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爷之死

      “你五爷得了急病，不知死活，已经送县人民医院，你去瞅一下，是么子情况。”接到这个电话的时间，应当是2003年。母亲从山寨打来的这个电话，让我一惊，仿佛我体内这颗心一下跌落到了地上。前些日子他还上好的，怎么会突然这样了呢？这非同小可。
   
      我心里有一匹马狂奔起来，把我的躯体载到县人民医院，不等坐电梯了，径自跑上四楼内科。从护士办问到病床号后，赶至病房，只见吊瓶下的五叔干瘦无肉、肤色黑青、不省人事。我心里发紧，紧得要碎：这样子和死有什么差别，完全是从土孔里刨出来的一个样！五娘深陷于悲痛之中，虽然忍着没有哭，但此前一定躲在某些角落里把眼泪流过很多了，双眼已经是两颗熟了的桃子。可怜的五娘，肯定还会流出不能计数的忧伤之泪，只是现在强忍着，因为需要从我这个在外打拼多年的流浪者身上得到支持。堂弟一脸无奈和忧愁，看得出对虽然对我有渴望，但混杂极复杂的情绪。

      不及寒喧，我马上了解五爷的情况。五娘和堂弟交叉着说话，互相补充，尽管颠三倒四、含糊不清，我还是大致弄清了基本情况。五叔得的是脑溢血，前些天还在做农活，只说有点累，得病的当天，吃晚饭时他说不想吃，很累，想睡了，一家人要他多少吃点，他吃着，碗就掉了，人一下就昏迷了，呼叫不醒。

      五爷一直有些小资。他青少年时的情形我没有打听，因此只是道听途说一点，知之不多，但自我小时就知道他有这一特点。在物质特别贫乏的七十年代，一个农民，在大家都穿稻草打的草鞋和汽车轮胎做的皮草鞋时，他经常穿着一双亮得几乎可以当镜子用的三接头皮鞋。我见到他最多的情景是他一有空就擦皮鞋，他把一个木盒子拿出中堂门口，然后极娴熟地打开盒子，把收拾得干净整齐的两把刷子、一支鞋油和两块布拿出来。那两块布，一块是普通棉布，一块是绸子布。他开始了他的技术活，其实他就是一个自我要求很高的技师，他先用一把刷子刷去泥土、灰尘，再用普通棉布擦干净，然后打上油，用力地用另一把刷子把油刷均匀，等皮鞋充分吸收鞋油后，就用双手紧抓着绸子布的两端，用力地来回打磨，直至把两只皮鞋的鞋面弄成黑镜子，才抬起头，得意地一笑，再把这些宝贝工具弄干净，收回盒子。再极享受地打量一下盒内的宝贝，盖了盒子，收回。这是他最惬意的时光。

      我知道五爷这事相当严重了，赶紧去找医生，堂弟也跟了我去。主治医师是副院长兼内科主任，我的高中同班同学。我找到他，他拿着CT片子很耐心地边用手指着片子边跟我介绍，他是颅内出血，淤血较多，又有较大面积的脑梗塞，容易引起脑细胞坏死，这很复杂很危险，必须马上做开颅手术，引出淤血。医生见多了死亡和危险，不管遇到多严重的病都是这样平静。我知道这种平静是必须的，是科学的态度，否则忙中出错，后果不堪设想，而我心里免不了很是担忧，这比五娘母子二人说的要严重得多。由于是同学，我直截了当地问，要准备多少钱？做手术有没有保障？其实，我知道后面一句话简直是多余，任何手术都有成功和失败的可能，只是因手术的不同而机率不同而已，另外也与每个病人的身体、精神状况紧密相关，做手术之前上帝也不能保证成功。同学仍然是极耐心地说，不做就没有救活的希望，做了还能碰运气，准备一万五吧，手术后如果恢复得好，用完这么多钱也就可以出院了。

      我清楚，中国是个熟人社会，有当副院长的同学主刀，技术方面基本上是县里最高保障了，剩下要做的是必须把钱准备好，至少要分批准备好，我得跟五娘和堂弟讲清楚。

      五娘用哭腔说，一定要救人，卖了锅火鼎罐也要救。堂弟讲一定要做手术，一万五，打工也找得回来。有医生的话，有五娘母子的态度，我心理自然放心不少。

      除了五爷擦皮鞋，我看得五爷最多的情形还有：农闲时节他手里一定少不了两样东西，一是白天必然提着一部收音机，二是晚上必然提着一盏马灯。那时，我们只听得到生产大队在寨子前面田塅里的电杆上挂着的大喇叭响，国家的许多大事和各级组织的声音就是从那里流出来的。这电杆上的喇叭已经是新时代的新事物，那有各色人在小盒子里说话、唱戏的收音机，我们只能当做西洋镜来看，五爷却早在大队开通有线广播前很多年就有了收音机，这实在是令人惊叹的事。而行夜路，全寨人都靠打火把，这火把的制作，有时用松块，有时用葵花杆，有时用杉树皮，这是山寨千百年来的习惯了。马灯也同样是一件很洋气的物件，它小巧、方便、防风，实在好用。五爷的这两件宝贝，太诱惑我们这帮小把戏了，每次见到他拿着这两样东西，我们都会眼都不敢眨地盯着，生怕一眨眼，它们就会魔术般地消失。我也很想拥有这两样稀奇货，哪怕有一样也好，呆呆地渴望得到它们时，五爷带着他的宝贝便走了。我知道，我没有资格得到这样稀罕的东西，因此我为我不切实际的想法害羞，但每次见到这两样东西，我没有办法克制想获得它们的念头。我始终弄不清，五爷从哪里弄来这些奢侈品，他又哪里有钱买这些金贵的东西。五爷的皮鞋、收音机、马灯远远高于当时寨民的生活，远离了当时山寨的经济基础，寨民们觉得他太荒诞、太另类、太浪费，是丫环过小姐生活。

      我们心事仍然沉重。沉默了一阵，堂弟说，要等他弟妹一起来商量钱的事。我当时的反应是想给他一耳光，因为他的潜台词是他不能单独承担这笔钱，我太了解他了。这混账东西，作为他们三兄妹的老大，还要为救他生他养他的父亲这一万五千块钱等弟妹。我心里骂道：一个长子没有担当，就是小手指；一个儿女不急救病危的父母，猪狗不如。

      这位堂弟在寨子里口碑不太好。他有了几百上千块钱，就不得了，说出的话总是砸得死人，仿佛全世界只有他有钱，别人都是家里开不起火了。而他没几块钱的时候，就好像是全世界的人造成了他的贫穷，所以谁都是他的敌人。不管有没有钱，寨子里的公益事业，家族里挂亲、修坟之类的众事，他都不乐意参加。而他有几个小钱时，老是去跟那些有余钱剩米的人赌博，弱肉强食的规律在赌场总是体现得淋漓尽致，他没有一次都是“血本无归”。然后，他心里就又多堆积了一层愤怒，家人、外人不知谁会撞在他的枪口上，反正他看谁不顺眼或谁说的话不顺他的耳，谁就会悖时。但他不会远离赌场，只会一次又一次重蹈覆辙。

      可是，这时我得忍着，因为救人要紧，不能因为我发脾气导致他拖延签字时间。我问五娘：五娘，你讲一下，要不要真心救五爷？五娘说：要，一定要！我转而对堂弟说：五娘还健在，这事由五娘做主，你是长子，一得顺老人的意，二得担这个担子。他赶紧表态：嗯，要救；嗯，要救。我听着，总感觉此话很虚。我讲，救父母，不要讲一万多块，哪怕十多万块，哪怕费用再多，也得救，这是子女的义务；再说，有五爷在，五娘就好过，能帮你招呼家里，招呼你的崽女，你可以去打工找钱；另外，这费用，你不能等你弟妹，救命要紧，早一时是早一时的事，早一刻比迟一刻好，你得赶快签字，这一万多块钱，你去打工一年不到就找回来了。他说，他们快到了。

      我真想不跟他罗嗦，只想去想办法把费用交了，尽管我当时也很困难，但筹集这笔钱还是有办法。可是，我真要这样做对吗？这样他觉得我是逼他欠债或欠人情，再说这本来是他的义务，且他不是没能力去承担，如果让他这样推脱义务，不是助纣为虐么？我抛下了一句，你自己看着办吧。然后，看也不看他一眼就走了。我认为，他还不至于不肯救他老子，只不过要弟妹分摊这笔费用。
第二天，我去看五爷时，得到了的消息是：他们三兄妹商定了分摊费用，已经签了字同意做手术。我有点佩服我这个堂弟，佩服到心里总是蹿出火来。我的同学告诉我，手术安排在明天。这手术时间安排得真快，我表示十分感谢。

      其实，小堂弟境遇不佳，刚刚结婚，一无所有。堂妹打工得了些小钱，但刚刚做了房子，也并无多少钱。依平常的了解，不用问，他们不会有任何争执。

      第三天，我早早到医院等候五爷的手术。其实也帮不上忙，大多数时间只是枯坐在手术室外，一味地闷着，像一截木头。开始还劝劝五娘，讲多了也觉得适得其反，客观上变成了在强调忧伤。便无语，只是在内心祈祷着五爷的手术能够快点顺利做好。

      五爷与他的子女之间感情很淡，其长子和他总是对立。不过他教育孩子总比朦胧诗还朦胧，绕了千万里的弯子，还是云遮雾罩。他最常用的开头语是：“外国有一个人……”或者“古时候……”。孩子们不知他要说什么，便不再听他的。可是，他对我女儿很好，每次见了总要逗她很久，逗得她极为开心，还要老是跟着他屁股后头跑。为了让她吃到山野的泡，他不顾刺蓬窠的挂扯和峭壁的艰难，努力去摘取，自己却一颗不尝。每次都是油桐树叶做了羊角粽状的包，装满一包的三月泡或者其他泡。我女儿一见到那油桐叶包，就直吵着要，他先是诱而不给，直逗够了，我女儿也急得要哭了，他才给。我女儿便更加喜欢跟他玩。此时，一惯严肃的他，开心得像个小孩。如此一来，把大家也感染了，每个人都在开心地笑。
手术完毕，同学告知很成功。我们感到很欣慰。

     我每天都去看一回五爷，每天都有新的喜色，他的脸色慢慢变好。我同学讲我五爷有着强烈的生存意识，体质基础也不错，所以恢复的速度是他当主治医生以来最快的一个，一万五千元能够让他生活自理，甚至可以做些轻的劳动。我心里当然十分高兴，人有难不可怕，能够熬过去就很好。我把这些情况告诉五娘一家，这一情况他们尽管已经听医生说过多次了，但还是喜现于脸。

      五爷自小得娇惯。满公在我的公和大公的支撑下，到长沙读过初中，后来被抓壮丁至胡宗南部队跟一营长作文书，日寇侵略中国时，他受重伤，后靠讨饭返回了家乡，文化是他找回家乡的路。后来，满公教过书、当过赤脚医生，而满奶在人民公社的食品站做饭，他们家的生活自是比普通人家滋润许多。满公目睹过太多人的死，自己也是从死神魔掌里逃脱出来的，看淡了世事，木讷寡言，对儿女言行的对错也不会多说几句。满奶菩萨似地容忍儿女的一切，尽量满足儿女的要求。五爷是长子，那时满公家收入好、负担轻，五爷最得娇惯，这是他的姐与弟所不能比的。在过于温暖的环境中生长的苗，并不能成材。五爷读书不用功，让满公很失望。五爷书没读出来，倒是学会了城镇的那些享受，把自己弄得像个小富商的少爷。

      因为五爷情况越来越好，我也忙着公差，有两三日没有跑医院。一日，同学打来电话，说被堂弟吵死了，我受不了啦。同学在电话里愤怒地诉说我堂弟的种种不是，我知道他说的是我那个大堂弟。大堂弟非要他承诺一万五能够让他爹好，要不又是让他少些钱，作为医生不可能签字承诺，也无力让费用打折。他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便像个疯子一样缠着我同学，几乎要打架。我同学最后说，现在好像是我欠了他的，我已经忍无可忍，如果我不是一个院领导，不是一个医生，一定会跟他打一架，求你来处理一下，求求你了。我丢下手上的事，立马飞奔到医院，向堂弟核实了一下情况，我同学讲的基本属实。我把堂弟骂得狗血淋头，全无招架之功、还嘴之力。我很少骂人，但这一回我真是太气了。

      五娘真是个阿弥托佛，全没主见，家里一应事件都是五爷作主。现在，五爷作不了主，儿子的翅膀硬了，她哪里有力量吹一阵风让儿子改变一下航向？

      再过了两天，同学又打来电话，说堂弟让五爷出院了。我问能不能出院。同学说不能，因为不打针消炎，会引起病变。我问堂弟为什么要让五爷出院，同学说他说已经花了九千多块钱，没有钱了，也好得差不多了，必须回去。我不同意，就跟我吵架，我真受不了，还说不能告诉你。末了，同学反复交代，一定要去乡卫生院或乡村诊所吊水消炎，一定要及时换导尿管。我问，已经走了吗？他说走了我才敢给你打电话。我立即快气晕了，瘫坐在靠背凳子上，很久恢复不过来。

      过后，我打电话给乡下的父母，要他们转告我同学反复叮嘱的话。父母说转告归转告，估计也用处不大，你那大堂弟现在已经怪你让他欠了这么多钱。我只能无语。挂了电话，呆了许久，心里很难受却相当无助。

      后来听父母说五爷很想吃肉，但我堂弟并没有怎么买肉给五爷吃。我拿了一些钱给父母，让他们代我买些肉送给五爷去吃。

      再后来，父母打电话来，说五爷死了。我说，怎么会死呢？父母说，你五爷死了，我们才晓得，你堂弟一直没给他打针，也不跟他换导尿管，怕是得了尿毒症。五爷家搬到了寨子外，单门独户，什么情况只是凭五娘和堂弟口说，他们母子各执一词，母亲说没有打针、换导管，儿子说有。想必，五娘说的是真的。我的泪立即涌出来，我想打人，却不知拳头伸向哪里。我恨谁也没用，只能恨自己，为什么不阻止中断医治的行为，为什么不设法为五叔筹集医疗费，为什么要因恨堂弟不想见堂弟而没去探望五爷，为什么不督促五爷打针、换导管……
我泪流满面。



2015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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