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的丰碑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8 05:43 编辑 <br /><br />　 　　 心中的丰碑
　　１９７０年９月我作为第一届工农兵学员来到当时的湘潭师专学习，读的是中文专业。那时师专的规模小得可怜：不仅格局小，满打满算，只有五十多亩；教职工少，只有三十多人；学生也少，在我们前面有四个培训班，一百多人，我们这一届作为大学恢复招生后第一届，仅有四个专业，即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每个专业一个班，每班四十人，共一百六十人。学校则是破破烂烂，杂草丛生，连个象样的操场都没有，看得上眼的建筑只有三个：一个是三层楼的教学楼，一个是作为当年湘潭地委办公地时建的一个礼堂，再就是只有中殿与后殿的文庙。说实话，我是一个眼界较高的人，看到这幅情景，连心都凉了。
　　至于语文专业，架子更是小得可怜，不说不叫中文系，连中文科都不是，叫什么语文组。的确，论人数只能是一个组，因为只有六个老师。令人安慰的是，这六个老师都还不借，尤其是其中的语文组长陈又钧老师，更是一位令人尊敬、爱戴的长者。
　　这是一位四十开外的中年教师，高高的身材，略嫌消瘦，讲话时略带湘乡口音。他是由省教育干校调过来的，讲授的是古典文学。当时学校的住房条件极差，他与夫人李老师（讲授政治课）及继子三人就住在操场边上的葡萄架下，前后两间房，厨房位居后院，是临时搭起的棚子。地板虽是木头的，却因年久失修而高低不平，脚一踏上去就吱吱作响。房子的通风、采光虽好，然而一到雨天，却是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尽管居住和工作条件都不好，可陈老师一家却乐在其中，从未见他有过怨言。
　　那时文革的大风暴刚过，师专经过文革的洗劫几乎是一无所有，教学条件差到不可想象的地步，除了有教室、课桌、讲台、粉笔外，其他什么也没有，上课没教材，作业没本子，读书没图书。老师和学生都明白，这是百废待兴的时期，大家都忍一忍吧。
　　陈老师讲授的是古典文学，教材自然也没有，全靠手工刻印，一般前面是原文，后面是注释。那时的打字员文化水准都不大高，多是初中生，认字有限，认繁体字就更傻眼了，而陈老师选的古文、古诗往往又有一定难度，如《蜀道难》、《六国论》、《阿房宫赋》等。打字员好多字都不认识，也不懂它们的偏旁结构，打起来特别困难。陈老师也知道难为她们了，于是就守在边上，看着她们打字。边打边给她们校正，打完后校对的工作自然也是陈老师自己来做。这无疑给陈老师增添了不少的工作量，但他却从不嫌麻烦，每次都要等到教材、讲义打印好、装订好，然后自己亲自拿着离开。因此，我们用的教材、讲义虽然全是打印件，但却很少出现格式、文字方面的差错。
　　那时教古典文学的还要兼教古代汉语，而这方面的教材更不好办，因为汉语不可能以篇为单元，只能以文字、音韵、训诂、词汇、修辞、语法等专题为单元，要自己编教材实在是难上加难。但陈老师却不辞辛劳，坚持自己编写、打印教材。而这方面的校对工作更难做，更需精细，一丝不苟。当教材发到学生手里时，几乎很难发现错误。
　　陈老师的口语虽带有几分乡音，但就湖南人讲普通话而言，还算比较准确。他的课特别惹人听，一是得益于他的姿态很潇洒，二是得益于他讲话颇有幽默感，三是得益于他功底深厚、知识渊博。不知不觉间，一堂课就结束了，学生们往往兴犹未尽，下课铃响了，也不愿意离开教室。
　　那时因为学生、老师都少，师生之间交流特别多，来往也多。陈老师本就是一个对年青人特别亲近的人，加上他住在操场边，不仅离教室近，还是走出校门的必经之路，因而去他家的同学特别多：有去请教问题的，有去闲谈的，有去讨水喝的，甚至还有去噌饭吃的，陈老师与李老师一概来者不拒，都热情欢迎，他与学生之间几乎到了亲密无间的地步。同学们既把他当老师看，也把他当亲人中的长辈看，有话都愿意同他讲，有什么难处也喜欢向他诉说。
　　两年很快就过去了，轮到要毕业离校了，同学们对老师都依依难舍，对陈老师尤其如此，握别时都泣不成声。那时还没电话，同学们为表达对陈老师的思念与关心，就时常来信问候，而陈老师又不愿意冷落了学生，只好一个个地亲自回信，结果给他平添了不少麻烦，耽误了他不少时间，可他却乐此不疲。
　　陈老师是个严于律己的人，凡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一定首先做到。７４年起，语文组升格为中文科，他当了科主任，还配备了支部书记。那时学校的管理已趋于正规与严格，清早要做早操，每天还要点名。陈老师认为正人先正己，于是每天按时起床，事先来到操场，与大家一起做早操。有时还利用早操时间召集中文科的学生讲话，或布置工作，或小结前段情况，或有针对性地提出批评与表扬，言简意赅，恰到好处。
　　陈老师为人公正无私、正直敢言，说话也直来直去。对领导、对同事、对学生，都是有话当面说，从不回避、躲闪，有时难免弄得别人不自在，有时他也意识到了讲话太直容易伤害人，于是过后向人表示歉意。然而即使这样也还免不了得罪人，因而个别人不大喜欢他，对他心存芥蒂。有的领导也嫌他讲话太刺耳，尽量回避他，但表面上还现出一幅很尊重的样子，陈老师也不以为意。
　　陈老师为人还有宽仁大度的一面，尤其对学生，他往往不计较你对他讲过什么、做过什么，评价、使用时还是出以公心。他曾多次对我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他也有不少毛病、缺点，别人对他有看法也是正常的，所以他说不要太计较别人的态度，那怕别人骂你，也总有他的理由。
　　七十年代中期，与陈老师搭挡的支部书记为人严肃，态度生硬，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比较简单，故而与学生的关系比较紧张。陈老师同他私交甚好，又出于维护支书的威信，因此难免说话、办事都向着支书。如此一来，陈老师难免跟着受累，与某些同学的关系也有点紧张，但他并不因此而改变对这些学生的态度与评价。其中有两个学生是那届成绩最好的，科里早有意思要将他俩留校任教，但又担心他们心中有什么顾忌，从而不愿留校。陈老师知道我与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于是要我出面做工作，鼓励他们留校。其中一个想通了，愿意留校；另一个则因县里给了他一个好岗位，坚持要回家乡工作。尽管他们俩人后来的去向不一，但都请我转达谢意，说谢谢陈主任、王支书不计较他们平日的无礼，更谢谢科里对他们的看重。
　　陈老师是个极富仁慈之心的长者，对学生、对下属都很关心，无论学生、下属个人、家庭遇到困难，只要他知道了，都会尽其所能给予帮助解决，而他却从不求回报。别人跟他借钱，他是每求必应，有时他竟会将存折交给你，让你自己根据需要去取款。有的学生向他借了钱，说好毕业前归还，但临到毕业却拿不出钱来，只好向他致歉，说待参加工作拿到工资后再寄还给他。但陈老师并不在意，反而安慰对方说：“不急，不急，别放在心上，还不上就算了。”
　　正因为他关心、爱护学生，所以学生在校时尊敬他、爱戴他，毕业后也念念不忘他的好处，不仅经常写信向他请安问好，有的还给他寄来家乡的土特产。我出差、指导实习到了外地，碰上中文科的学生，他们见面就问陈老师身体可好，临别时有的还托我带东西给陈老师，说是聊表心意。
　　９０年他退休了，中文系少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师，同事们开始还有点不习惯，时常怀念他。不过，就他自己而言生活还是挺充实的，看看书报，写写文章，也给中文系及学校的建设与发展出些点子，提些意见，同事们、学生们也经常去看望他，因此他总是显得健康、快乐。
　　２００８年，陈老师以８５岁的高龄病逝于长沙，师专、师院、科大的领导、老同事、老学生，都纷纷从湘潭、从外地赶到长沙，追悼这位令人尊敬的长者、君子，祝愿他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平安、快乐。
　　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能获得同事、同行与学生众口皆碑的好评，也算是人生的最大安慰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陈老师完全当得上“身正为师，德高为范”八个大字，就师德、学识而言，在老师专人的心里，他树立了一座难以企及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