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密的春天

　　一
　　从北京南站出发，随身携带《红高粱家族》。我是善忘的人，刚把书掏出来，就开始懊恼，唯恐它会被遗落在列车上。生命流动，如河水徐徐推开波澜，寻找入海口。一本书命中注定般，从内蒙古到北京，然后又踏上去往高密的旅途。再次翻开书册，我付诸于凡世的所有诡异的幻想都觉醒了。然而没有预料到的是，我读罢罗汉的死，就已经精疲力竭。
　　脑海中的无数个罗汉交叠。我是个怯懦的农人，立着锄头站在一旁，低垂着眼眸望着他死亡的全程。罗汉死的瞬间，无数个罗汉死不瞑目，他们直愣愣、恶狠狠地盯着我的眼睛。死亡变成了一件微不足道的事。小说里的罗汉死了。电影里的罗汉死了。电视剧里的罗汉死了。不一样的面相，被剥了皮之后，都是一个模样。罗汉的灵魂无处安放，在天地间飘飘荡荡。不是委屈的罗汉，也不是悲情的罗汉，更不是英雄的罗汉。他一丝不挂，被拴绑在树桩上的时候，是作为平凡人的罗汉，绝望得像是一棵被踩倒的高粱，永远也站不起来了。他被硬生生剥了皮，而动刀子的人，是高密东北乡有名的杀猪匠——杀人如宰猪。莫言极尽细节的描述，对于我来说更像是一种戏谑，使我成为了可耻的旁观者，让人感受到了作为凡人，那些无法挣脱的绝望与无力。我要为罗汉的死，付一点点责任。
　　如果让我描写这场景？我大概会给罗汉一点痛快，以及一点诗意的支撑——用整个章节铺垫和渲染，把罗汉送上刑场；用一句话交代，让他彻底死僵。一个人，活脱脱从皮囊里跳了出来，先是在满是棘刺的干草堆里滚了三滚。他痛得浑身冒着青烟，呜咽声如茂腔悲恸，声音沿着四野推开，最后被一阵风彻底吹散。回望荒野，已然没有了罗汉。所有关于罗汉的叙述都戛然而止。久而久之，他的故事成了一个动人的传说。人们都说，见惑思惑皆已断尽，他已证得涅槃来。罗汉具有人性的诸多弱点，但是他有个好名字。传说往往就是这样开始的，一点都不可笑，也不可靠，甚至充满了讽刺。正如书中所言，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蹉、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然而世上又有哪个地方不是如此？我用所有人性的善，去伪装所有人性的恶——做最平凡的人，做最平凡的事儿，吃喝拉撒，婚丧嫁娶。人世间，最极乐的事情，以及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寿终正寝。罗汉的非正常死亡，终于让他平凡的人格得以神化。
　　我不断提醒自己，罗汉不过是个虚拟的人物而已，莫言也已经离开高密东北乡。但“莫言故里”四个字，依然给这片土地蒙上了一层魔幻主义色彩。我把小说收起来，倚靠在车窗边，静静等待迎接高密的春天。我到底在期许什么？一片火红如海的野高粱？青杀口令人心悸的风？很显然，还不是高粱疯长的时节，甚至不是播种的时候，只是又到了旅游局开始筹谋的时间，今年应该种下多少顷的高粱？据说高粱籽粒有很多种颜色——红的、白的、花的。但高密的高粱只允许是血红的，除了用来酿酒，其余一概不行。
　　在高密，高粱是举足轻重的，每一年都会骄傲地红成海，就如同每次翻开书册，都要让罗汉的血汩汩流淌。透过车窗，我果然见到大片的农田，它们补丁般镶嵌在苍茫的大地上，组合成了人类的食物谱。远望田野，人与大地在博弈。他们迷了路，被红花花的高粱迷了眼。他们一辈子走不出这块田，使用原始的农具，以及牲口，缓慢地逡巡于这块最肥沃又最贫瘠的土地上。一小块田，就聚拢着一辈子的，汗水以及泪水，希望以及绝望。我所能极尽想象的，是夏日的土地爆裂，植物粗壮如野兽，所有的果实都硕大惊人。农人挥舞着锋利的刀子，收获着一个又一个多汁的生命。但此时此刻，列车的快正与农人的慢，形成鲜明的对比。
　　时间在大地上裂开，我与世界有些隔阂，需要不断去面对与和解。现实世界中的我，似乎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过粮食与蔬菜，因为我不懂得饥饿，更不懂得人间疾苦的多样性。而我正在以“最恰当”的方式度过漫长的一生。我恍惚觉得，我差一点就成了农民，一辈子要侍奉粮食，传承大地的品质，延续农民的血脉。冬天总是特别漫长，但春天一定会到来。我虚伪地问自己，在广袤的大地上度过漫长的一生，又有什么不好？
　　在高密站台，我迫不及待地吸了一支烟。高密的天空和我想象中的一样高远空旷。或许应该这样说，平原上没有山的遮挡，楼和街道不得不鼓起勇气，撑起城市最后的尊严。昨夜大风忽起，倏然降温。这或许是高密春天里最凛冽的几日，沁人心脾的空气让我蠢蠢欲动，唤醒了我隐藏在身体深处的诸多欲望。我俨然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我的肺叶里沾满尘土，若是埋下一颗高粱籽粒，瞬间就能发芽。我想要嘶吼，以及释放出那些恶念，犯罪动机就是这魔幻的土地。
　　我总是错以为，小说中的人物曾经活过，甚至于他们的后人，还延续着血脉，保持思想上的优越性，过着没落的生活。他们已经习惯用一种至诚至真的口吻，讲述先人的故事罢了。

　　二
　　房子里随处可见的装饰物，皆是莫言的打油诗。嬉笑怒骂，游戏人间。包间门口挂着的木牌，刻“余占鳌”三字。我们饮酒的时候，他就在一旁凛凛站着。
　　在高密吃的酒叫“三十里红”，小说里的酒。红，是高粱。是枪缨。是杀人如麻的利器。然而，可惜这美酒太过明净，竟不是浑浊的红。高密的高粱地，理应残阳如血，四野风声鹤唳。这高粱酿作酒，也理应是粗犷豪迈，咽下去划破嗓子混着血，再慢慢回甘。
　　在高密，既然喝酒就要喝出点儿匪气来。
　　据说这高粱酒，一天只能酿出十斤，能饮到者寥寥。以前父亲嗜酒，常说烈酒入喉是甜的，我想他或许是对的。酒过三巡，胸腔中突然喷涌出一股愤怒。我顺着浓酽的酒气，被一望无际的高粱推搡着走，踉踉跄跄穿过青杀口，身畔只有皎洁的月亮。一双青布鞋如打火石般摩擦，啪啪，啪啪啪，愈来愈急促。酒香就这样一路收拢——新酒出甑，《酒神曲》响起。“九月九，酿新酒，好酒出在咱的手！”从酒缸里面捞出来的那个湿哒哒醉醺醺的月亮，碾碎了，散落开，才是世上最动人的月光。
　　酿酒是时间的艺术。莫言以后，在高密做个酿酒师傅，或许值得炫耀一辈子。一辈子和粮食打交道，让生命慢慢发酵和浓缩，这种等待何尝不是一种幸运。蒸馏，是把自己的血肉骨头都打碎了，与酒融合成一体，剔除杂质。然而，这些只不过是我对“三十里红”的一些不切实际的遐想罢了。我在酒气中摇摇欲坠，极力维持一分警醒。我知道，这里是高密，但绝不是我理想国的高密。高密的酒，也绝不是我理想国的酒。现实世界的酒坊是什么样，我完全不敢想象。古老的工序经被打破，机器替代人类完成了更高效的运转。勾兑的酒精，在我的身体里作祟，那种陌生的暖意，让我说不清也道不明。但我宁愿相信，今夜的酒和那片神鬼莫测的高粱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高粱酒里面应该藏有神性，可以沟通万物，直抵天庭。只是可惜，我们的粮食早已经失去了神的眷顾。我们以为可以像造物者一样，左右植物的属性，最终却被植物所嘲笑。风吹来，高粱纷纷躬身，表达对人类的悲悯。
　　饮酒要有下酒菜。蝗。蝗。蝗。三个字叠加在一块，才能完成我对这种生物意象的摹状。一瞬间，我能够想到的，是蝗虫云集而飞，遮天蔽日，唰唰而响。我在高密吃了一道下酒菜，就是油炸蚂蚱，若是给它起个菜名，可以是“飞黄腾达”，或是“天降大任”。褐色的蝗虫，被油炸出了一种酥红的质感，闪着油脂的光泽。众人坦然处之，分享，细细咀嚼。我总觉得，人们咽下的是一场又一场的灾荒。人类的饮食谱一定暗含着长久以来，天地与人的斗争关系。欲海如虫，诚惶诚恐。
　　《潍县志稿》记载：“乾隆三十九年，甲午、秋七月，大蝗，落地厚数尺，飞树上，巨干皆折断。”此外，莫言在小说《红蝗》中，有更传神丰富的描写。虫把所有的植物都啃噬了个干净，人该有多么绝望。恨到咬牙切齿，要反过来吃掉它们的血肉。然而，我还是很难把蝗虫定义为一种食物，比如百科中说，蝗虫，营养丰富，体内蛋白质含量占73.5%，含有维生素B1、维生B2、胡萝卜素等多种维生素。焙干、研摸，用酒送服，治疗破伤风。如果没有人类，蝗虫一定是统治广袤土地的候选人。它们繁殖力强，生命力强，消化能力强。
　　为对抗蝗灾，人类选择了以暴制暴。鲜吃，盐煮，油炸。如果贮藏在囤瓮里，可以吃整个冬天和春天。在高密，人们还会制作一种蚂蚱酱，成功模糊了食材性状，且制作方法简单。将蚂蚱晒干，一层层码在鱼鳞坛子里即可。有这样的新闻报道，标题是“高密小伙在自家农田养殖蝗虫，实现创业梦”。小伙说：“这个东西比种庄稼效益高，但是必须要形成规模，形成规模才能赚钱。”河流两岸，一边是拼命种植高粱的莫言信奉者，一边是拼命养殖蝗虫的创业者，人们在这块魔性的土地上对决打擂，终于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用油炸蚂蚱下高粱酒，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心里的草叶膨胀着，生长与被啃噬之间，欲望得到了最好的解释。我们活着，大抵如此。
　　我想到，乱世人命贱如草，人肉未尝不可食。百科里其实可以这样写，人肉，营养丰富，蛋白质含量高，含有多种维生素。其实古人早有记载，《本草拾遗》说，人肉疗羸瘵。据说，古时候蝗虫吃净了粮食，就会有“人市”，易子而食并不是空穴来风的事情。朋友为我夹菜，说道，你再尝尝高密有名的猪肉吧，大名鼎鼎的黑猪肉。我一时想到了生剥罗汉的杀猪匠，我就食欲全无。我为什么始终对罗汉耿耿于怀？大概是因为，他这辈子的平庸，注定了他当不了主角，也当不了反派，只好求了个惊天动地的死法。我和他很像。
　　酒后，我在县城里四处闯荡，大声说粗鲁的话，抱怨生活之种种。黑夜应该滋生出的敬畏，全部泯灭成灰，构成了我对土地与世俗的侵略。城市微光，唯我独行。打一个饱嗝，高粱酒的香气里，所有的鬼魅都摇曳生姿。点绛唇的。眼儿媚的。仄平仄仄平平仄的。有那么一刻，我想要跪拜土地，以及大地上所有隐秘暗生的情欲。情欲如禾苗，从泥土中钻出来，每一个细胞都鲜亮饱满，转瞬就变得茁壮挺拔。一阵风，一阵雨，高粱穗就彻底红了，耳鬓厮磨起来。
　　借了这高粱酒，我突然想和爱的人表达些什么，一个电话都好。但是到后来，我连说话的欲望都湮灭了。肉欲变得比什么都美好，话语显得太过浅薄无力。我想到伸出花轿的三寸金莲，那红艳艳的鞋面，一针一针绣的花儿。我想到这个夜晚注定要无法睡眠，这些事物给了我多少美好的想象。就是这一晚，我丢失了月亮。丢失了所有羞耻的滋味。我把所有人生之附庸，都遗弃于荒野之中，任凭风吹雨打。
　　荒野之中有人站立起来。我看不清他的脸庞，正如同讳莫如深的爱欲，永远无法被言明。有一刻，我仿佛见到罗汉，他的眼睛里一片赤诚。他伫立彼岸，像一株燃烧的血高粱。火焰灼灼，烧出酒的味道。烧出血的味道。烧出未泯灭的人性。烧出它无法磨灭的金身。或许若干年以后，高密再没有农人种植高粱了，也没有酿酒的师傅传承手艺了。但是不要怕，时间是孤注一掷的。这时候，青杀口的野高粱，就兀自疯长起来。月光铺就大地，所有美好的词汇都消失，只剩下无边无际的生长。
　　我整晚都在遣词造句，却愈发词穷。我想替现代文明，对蛮荒表达一点诚恳的敬意。未曾想到，那些蛮荒早已经消隐了，藏在了更深远的历史中，成了血肉模糊的样子。它们一旦被揭露出来，将就会比虎豹财狼更可怕。

　　三
　　去往红高粱影视基地的途中，我使命般遇见了胶河。
　　他说，我们去胶河边上走走，这望过去好长好远的都是胶河。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不甚唏嘘，眼睛里填满了苦楚。此时此刻，偏要说它是河流，不如形容它是土沟更为恰当。
　　不是所有的河流都在流动。初春的胶河有些落寞，漫长无比的冬天，耗尽了它所有的力气。就这样随它而去吧，野草齐腰，枯黄泛白，铺满了整条河道，仿佛大地生出了密密的白发。大地上的事情太过漫长，那些厚厚的野草垫子，看似柔软温暖，却榨干了河道里的最后一丝水分，然后把所有的命运都托付给上天。初春的风又硬又冷，但是这些枯草枝却比风更加凛冽锋利。一片片草叶如刀子般被磨得霍霍响，闪着一道道刺眼的白光，风在河里转了弯，又默默回到岸边。又将是一年大旱，绵绵春雨何时归？
　　朋友说，这是他第五十次来红高粱影视基地了。但凡有远方的朋友来，大多要驱车来此。除此之外，我们似乎并没有太多的选择。五十次，也只不过是个概数罢了。生在高密，长在高密，这或许是一件注定要循环往复的故事。五十次，一百次，一千次。等待一茬茬的高粱红了酿成酒。等待一回回穿过这座虚无缥缈的城。虚土之上的土匪窝、衙门、婚房、酒坊等等，布景师的聪明才智发挥到了极致。一座影视城的建造，可以说是场景与场景的拼接，合理中又充斥着一种吊诡。它们不仅是拙劣材料的伪装，比如让木头看起来像石头，从另一方面来看，它们根本就不具备人类生存的合理性。人生如戏，可把戏变成人生又何其之难。影视城的一间小屋里，一个眉目温柔的男人正在聚精会神地为高密泥塑上色。货架上同样造型的狮子泥塑，从小到大排列着，一些是成品，还有一些是半成品，等待着被填上一模一样的花色。他终日重复的工序，理应得到时间的嘉奖。我喜欢这种压抑的人性与苦闷，时间如坚硬的石头，太需要这样的人去慢慢打磨。
　　红高粱影视城里停着一台花轿。
　　高密文化博物馆里摆着一台花轿。
　　或许是心理投射的缘故——我用两个不同的字眼，要突出“摆”比“停”讲究些。但无论是多么刻意的摆放，皆是风华已逝的静物而已。仔细想来，如果偏要把《红高粱家族》物化，似乎除了有些妖魔化的高粱，以及产量极低的高粱酒，或许最适合展览的莫过于这花轿了。两台花轿模样相似，甚至有些难以辨别。物是人非，现在它们都是灰溜溜的，散发出粗粝的质感。我一想到花轿，就想到高粱地里的风流韵事，想到初尝云雨的不安与兴奋。我禁不住想到生殖崇拜，想到植物往往象征着生命的循环，比如人类会在田野里交合，是为了赋予农作物以蓬勃的生命力。如果说花是植物的性器官，人类用它来表达爱意何尝不是一种映照。大地往往有一种催生情欲的魔力。
　　我想到未来的某一天，花轿或许不复存在，高粱却独自红了。那些荷尔蒙分泌旺盛的男人，又该何去何从？我想到如此简陋的花轿，竟然也能进入到高密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如一叶孤舟逆流而上。不知道是那些绝代风华的人，给了花轿以特殊的光环，还是这花轿，成了那些人孤注一掷的选择。在博物馆的大屏幕里，一会儿是姜文的脸，一会儿是朱亚文的脸。唢呐吹得声声响，转眼就到青杀口。结构上的对抗以及转折，都是作家安排好的。最原始的欲望开始作祟，那一天，不知道是她勾引了他，还是他勾引了她，这事情变得有些玄妙而未可知。而我从不以欲望为耻——如果未来还会有第三台花轿，我愿意做抬轿子的人。
　　但花轿终归会被遗忘，抬轿子的人也是一样。而我认为，遗忘是一种美德。我们只是把从虚无中来的事物，归还给虚无罢了。这是莫言的一个魔咒。他说有了高粱，就有了高粱。他说高粱酿做了酒，就有了高粱酒。他说要有这座城，就有了这座荒芜缥缈的城。朋友说，东北乡的文化不如东南乡。他就是东南乡出生的娃呀。如果东南乡再出一个莫言似的人物呢？我暗自想象，如果他选择种下的不再是高粱了，而是土豆，那么高密的大地上就会种满了土豆。土豆和高粱遥相呼应，也是一种盛景。
　　离开影视基地，又到平安庄旧村。去往河边，就要攀上土坡。他指着一条浅沟说，那也是胶河。这附近不远，大概就是胶河民宿。村口指示牌上，唯一的红色五角星亮了。箭头指向土黄色的小院子——里面有间土坯房，就是“莫言旧居”。小路入村，比肩有两排街灯，灯面上贴着红色剪纸小人，源自《蛙》的封面。如果晚上点亮街灯，这些小人会活过来吧，跳下来，排着队，嘻嘻哈哈穿过村落。土坡下，有不少摆摊的村妇，售卖高密菜刀、高密泥塑、高密剪纸、红高粱扫帚之类。除此之外，这里和平常的小摊一样，什么都卖点，但几乎什么也没人买。他们都是莫言的邻里，或者是邻居的后人。我想通过他们的面相，看到东北乡人所有荒诞与魔幻的哲学。但是他们不说话，就像高密泥塑一般。村庄渲染着黄土的颜色，连村里的人也像是黄土捏的。他们环绕分布，守护着一个小小的院落，眼睛眨都不眨一下。
　　以前，我去过老舍的丹柿小院，以及巴金的上海洋楼，莫言旧居与之形成了巨大反差。黄土色上点着朵朵红——门上贴着春联，门旁挂了灯笼，门梁还悬挂有“新春全家福”五个字，墙上贴着三张“福”。这些“红”还没有丝毫褪色的迹象，但是谁贴的不得而知。莫言本人？他的故人？或是旅游局的工作人员？屋顶的红瓦看起来是新的，叠落齐整，大抵是修葺过。屋外的窗台上，摆着些许干瘪的黄玉米，一些刻意的装饰物罢了。似乎是有人竭力要把院子摆置成还有人生活的样子，或者他们是要把莫言所有的旧事都封存在这里，给活着的人以慰藉。他在这里度过童年，并结婚生子。他的床上还铺着草席，席子也像崭新的。泥墙上挂着钟——然而离开以后，我始终记不得那钟是否有走动。这件事情透露出一丝诡谲。
　　莫言旧居门口，支着一个小书摊。据说，这里常年有个小书摊。书摊旁的老妇人，穿着枣红色的棉外套，头上包裹着一条柠檬黄的围巾。好鲜亮的围巾，和村子的氛围格格不入。她回头冲我们淡然地微笑，露出一排小小的牙齿。她的笑容有些似曾相识的味道，仔细想来，竟然和莫言的神情如出一辙。他们都长着相似的鼻子。而且，她只卖莫言的书，几个版本都有。我没有询问售价，身上有一本《红高粱家族》足矣。她不说话，但眼睛里闪灼着某种期待。她看了看我们，见我们无动于衷，转而望向天空。那片天空瓦蓝瓦蓝的，没有一片云彩。那是我无比陌生的一片天，四四方方的，笼罩在莫言旧居的院子上，蓝得有些虚伪。时间一点点回溯，仿佛这里的人都活在了莫言的儿时里，成了那些面目清晰的乡人。这片土地，成功被一个文学家剥夺了，并无限地创造了。苍穹之下，绰绰约约的莫过于他的影子。即便他背井离乡，依旧有那么多人活着，又仿佛活在故事里。除此之外，他还能留下多少真实的回忆？人类理应是善忘的动物。
　　桥，是青纱桥；房，是土坯房。站在枯竭的胶河边上，我的内心无限苍凉。初春的高粱还无迹可寻，而我只不过是一个远道而来的慕名者，戚戚然不知道在期待些什么。
　　世界是一座桥，走过去，不要在上面盖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