓得呢？祖坟的上面，我家有块地。地里种过马铃薯，种过红薯，种过小麦、萝卜和油菜。那些漫长的童年岁月里，我不得不在父亲和母亲的威逼利诱下，跟他们一起拔草，施肥，播种，收割。可是，那块一筐筐、一箩箩给我们奉上食物的土地，如今全长满了比我个头还要高的杂草。那枯黄的叶子上，有绿意冒出，正开始恣意，翻滚，如浪似涛，朝我咆哮涌来。我几乎有些透不过气。
      这荒芜的山间，被一次又一次烧过。熊熊大火，滚滚浓烟，猎猎作响，时而向东，时而向西，如千军万马，如滔天大浪，所到之处，皆为灰烬。被烧过的山头，一片漆黑，令人触目惊心。三爷爷家的儿子树来，我的九叔，去年生了一个胖小子，无比的兴奋，到祖坟山上烧香磕头。一不小心，纸钱被风卷起，山间霎时化作火海。幸好，前两天刚下雨，草丛湿漉漉的，我这才放心地带着纸钱上山。
      坟前的茅草浓密茂盛，将前往祖坟的路堵得严严实实。在它们的眼里，我何尝又不是一个外乡人？何尝不是一个与这块土地毫不相干的人呢？尽管它们一次次被火焚烧，但又一次次迅速生发，茂盛，浓密，仅仅一夜之间，便又再次占领脚下的这片土地，俨然成为这个村庄新的主人。它们如同这块土地上最后的勇士，誓死保卫着这最后的家园，如同当年我们那样，为了一渠水，或为了一块边角地，或为了一个女人，拿着锄头扁担，在烈日下，与邻村的汉子们对峙，嘴里呼哧呼哧冒气，骨骼咯吱咯吱作响。我想要找回我作为主人的尊严，我尝试用脚踩出一条血路来，可我娇贵的皮鞋，我瘦弱的身躯，怎抵得过它们的千军万马呢？三下两下，我便气喘吁吁，败下阵来。
      我冲三爷爷喊道，就在路边烧点纸钱，可好。三爷爷说好。三爷爷说好的时候，他在想些什么呢？或许过不了多久，他便也会睡在这里，他的坟头上也会长出一簇簇浓密茂盛的杂草来。而在他尚还活着的清明节里，亲眼看见有个晚辈，从一千多里的外地赶回来，想必他内心该有一丝欣慰吧？
      我烧了纸钱，放了鞭炮，插好几朵塑料花。在乡村，这都是有一定程式的。等我转身回头才想起，我应该鞠躬，扣手，祭拜一下这些地下的亡魂。我咕哝地念道，祖佬们，我来看你们来了，你们在那边还好吧！我不知道他们能否听见我的自言自语？我更不知道他们在那边过得是否真的还好？（据说，心诚则灵。）但我知道，这些年来，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一个个活得并不那么轻松。比如三爷爷的儿子我的九叔树来，他差点就进了班房。比如我，前些年被疾病折磨，欠下了一屁股债，现在流浪他乡，常年与妻子和女儿不得团圆、和父亲母亲难得见上一面。
      我们卑微地活在这个世上，用我们脆弱缺钙的骨骼和营养不良的肉体，去承受着生活的磨难和压力，去承担这一路上的腥风与血雨。为讨一口饭吃，谋个生计，我们很多时候不得不忍辱负重，不得不卑躬屈膝，不得不听凭有钱人训斥，不得不任由为官者恐吓。我们的日子又何曾好过呢？
      那天，我听一位乡村的校长讲，百分九十五的孩子的父母都外出打工。这些孩子，常年得不到父亲母亲的关爱，该是多么自卑、柔弱、孤独和寂寞啊？他们的童年可有稚趣、童真、欢乐和美好呢？校长一席话，我无地自容。扳起指头数数，我离家也已数年。我的女儿，正在遥远的故乡，一天天长大，长高，长成一个大姑娘。有时，我差点不敢相认。

                                                                         7

      风再起，茅草哗哗作响。隐约间，似有哭声。对，是哭声。那如泣如诉的哭声，忽高忽低，时长时短，若急若缓，似忏悔，如幽怨，凄惨，悲凉。
      整个山间，除了零碎的几声鞭炮鸣响，除了我和三爷爷几句零星的喊话，静得有些可怕。啼哭声从茅草从中飘出，如幽灵一般，随风四散，在山间回荡。我冷汗直冒。
      下山后，我才知道，那哭泣的女人，是仲莲婆婆。多年前，她的儿子水松，在黄石一个煤矿里挖煤，被一块巨石砸中，连哼都没哼一声，当场殒命。多年轻的一条生命啊。他比我还要小几岁。多少年过去，我依旧记得他白胖胖圆乎乎的脸蛋，他见人一脸的憨笑。他轻言细语，从不大声嚷嚷，似乎也从不和别的孩子争吵。
      矿上赔了一笔钱，听说是二十万。可这点钱，与一个活生生的人比起来，有什么意义呢？而祸，似乎从来不单行。苦难并未就此放过仲莲婆婆。她的女儿水松妹，长得跟水松差不多，只是智力有些缺陷。早些年外出打工，被人骗了去，卖给了一千多里外的一个叫泰顺的乡下。买她的那个男人，比她大十几岁。水松妹跟那个男人生了两个孩子。我不知道，一个被卖过去的女人，在一个亲人也没有的地方，是怎样度过那些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日子？
      历尽千辛，水松妹找了回来，重新嫁了人。我想，上天总算有眼，这大抵是对仲莲婆婆最好的安慰吧？可对于水松妹来讲，在她漫长的人生岁月里，那两个从身上掉下来的骨肉，会不会在梦中将她一遍遍折磨呢？
      人间最悲凉的事情。莫过于一个母亲，在坟头哭自己的儿子。这一哭，已经十年。
                                                                      8

      我来到爷爷奶奶的坟前。我静静地凝视着这座隆起的坟墓。斯人已去，唯有黄土一柸。爷爷和奶奶的名字，父亲叔叔以及我们的名字，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被刻在一起。黑色的大理石墓碑矗立，它让我想起奶奶家的大门。那时，奶奶就在大门里，或是坐着穿针引线，或是来回走动忙前忙后；而更多的时候，奶奶从大门里走出来，到河里洗衣服，到菜园摘菜，到山上砍柴。
      可奶奶再也不能从那扇门里走出来了。她和爷爷一起，静静地躺在里面。他们一定睡着了吧？隔着黄土，他们再也听不见我们的呼唤，闻不见我们的悲喜，看不见我们的乐愁。他们走了。某段时间里，因为一些琐事，我们一家人险些四分五裂，反目成仇。世俗与薄情里，亲情竟有时也如此脆弱和不堪一击。幸好，有这块墓地。当站在坟前，我们可以摒弃前嫌，还能重归于好。奶奶一定还看着我们，这世上，我们永远是一家人。
      妻子跟我一起，朝着爷爷和奶奶的坟头祭拜。结婚十四年，这是我们夫妻俩第一次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在这样的一种场合，向山川田野，向草木森林，向河流村庄宣告，宣告我们是一对夫妻。我们吵过、闹过，去民政局过，我们有时如路人，有时似仇人。这一刻，我在想，我们能不能像爷爷和奶奶一样，风风雨雨走一辈子，一起白头到老，然后也像这样一起长眠呢？
      祭拜完毕。妻子在坟前的草丛里，摘了很多的苦菜。刚摘的苦菜，翠绿，新鲜，带着露水。想必这是爷爷奶奶赐予我们的吧？苦菜在《神农本草经》里被列为上品，主五藏邪气，厌谷胃痹。在乡下人的手中，苦菜是一碗不可多得的野蔬。我生病时，曾经用它来对付过体内猖獗的细菌和病毒。
      那时，女儿还小，见我喝完苦菜水后可以吃上一勺白糖，便偷喝过一次。她喝完苦菜水后，那扭曲变形的脸，就如这苦菜花般，让人怜惜，令人揪心。直到两岁，女儿没喝过牛奶，没吃过那些五花八门的糖果。家中所有但凡能拿出来的钱，都变成了我床头的药水。
      到现在，女儿一直偏爱吃甜食，想必，是小时候太苦了吧？

                                                                   9

      公路下，还有几座祖坟。金娥婶子正在那里忙碌着。她找了一个邻村人，帮着一起修坟。金娥婶子跟我说，前些日子，她做了个梦，梦里，祖佬们说没人管他们。金娥婶子跟我说时，一脸的虔诚。四块石碑突兀地立着，地底下是四个化作白骨的先人。三爷爷，金娥婶子，我，以及邻村大叔，四个活人，静静地站在坟前。
      金娥婶子也不容易，她年轻时会唱戏，自从在我们村唱完戏后，被我那好吃懒做的堂叔穷追猛打，给讨回来做了媳妇，生了两个儿子。堂叔多年在外不回家，赌博欠了人家一屁股债。前不久，金娥婶子的小儿子，我的堂弟，重蹈堂叔的覆辙，差点被人砍了手脚。金娥婶子是个多么有能耐的女人啊，她黄梅戏唱的那么好，她缝纫技术那么好，她做挂面的手艺那么好，可她的日子却从来没那么好过。以前吃不饱，现在能吃饱，丈夫孩子不争气。怪不得，她说祖佬们托梦给她，要她来修整一下这破败的祖坟。
      习习的山风中，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在崎岖的羊肠小道上，搬着一块块石头，挑着一担担黄土，累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我默默地站在一旁，心里如打翻了一只五味瓶。
      路边散落的几户人家，主人都外出了，家家铁将军把门。门头上，落满了蛛网灰尘。春节时张贴的对联，经风吹日晒，已经发白，破碎。山间里，溪流阵阵，河水汩汩，雾气腾腾。对面的山上，时而响起一阵零星鞭炮声。
      金娥婶子，她梦中的胆怯，生活中的担忧，何时能终了呢？

                                                                      10

      关起车门，我一句话也不想说。一路上，三爷爷，的毛公公，团脸爷爷，爱华婆婆，仲莲婆婆，金娥婶子，不断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他们正以他们的肉体和灵魂，以他们仅剩不多的生命，守候着村庄的孤单，温暖着村庄的寂寞。他们倔强地活着，像一剂治疗我们心灵创伤的药。而光阴和岁月是那盆忽明忽暗的炭火，舔着陶制的药罐，咕噜咕噜地熬着，氤氲中，我仿佛闻到了故乡熟悉而又渐渐陌生的味道。
      乡村正以惊人的速度沦丧。这些年来，她越来越破败，苍凉，落寞。路边那口滋养我们的水井，正渐渐干枯，被泥土、石块、垃圾、杂物和动物的尸体填满，她再也不能冒出甘冽清澈的的泉水来，再也不能将皎洁的月亮藏在井底。是的，它已死去。它无声无息，悄悄地死去，带走我们所有的记忆，掩埋我们所有的过往。水井死去了，村庄也即将跟着死去。就像我的祖母，你眼睁睁地看着她一步步走向死亡，你却无力去拉她一把，她太沉重，比那一座座山还要重。她又太轻，轻得如一张发黄的纸片，一碰就碎，碎成灰烬。她孕育和哺养着我们，看着我们长大，将我们送向远方，她孤独一人，在那间低矮的瓦屋里，默默地期盼着，念叨着，为你祝福，为你祈祷。她倾其所有，包括她的积蓄，她的仁慈，宽厚，勤劳，善良与质朴，她全部的爱，毫无保留地给了我们。然后，她的乳房开始松弛，头发开始花白，眼睛开始花，背开始驼。她开始老了，越来越老，她快要死去，她就要死去，她已经死去。她闭眼，流泪，断气，我却哭不出来。
      我知道，过不了多久，在这片土地上依旧倔强站立的人，在苦难中依旧弓腰前行的人，总有一天，他们也会在故乡的山坡上隆起一座座新坟来。他们将会和巧英婆婆，水松，我的爷爷和奶奶，以及更老的祖辈们会面，在另一个地方，继续着村庄的故事，延续村庄里的风情。他们是否只有欢笑，而不再有泪水与苦难呢？
      我不知道，等我老去的时候，能否回到村里，像他们一样，在小店门口静坐着，吸烟，一整天不说一句话；或者从村里的小路上颤颤巍巍地走着，遇见一个晚辈从外乡归来，他穿着西装和皮鞋，他递给我一支香烟，他给我点火，然后，我与他聊天，谈些旧事。
      如果这样，大概故乡还可以继续轮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