虫日

　　广州郊区，我过着寄生虫一样的生活。南国已入夏末，草木依旧繁盛而雨水充沛，晨光耀眼而万物生辉，这样的晨曦再平常不过。我以穿越的方式，回忆整个套房里窗和门。它们诚然敞开着，既是入口也是出口，而我却迷失其中。我静静躺在木板床上，仿佛压直了脊柱的几个生理弯曲，松散得像一条毛虫。我想我的灵魂此时是圆柱形的，正在分泌一些黏性物质。我好像患了一种和“懒惰”有关的疾病。
　　我突然想找个借口不去工作，诸如生了重病。但感冒这样的理由，在这样的季节里还是有些反常。我脑海里有诸多病理名词，可偏偏要像标签一样把它们贴在自己身上，却多少有些讽刺。而且我不大确定在与上级通话的过程中，能否始终保持笃定，并成功伪装出生病时的气若游丝。科长皮肤白皙，看起来就像一个清癯的书生。我知道他昨晚，又约了几个女实习生去唱歌喝酒。他就像藏在尖细钉螺里的吸血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随着窗外一声巨响，我还是决定逃离出门。出租屋的不远处，拆了梁，倒了墙。我们似乎总想要在有限的土地上，尽量去扩展生存空间，一层又一层。太阳如火时，一群男人正打着赤膊，沾了满身泥浆和白色粉尘，散发出雄性气味。他们好似蛾类，肌肤上生长着灰白色的花纹，如鳞如羽，他们趋光又孱弱，闪现在最明亮的阳光里，牵引出微弱的痛觉，又被人轻视。太阳有些刺眼，苍白的画面里，有人站在高出冲我吼叫，我听不大清楚，估计是要我离得远些。那些漂浮在空中的粉尘，似乎随着呼吸进入到我的肺叶里，渐渐积累成了一个坟墓。我不自觉想要捂住口鼻。
　　我不知为什么，突然想到某处“防治白蚁”的广告。那是同样的某日清晨里，赫然出现在某栋楼房上的红色油漆大字，鲜艳如血。这样的符号，时常会以神迹般的形式降临在小镇某处，然后渐渐以稳固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的视野。我想，或许那旧宅是遭了白蚁的害，被虫挖空了房梁和柱子，才需要拆了重建。想到细微处，是无数只白蚁整日整夜里，无法控制食欲在饱餐。白蚁把牙齿磨得更锋利了，可以消化木头。木屑就这样变成了组成柔软身体的一部分。而与此相对的房梁下，活动着老人、夫妇和孩子。或许除却婚娶和丧葬习俗，这里已经失去了旧时印记。这样的房子终归会有一天，以各种借口被倒塌。一座房子就像一本书。我还记得偶然在门梁上看到的字——“民国十三年”。村里的房子挨得很近，就像无数只巨大的集装箱，不知道哪一天会流落何处，以及生活在这里的人。
　　时间有些紧，我加快了脚步，这也让街边的气味变得紧密起来。垃圾收集处堆着大大小小花花绿绿的塑料袋，一股酸腐的气味无风扩散。蝇虫飞舞间，是几个分拣垃圾的女人。她们如蛹般封闭自己，口罩、袖套、手套、黑色长筒雨靴。拐角处正开了几片极香的玉兰，在空气中混合出诡异的尖锐。途中有一家私人工厂，蓝色围板旁，一只狗非正常死亡了，背景是一条淌着黑水的河。那具尸体在各种昆虫的包围啃食下，散发出一股恶臭。今天，它终于从褐色的毛发中，露出了白色头骨。我总是忍不住要瞅一眼，一天两次。不远处客家猪肚鸡餐厅开张，门前鞭炮欢喜地爆开，留下了满地破碎的红纸屑，空气中还弥散着二氧化硫的味道。洒水车定时从一边缓缓开过，终于压住了空气中的躁动和不安。运货的汽车开得飞快，闯了红灯。一辆摩托车突然停在身边，男人笑着问我，要苹果手机吗？
　　除了地铁站，疾控中心坐拥着镇子里最豪华的建筑。门岗大叔递给我一张明信片，我不知道这是第几张了，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旅行？朋友辞职，此时正在香格里拉的小餐馆里做义工，她说那里风光很美，太阳有些不同。明信片这种东西时常写不下几个字，所有的描述都只是寥寥几笔未能尽兴。它更像一个定位的仪器，证明有人曾在那里。
　　上午的工作要出车，到某家医院做个案调查。医院里一家四口，确诊为登革热。最近，我对花斑蚊子有些过于敏感，因为我可不想无缘无故发烧。医院的走廊上黏着一层湿润的水汽，沾了很多细碎的脏的泥。消毒水的味道刺激着鼻腔粘膜，让人想打喷嚏。我站在这里显然有些思绪游离。我一寸一寸打量空气，寻找着那些隐匿的飞虫。
　　只是简单的问答和记录，带教老师显得有些忙乱。我对这个男人并不熟悉，可我知道科室里的其他人常常在背后嘲笑他，他们笑的时候捂着口鼻。那时我也笑，附和地笑。但是，总有人比我更加谄媚，看向我的时候眉眼间充满得意。
　　我对面坐着的男人，抱着四五岁的女儿。女孩穿着一双红皮鞋。男人有些萎顿地倚靠在塑料椅上，嘴唇发青，有些恍惚并喃喃自语。
　　“我们这病是怎么得的？”男人有些费解。生病当然也需要正当理由。
　　“哦，登革热是一种由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主要由那种花斑蚊子传播。”我说道。
　　“我就知道，我和小区物业说了多少次，要杀光那些可恶的蚊子。”
　　“注意家里不要养水生植物，蚊子会在有水的地方产卵。”我心想，真是可笑，蚊子怎么可能被杀光。一颗虫卵足以演化出千军万马，藏在你喜爱的水仙花下，在你呼出的暖气中，在万籁俱静中，繁衍生息。脑海中，我看到一只花斑蚊子静悄悄醒来，白色的条纹缠在每一条深黑而修长的腿上。它沾过那水，嗅着淡淡花香，抬头感受屋子里的人气，并开始酝酿毒素。它偷偷笑了，有些痒痒的，如同隐匿在人类内心的想法，不被察觉。
　　一旁的病房里，躺着还在发热的老人，我透过蚊帐看到他脸色发白，我知道他的血液里，含有可以致病的活物。这些细小的东西，难以被察觉，却总是丧心病狂地想要侵占我们的躯体。我们的身体里烧起大火，要烧死异类，也灼痛我们自己。我有些迫不及待要离开这里，医院里总是弥散着一股晦暗的气氛。那些医生仿若圣人般存在，病人则如同受到了污秽的诅咒，而化验的机器就像裁决的利器。
　　下午，我躲在单位花园的长椅上打发时间，我相信没有人在意我消失。我看完日报的每一个版面。报纸常常避重就轻，着实有些无趣。我似乎天生对蚊虫有种特别的吸引力。我顺手捏死腿上一只正在吸血的花斑蚊子，一滴血就这样晕染在指尖，然后慢慢干涸。没有切肤之痛，麻木的人们可以放过苍蝇，可对于这吸血的蚊虫呢？
　　有人在微博上发照片，广州的街道上正塞着游行示威的人群，随处写着“捍卫国土”的字样。可我知道这样的活动，很快就会偃旗息鼓，就像一堆虚弱的肥皂泡。手机响了，学校发来短消息，禁止学生参加任何集会活动。这样的消息屡见不鲜，名义上是要保护我们。听说《纪念刘和珍君》已经从课本中删掉。愤青已经不多见了，而保留血性的大多是土匪，是动刀子的。果不其然，他们又开始打砸抢劫了，几辆车，几家店，但终归是无关痛痒的。真正的切肤之痛是什么？现在，爱国不是出于自然流露，也需要被理性。
　　傍晚的地下铁拥挤如潮，一如平常。洗衣店、面包店还有报刊铺，同样开在了地底深处。人类的脚步蔓延到越来越深，土地会不会轰塌？有人撞到我，留下一个背影。上车时有人戳我的腰，并没有抱歉的言语。在车上，我们又像情人一样相拥，调情般呼吸相触。门开时，我觉得自己就像一颗炮弹被弹出，要去炸开一个缺口。眼前一位母亲正推着一辆婴儿车奔跑，像一只器宇轩昂的甲壳虫。画面中，我们像虫子般张狂四散。推搡这个动作，变成了一种快意的释放。我不认识眼前的他们，他们到底急着去到哪里？列车一辆一辆，在地底徘徊交错。大地中涌动着风。我加快了脚步，嘴上想说出些咒骂，心里却想着，等等我，等等我。
　　回到出租屋，我感到一股深深的疲倦。在相对漫长的黑夜里，我选择关去所有的灯。我喝了一整瓶矿泉水，吸了一支卷烟，洗过一个冷水澡，始终未踏出房门半步。出租屋完美展现了一个未婚男人的形象，家具简洁而物品凌乱。我赤裸地躺在床上，拿出听诊器，听了心音，第一心音低而长，第二心音高而短。我还活着，并且健康。卧室处于整栋房子的角落，我却可以从窗口感知到邻居的活动。
　　楼下有两只脚板噼啪拍着地板，一只乒乓球弹着滚向远处。一定又是那个散养的男孩，光着屁股跑动。隔壁的男人和女人洗过澡，短暂的三五分钟里，他们低吟喘息，一旁还睡着小女孩。随着一阵颤抖，男人的声音戛然而止，仿佛被抽干了所有生气。他说，这次一定要生个男孩。对门有个年轻曼妙的女子，总是后半夜两三点才回家，她的鞋跟细而长，踩在乌黑的走廊里，优雅又令人着迷。铲子与锅壁触碰，饭菜香就不断逸散出来，飘到我的屋子里。她似乎把桌子摆满了，就像盛大的婚宴一般。
　　我决定把灯打开，看看时间，照照镜子。我怀疑哪里出了错，或许是我生了病。白炽灯照在房间里，有雨飘进屋打湿了白墙。随着脚步，我的头皮一阵发麻，浑身汗毛直立。眼前是无数只蟑螂张惶而逃，它们速度极快，遽然消失了大多，剩下几只无所遁形的，闪着棕色的油光。面包屑散落着，桃子少了半颗，白日里毫无痕迹的书桌，竟然在夜晚里成为了虫的天堂。我踩碎了它的身体，我听到了酥脆的响声。对于这些丑陋的生物，我生出了巨大的恐惧。原来我一直不是一个人生活，在这房间里，一直藏着无数只眼睛，每天看着我吃喝和行走，并等待暗夜到来，成为主人，模仿我的生活。它们悄然潜伏着，暗藏杀机，就像病毒。
　　我开始挪动每一个盒子，每一本书。我试图拍打每一处，甚至用声音去恐吓。我请求它们不要再出现。而那只分明被踩扁的虫，竟然复苏站了起来，它的触须摆动着，似乎在挑衅我的尊严。我变得小心翼翼，甚至有些神经过敏，我睁大了眼睛看着每一处，精神有些崩溃。我不敢想象，我还要如此度过无数个日夜。最终，我还是放弃了，选择把所有的灯关掉，回归黑暗。我躺在木板床上，夜色如棉被般覆盖我的躯体，我的额头渐渐渗出汗珠。我等待更细微的声音出现，我听到虫子在地板上走动起来，它们仿佛在舞蹈，用牙齿啃噬我的余生。我有些痛恨失眠，可太阳就要降临。但我又害怕天亮，因为我又将开始，重复这相同的一日。我的生活，似乎成了一个无法停下来的循环。那些白天出现过的静物，开始不断出现在我眼前，蝗虫过境般咬着心。我又何尝不是一个无知的存在，总是披着虚伪的壳。
　　我决定白天就去买虫药，这场战争才刚刚开始。我要杀尽它们，得到解脱。
　　这一天我请了假没有去上班，因为我果真得了重感冒需要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