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论 （新散文观察2016重新校订版）

一、 送别

一八九六年暮春一个黄昏，德国汉堡弗里德里希斯堡火车站，两位古稀老人在暮色里无言握别。主人身穿德皇威廉一世赠送的军礼服，昂首挺胸；客人着大清帝国专使袍服，抱拳致意。他为了他的国家戎马一生而鸟尽弓藏，他为了他的国家斡旋世运而流弊不免。他是伤感的，他的伤感之上依旧挺拔着尼采式的意志与骄傲；他是惆怅的，他的惆怅如诗章里咳血的春去，褪了隐忍，瘦了尊严。

主人名叫奥托.冯.俾斯麦，客人名叫李鸿章。

这是后人凭想象还原的一幕场景，有其实而未必有其境。然而，在汉语构筑的情境下，一次外交的终曲却由此敷演出一整个时代的历经百年而挥之不去的惆怅。它把十九世纪末那些波涛汹涌的悲情和喧嚣化成无奈和隐痛，揉碎在一片异邦的夕阳中，然后用诗意反复捶打这一副羸弱的、执拗的、揣满天下苍生的皮骨。

俾斯麦长李鸿章八岁，1862年以后的半个世纪里，这位宰相兼外交大臣依次发动了对丹麦、奥地利和法国的战争而统一了德国，从而开启了德意志通往波澜壮阔的二十世纪的门径；李鸿章则在“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下艰难维护着清国的国家运转，最终也没能撬开中华帝国抵达邦国尊严与荣誉的城关。甲午海战之后，这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无奈踏上欧美诸国考察之旅，这场送别，便是其中一站。长亭外，古道边，一个是龙兴之邦的开国元勋，一个是末代王朝的悲情英雄。万金宝剑藏秋水，满马春愁压绣鞍，曾经沸腾的河流匆匆交汇，萍水聚散，叫人叹息。

一百多年过去了，坐落在合肥市中心的李家老宅已经成了这个城市的一道旅游景观，李鸿章就在麦当劳和佐丹奴喧闹的促销音乐中干干净净坐着，聆听着和遗忘着百年来无数褒贬谤议，因为他知道，真正懂他的，不是他的血肉同族，也许是那位在某个遥远的春天与他匆匆话别的异邦对手。因为他们都是帝国宰辅，是19世纪纵横国际政坛的外交家。在他眼中，国人的评说是苍白的，哪怕是梁公巨笔，因为他们与他一样，都是中国文人，是当局者。

从李鸿章故居出来的时候，反复构思着两位宰辅“依依”惜别的一幕，不知我为何忽略了先生无数荣辱交融的生命现场，而单单拾起了这片遗落在历史角落的瓦砾。或者历史本不该简单归之于功过是非的量化评判？历史价值离生命太远了，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的比喻，无法替代暮色中那场难以言说的送别。

已变成纪念馆的老宅不想把它的主人当成历史符号去强调，它在极力呈现一具鲜活的肉体。但人的宿命在于他最终只能是一个符号！少年科举、壮年剿匪、中年洋务，一生在清廷与列强间捭阖是非，踏遍青山而功成名就，又在海雨天风中身败名裂。年年春归，当有杜鹃粗糙的叫声，跌落繁华街头，同那些新饰的柱子一起，支撑着合肥微薄的自信。想百年前的汉堡庄园应当也在，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依旧，只是山已不是那山！

二、 文韬武略

国人喜欢把人分为两类，一类文人，一类武夫。当然这说的都是“劳心者”，如此，还有一种分法：一类劳心者，一类劳力者。这比起西方庞大复杂的政治学说似乎显得幼稚可笑，而历史传承的效果确使那些解析论证捉襟见肘。

中国社会外部形态的静是通过内部消长的动达到的。贵族时代，庶民可以通过军功封侯拜相，拥有世袭特权；科举时代，劳力者可以通过文章光宗耀祖，而成为劳心者。“文武双全”直到今天还潜藏在国人心底而被向往和尊敬。因此，中国文人并不以文化研究和艺术创作为终极理想，经世济民，建功立业才是丈夫本色，在中国，文人不分新旧，历来如此。因此，曾国藩在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的治学原则下，强调的是“经”与“济”。李鸿章作为曾国藩的门生，继承并发扬了这个主张。作为一位“退休”的德国军人，俾斯麦不懂得这些，他对这位温文尔雅的东方“宰相”存有太多好奇，这使他能游离于社会角色与人性魅力之间去面对他，他是庞大沉重的末代王朝绽放的一朵生疮的牡丹，用汹涌澎湃的凋零装点19世纪波澜壮阔的冬天。如此，则他们无言的握别蕴含了太多体验。然而，短暂的邂逅在二位有生之年也一定仅仅是惊鸿乍现，英雄排斥群居，不需要知音。

淮系的崛起始于镇压农民起义，当时的列强力量好比明末的吴三桂，他们在清廷和太平军之间徘徊，清朝廷最终没有重蹈亡明覆辙，不可谓没有曾、李之力。李鸿章也因此亲身体验到西方科技和近代军事的威力，因此，作为洋务派的代表，“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成为洋务运动的总纲，这和魏源等思想家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结论性主张是不同的。两种主张表达了文人思想家和文人官员对同一问题的不同处理方法。思想家提出、论述、传播论点，但他们没有执行的途径；而政府确是执行一项方针的唯一通道。同时，就两种貌似雷同的观点而言，“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也更加深刻，它不但看到了“夷技”，也看到了体制，而且还提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的具体方法，那就是“和戎”与“变法”。而“和戎”从南宋开始，就往往是知识界和民众诟病的对象，而诟病往往又成为其政敌的武器。因此，在皇权专治的大背景下，其内部运作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靠制度实现，而是靠言辞派系的激辩与消长和文人集团间攻防与制衡而实现，这种隐含在暗处的“民主”是仕途的决定性因素，游刃于此，才有被敬畏的可能，相较而言，政绩却是次要的。想俾斯麦如在清廷效命，他的勇往直前或许叫他根本就没有机会展示自己的能力。

这正是我读梁启超先生的《李鸿章传》时，对《马关条约》的记述感慨之处。清倭甲午海战中，李鸿章经营十年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后，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与倭国谈判。“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谈判原则，加之李鸿章的遇刺和世界舆论的压力，也没有避免割地赔款的宿命。清倭《马关条约》的签定使清国沸腾，一个多月后，康有为带领一千三百多举人队伍，前往都察院上书。书曰：“换约期迫矣，犹未闻明诏赫然峻拒日夷之求，严正议臣之罪……甘忍大辱，委弃其民，以列圣艰难缔构而得之，一旦从容误听而弃之，如列祖列宗何？如天下臣民何？然推皇上孝治天下之心，岂忍上负宗朝，下弃其民哉！”而康有为和一千三百举人怎能不知，签约的不是全权大臣，而是所谓“孝治天下”的圣上。

约是废不了的，为帝国颜面，议臣却是可以牺牲的。李鸿章因此被迫解除位居25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这个结果，日夷和李鸿章都能料到。而1300名举人的千秋文章抵挡不住一颗最廉价的炮弹，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收拾局面的还是李鸿章。这就是次年《中俄密约》的签订和李鸿章欧美考察的世界之旅。而后，李鸿章力主维新。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梁流亡海外，慈禧追杀维新派，李鸿章明确表示：“我决不做刀斧手”，他说：“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梁启超评李鸿章道：“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文韬武略是每一个中国文人的理想，而真正拥有这种高难度才能的人少之又少。而个人能量一旦超出群体能量，于稳定往往是一种危险。于是就需要一套制约机制，这套制约机制就是道德。儒家的陟罚臧否依据一个含混的原则，这就是“君子”与“小人”。它并不是通过成绩和效果去评价，而是通过人格操守和行为过程去界定。这是几千年来庞大的文人群体默认的价值尺度，因此文人往往又分为两类，君子和小人。而当个人能量强大到足以震慑群体能量的时候，这个原则会悄然淡出，这也正是其含混性所在。《史记》列传部起首两篇分别是“伯夷列传”和“管晏列传”。伯夷叔齐作为王子，都不继承王位而逃跑，既追随西伯而又不食周粟，最终饿死在首阳山，孔子说：“求仁得仁，又何怨乎？”这是儒家道德抛开社会责任与行为效果，以人格操守定义文人的最典型的例子。这一点，司马迁也是认同的。而对于文韬武略集于一身的管仲，二人看法则不同。太史公说：“管仲世以为贤，而孔子小之”，又说：“管仲富拟于宫室，齐人不以为侈”。孔子小之而齐人不以为耻恰好暗示了道德原则和效率原则的相互游移与暧昧。因此，君子小人之说虽然坚固，但却留有重新注释的余地。梁启超说，李鸿章是个英雄，但仅仅是时代造就的英雄，而不是造就时代的英雄。造就不了时代，其个体能量就不能冲破道德原则的边界而无法获得成王败寇式的效率原则的护佑，于是李鸿章就只能是半个管仲，而半个管仲，无法赢得“清人不以为耻”的评判，于是只能被历史推向伯夷的反面。

文韬武略仅仅是“才”，“才”排于“德”之后，固有“德才”之说；文韬武略也仅仅是“能”，“能”位居“贤”之后，固有“贤能”之说。皇权统治的稳定首在“贤”，因为并不是每一个皇帝都拥有“能”的自信；文人集团之间的利益均衡重在“德”的约束，而不在“才”的比拼，因为“才”有天赋的因素，也并非每一位文人都有这个自信。文韬武略是中国文人既羡慕又嫉妒的小妾，多少青年俊杰因为它而名噪一时，又有多少功侯将相因为它而遗恨千古。这个意义上讲，道德不仅仅是行为规范的统称，更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和雪拥蓝关马不前互动的名义。文人用他们的宿命书写着帝国的中庸，在这个庞大而平静的链条上，读史者只能轻描淡写地自嘲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三、 信仰的溃败

汉学家费正清这样说到——中国之所以未被列强肢解，主要是这个国家的官员善于利用一国来牵制他国，这方面最有代表的是李鸿章。梁启超评价李鸿章的外交则认为——李鸿章眼界不高，他的外交精神依旧是以一国牵制他国的战国策。同时代的朝鲜王朝也是以这样的手段辗转于清国、倭国和沙俄之间的。这种无奈的辗转，出于一个最根本的前提，这就是帝国的政治统一。这个前提在帝国文官集团眼中也是最根本的。以扶清灭洋为旗帜的义和团运动得到慈禧默许以后，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慈禧和光绪逃到西安，急电在粤的李鸿章收拾残局，最终导致《辛丑条约》的签订。四亿五千万两白银换来了清国一个未被肢解的全尸。深渊也好，死亡也好，在这位清国文官的眼中，帝国政权的整体性高于一切。

人性是复杂的，历史总是有很多枝蔓。八国之变的时候，李鸿章其实是想与策划两广独立的孙中山会晤的，只是彼此存有芥蒂而未果；八十年代清俄伊犁交涉中，李鸿章也主张放弃伊犁；《马关条约》上李鸿章也在割让台澎的条款上签字。在李鸿章的心中，领土完整也许是帝国政权统一性的最后底线。而这道底线是模糊的，重要的是政权。这种心理是有历史经验可寻的。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以割地来维持政权相对独立性的例子比比皆是，在清国文官潜意识里，领土与政权在无可奈何之时便偷偷转化为两个独立的具有主辅关系的概念。而甲午惊变似乎击碎了这对儿由文人的智商和辞令导演出来的概念系统，当领土和主权的剥离再也不能在他们心中自圆其说的时候，它促使甲午惊变成为李鸿章第一次考察世界的直接原因。这一去，暗示了中国文人在世界的范围寻找自己坐标的身不由己，也击碎了中国文人自足千年的信仰和骄傲。

李鸿章的世纪之旅在中国文人管理层中是空前的。不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名号落在谁的头上，这也仅仅是个名号而已，也不管《海国图志》这类著作多么伟大，他也仅仅是书生的洞见而已，因为就执行层面而言，绝大部分问题是知易行难的。首先他必须在千军万马的书生队伍中成功渡过权力的独木桥拥有看世界的资格，而后还必须依靠文韬武略在封建道德的漩涡中被推上最高的瞭望台，然后才谈得上贯彻与执行。因此，对于帝国文官来说，涉外相对容易，安内确是不易的。电视剧《走向共和》开篇，面对军国大事的奏报，吃东西的李鸿章都不以为意，直到禀报人员说送给慈禧的印度鹦鹉出了问题，李才惊慌失措。这个场面的深意绝不是简单的阿谀逢迎所能解释的，其中的道理，每一位文人都明白。列强不明白，李鸿章外交最大的敌人不是他们，而是同样仇视他们的李鸿章的政府和他的同僚。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战斗不是简单的甲乙双方，而是甲乙丙丁……等诸多关系的总和。因此，清国的洋务运动注定没有沙俄和日本的有效，它像一个苦守空闺的老妇，裹着小脚蹒跚到阳光下，胆怯而滑稽。比起他那个横冲直撞的新文化运动晚辈，它既不务实也不够浪漫。

李鸿章在镇压农民暴乱的时候创办了第一批近代军事工业，清国四大军工企业中有三个都是他督办的（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这些官督商办的近代企业从形式上弥补了帝国的经济不足，就像北洋水师从形式上弥补了帝国的军事不足一样。官督商办的原则似乎也由此成为经济建设的成例，中国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才开始从理论上有意识去结束这个成例的。

这里有一个微妙的原因往往被我们避而不谈，这就是中国文人集团的知识系统与19世纪以后的世界知识系统相较是单一的；而这个单一的知识系统内部，重“认识”而轻“知识”的传统又根深蒂固。这是直到今天也一直存在的现象。当时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是这种认识的体现，这句漂亮话儿以辨证的逻辑和完美的语言技巧装饰着一塌糊涂的近代工业。如果说，李鸿章在出国访问之前，和其他中国文人一样，认为列强同几百年前的蒙古军队一样，仅仅是船坚炮利的不读书不知礼的蛮夷之邦，那么，出国之后，他对西洋的文明程度就只有由衷赞叹了。考察击垮了这位中国文人代表的最后的自信。四年后，李鸿章咳血而死，这是他生命中最难熬的四年。我无法想象一具充盈着信仰优越感和文化自尊心的身体在怀疑他引以为傲的一切的真实性的时候，精、气、神一点点从五脏六腑泻出的痛苦。我更无法想象一双在垂暮之年逐渐失去神采的双眼艰难地回溯他一生的脚印，并最终怀疑他追随的、反对的、奔波的都毫无意义的时候，那种绝望、无助与悲凉。公元1896年应该是所有中国文人铭记的一年，这一年是李鸿章出访欧美诸国的一年，也是中国文人的自信开始丧失的元年。这种自信的找回恐怕还要经历一段漫长的时间，等到中国文化界什么时候开始轻视国外的奖项，中国学生什么时候开始轻视留学，这份自信才算真正回来。李鸿章的死在我看来并非《辛丑条约》的急火攻心，而是欧风美雨对他三千年诗礼自信的文火慢炖。

四、弹指之间

四月的合肥，天朗气清，春风吹得人浑身发痒。中午到达了淮河路步行街李家大宅，古朴的建筑并未与繁华的街道格格不入。促销的气球和街头演出自觉地远离威严的宅门，既解释着它曾经富贵得意的辉煌，也表达着它毁誉参半的寂寞。

李鸿章故居目前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于1998年重建。现在的规模据说还不足原来的十分之一。走进大门依次是大门、过厅、中厅及走马楼。其中过厅是客人拜见主人的时候等候的地方，现在变成了李鸿章展览馆。展览分“李鸿章的青少年时代”、“李鸿章与淮军”、“李鸿章与洋务运动”、“李鸿章与外交”以及“毁誉参半的一生”五个部分。我参观的时候由于不是周末，所以就一个人，安安静静读了很多资料，包括李鸿章的手札和奏章。

中厅叫福寿堂，堂高九米，据说是目前江淮地区最大的私宅厅堂。中厅后面是我觉得最漂亮的小姐楼，小姐楼又叫走马楼，是一个封闭的回廊式木楼。由于住着家族女眷，所以叫小姐楼。参观那天，院子里晒着破旧的沙发套，一群妇女叽叽喳喳指点着我这唯一的参观者。昔日文雅端庄的小姐楼，而今喧闹着民妇的身影，有点滑稽，这就像当年的文官面对西洋科技的滑稽，其实这里面蕴含着另一种巨大的悲哀。我们争取到了一种东西，却丢掉了另一种东西，悲剧在于，我们争取的并不需要那丢掉的交换。

从老宅出来的时候，日已西斜，我开始思考李鸿章这个历史符号。《左传》有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李鸿章是因为什么而被后世铭记呢？这“三立”于他都是有限的。李鸿章在临终前的一首诗中写到：“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一个人奋斗一生，最终被普通人定义成为德薄，功寡，言微而奔波经营的一生。百年以降，心高气傲的老先生如果重回老宅，不知是否甘心成为历史教材中的一个反面符号而渐渐淡出这一代人的视野。满眼望去，周末的促销礼宾花纷飞在灿烂的阳光下仿佛他黄色翕张的羽翼抖落的纷乱毛羽，又像一根锈涩的被蛀透了的朱砂柱子在粗鄙猛烈的重低音乐曲中崩溃而激扬的琐屑。于是我找到了“中国文人”这个符号，来解释我的感慨：文人，是我们内心最强大的庙宇，文人的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然而，这尊挺立张弛了三千年的庙宇，在李鸿章与俾斯麦分别的那个黄昏，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